榆中·党史张亚衡的革命人生：五四风云 尽展书生豪气

张亚衡，甘肃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之一。原名张全定，学名张钧，字亚衡，别名驭中，1895年出生于甘肃省榆中县金崖乡张家湾村。1912年毕业于金崖小学，1913年八月与同乡张一悟一起考入甘肃省立第一中学堂。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

故事就从张亚衡赴北京求学说起。

那是1919年初的一天，张亚衡来到北京，和他一同来的还有同乡张一悟。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他们一下子很茫然。这时，张亚衡对张一悟说：“听说我们榆中有个叫丁益三的人，也在北京上学，我们何不去找他，跟他住在一起，相互间也有个照应”。

张一悟点点头说：“我来时也打听了，他住的离北京大学不太远，走！我们这就去找找看。”

俩人相约外出，竟然很快就找到了住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丁益三，三个榆中老乡相见，分外高兴。于是张亚衡、张一悟和丁益三还有其他几位榆中籍青年住在了一起，开始了他们在北京的求学生涯。

转眼间就到了5月份。5月4日那天清早，张亚衡、张一悟和丁益三等，起了个大早，个个神色凝重，张亚衡问大家：“同学们，我们今天要去干什么？”

大家齐声回答：“为国为民，示威游行！”

张亚衡又大声问：“同学们，怕不怕？”

大家又高声回答：“为国难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随着一声：“出发！”几十名青年学生在张亚衡、张一悟和丁益三等人的带领下，来到天安门前，在那里很快聚集了三千多名学生，他们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示威游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血气方刚的张亚衡，与好友张一悟、丁益三，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和北京学生一起，积极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革命事件；还参加了演讲团和国货维持会，发通电，撒传单，到街头讲演，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同学，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张亚衡、张一悟、丁益三行动积极，斗争坚决，被旅京甘肃学生誉为“榆中三杰”。

南下武昌，接受进步思想

在五四运动中，张亚衡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如火如荼的反帝浪潮，使他激动不已，他通过书信将“五四”运动的情况，以及他所认识到的进步思想，告诉给家乡的亲朋好友。

“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党当局对在学生运动中带头“闹事”的“人物”进行大肆追捕，一时间，恐怖气氛弥漫北平。张亚衡找到张一悟说：“一悟兄，现在国民党当局对你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已盯得很紧，外面风声也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还是远走他乡，另寻出路为好！”

张一悟略一思索说：“听说南方空气比较好，我们两人何不南下去试试，看看有什么出路没有？”

于是二人相约南下，考入了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在武昌高师，张亚衡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以及《共产党》、《新青年》等革命刊物。马克思主义思想，如隆冬之后和煦的春风，打开了他久久郁闷的心扉，使张亚衡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清醒认识到：“蓁棘不除则兰蕙不鲜，害马不去则骥足不展”的道理。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为了推翻黑暗统治，他“不甘作新亭泣，愿猛击中流”决心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一生。

辗转教坛，传播马列主义

1922年4月，张亚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武昌高师。1922年底，张亚衡怀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偕同好友张一悟回到了家乡甘肃。

他们两人先在凉州（今武威）中学堂任教，张亚衡一面向学生传授自己学到的知识，一面协助张一悟开展革命工作，宣传进步思想。

1924年，张亚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张亚衡协助张一悟在武威召开了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张一悟在会上作了《中国时局问题》的讲演，号召青年“关心时政，振兴中华”。

追悼会开完以后不久，张亚衡找到张一悟说：“一悟兄，由于我们宣传了革命思想，这些个反动军阀们对我们恨得牙根直痒，看来他们早晚要对你我下手。与其惨遭毒手，不如我们先保重身体，再图良策。”

张一悟见局势如此，只好暂停革命活动，正巧在这个时候，张掖县县长柴春林邀请张一悟前往张掖县协助筹办张掖师范学校。于是，张一悟对张亚衡说：“你我暂时分别一阵，我先应柴县长之邀，到张掖筹办学校，等在那边稳定之后，再和你联系。”

张亚衡遂离开武威前往青海湟川中学堂任教。

不久，张掖师范停办，张一悟返回兰州。张一悟马上函告张亚衡：“亚衡兄，我从武威来到张掖后，由于张掖师范停办，我现在又回到了兰州，望你也能回家乡来，我们共谋发展。”

于是，张亚衡辞别青海湟川中学同仁，来到兰州，和张一悟一起，担任兰州师范教员。

在兰州期间，张亚衡利用三尺讲台，继续传播马列主义思想，配合党组织的活动，引导进步青年。

1925年10月，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入甘代理甘肃省督办，中共党员宣侠父、钱崝泉等同志亦随该部来兰。根据党的指示，在兰州成立特别支部，张一悟任书记，宣侠父、钱崝泉任支委。从此，党在甘肃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张亚衡在“特支”的领导和张一悟的安排下，在军队、学生、工、农、商各界民众中展开了宣传、组织工作。在此期间，他曾在“特支”的领导下，协助张一悟办了民众夜校和甘肃政治工作人员训练所，向民众和青年进行文化教育和“新三民主义”的宣传，他还积极支持甘南拉卜楞寺藏民代表为反对封建军阀迫害来兰求援的活动，支持“藏民文化促进会”的工作。同时，在“特支”的领导下，他们还通过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这一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国民党左派及进步青年，同国民省党部内的右派分子田昆山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

离甘入陕，历经革命风雨

1927年春节期间，张一悟找到张亚衡说：“亚衡兄，前些日子，我们和田昆山等人的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你和我以及甘肃党的地下组织，很可能已经暴露了，我们将面临着很危险的情况，乘现在敌人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大家要分头行动，化整为零，向周边疏散，我已经把其他人员安排好了，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人了，看来我们两人又要背井离乡了。”

听了张一悟一席话，张亚衡仔细斟酌了一番，说：“一悟兄，革命本来就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俗话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嘛！下一步我们打算去哪儿，请组织指示，我一定照办！”

张一悟说：“按照上级指示，我和你先去陕西，到时再由组织另给我们安排任务。”

张亚衡说：“好！我们马上动身出发。”

就这样，张亚衡前往陕西。到西安以后，张亚衡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即派他去驻扎在陕西临潼雨金屯的甄寿珊部队（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十七路军第三师）从事兵运工作，公开职务是这个师的参谋，实际上担任这个部队党的地下组织负责人，他先后发展了高儒安等地下党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年6月，冯玉祥命令“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甄寿珊奉冯玉祥的命令也在其部队中开始了清党工作，政治处撤销了，张亚衡也就离开了雨金屯，撤退到西安。

1927年，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陕西省的革命形势，准备发动一场以许权中部队为骨干的渭华起义。起义中心在陕西渭南和华县一带。为了加强起义之前的准备工作，省委派了一大批干部到这里活动。

这年10月，张亚衡奉中共陕西省委的命令到华县工作。他到达华县，秘密找到了当时的地下党华县县委书记王芾南，说：“我是省委派来到华县工作的……”

王书记热情地接待了张亚衡，对他说：“张先生是省委派来的，那么就请先生高塘镇（即第一区）工作吧，那里是起义的中心地区，工作任务虽然重了些，但群众基础好。”

张亚衡对王书记说：“工作重些不怕，只是我以什么身份做掩护开展工作呢？”

王书记说：“先生别担心，这个问题我早就为你安排妥当了，高塘镇有所县立小学，先生就以县立小学教员为公开职务吧，党内你担任这个区的区委委员。”“我还要告诉先生一个好消息啊！”

张亚衡急忙问：“什么好消息？”说着，门帘一挑，进来一个男子，张亚衡回头一望，惊喜异常，大叫一声：“一悟兄啊！”说着，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原来，张一悟也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在华县工作。两位生死与共的好朋友、老战友又会聚在华县了。

在华县期间，张亚衡在华县县委的领导下，白天给学生教书，晚上深入附近贫苦农民家中做宣传发动工作。教育农民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认清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的罪恶行径。在中共陕西省委的正确领导下，1928年5月，陕西省爆发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渭华起义。起义之后，张亚衡积极带领高塘地区起义农民斗地主、斗恶霸、分地分粮，充分发挥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这一带农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叛徒告密，身陷北平囹圄

由于革命经验不足，渭华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一天，张一悟对张亚衡说：“亚衡兄，敌人现在四处追捕参加过起义的人员，你和我都在名单之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安排我们要暂时躲避起来，我前往上海参加党的会议，你也要迅速离开陕西，我建议你先上北平如何？”

张亚衡思考了一阵说：“那好吧！我就先去北平。”

张亚衡在北平改名张驭中，由于他是仓促间离开陕西的，没有转上党组织关系，又一时找不到工作，他便临时住在甘肃会馆，当时的甘肃会馆设在宣武门外南横街吴公祠内。

1929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有人敲门造访，来者竟然是张一悟。张亚衡惊问：“一悟兄，你这是从哪来啊？”

张一悟充满喜色的对张亚衡说：“上海的会议一结束，我就被党组织派到北平来了，现在在铎民小学任教呢。”

张亚衡听了真心为这位好朋友祝福。他不无惋惜地对张一悟说：“可惜我离开陕西时走得太急，没转上党组织关系。”

张一悟说：“先别急，我先向组织汇报一下你的情况，先给你安排个事儿干，其他的问题以后再商议。”

隔了几天，张一悟又到吴公祠张亚衡住处，对他说：“这下好了，我通过熟人给你找了份差事，你拿这封信到驻扎在北平西城的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二教导团，他们会给你安排个兵运的活儿。这可是北平地下党组织给你安排的一份差事，一定要好好干！”

张亚衡郑重地点了点头。

张亚衡在教导团积极工作，受到了北平地下党的称赞。北平地下党经过一段时间考验之后，根据张亚衡本人要求，1933年经周平化介绍，第二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榆中籍青年陈成义、陆长林等人先后来到北平求学，也居住在吴公祠内。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张家口联合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下简称同盟军），冯玉祥的第二教导团也被编在同盟军之内，张亚衡即随教导团参加了同盟军。同盟军在吉鸿昌、方振武将军的领导下，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先后收复察哈尔北部数县，使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大张了中华民族的威风。1933年8月，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策略，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分化瓦解，派重兵围逼同盟军，在日伪和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围击下，同盟军全体将士终因弹尽粮绝而宣告失败。

同盟军失败后，活着的将士们被迫离散四方。

1933年10月，张亚衡再次来到北平，仍和同盟军战友、同乡陈成义一道居住在吴公祠内。这期间，蒋介石的宪兵第三团在北平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和抗日青年，地下党组织也被破坏。

张亚衡返回北平以后，一时找不到党的组织，心情十分苦闷。有一天，陈成义因事进城，行至宣武门附近，遇见了以前曾经和他发生过组织关系的陈新，陈新见到陈成义，很是高兴，就问他“成义兄，你现在住哪呀？和你一起住的都有谁？”

陈成义对陈新说：“我现在住在吴公祠，跟我一起住的还有张亚衡。不过，同盟军失败后，我们两个人都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陈新马上热情地说：“同盟军失败后，回到北平的许多同志都没办法找到组织关系了，不过还好，我仍和党组织保持联系，党组织决定由横的关系介绍重新恢复组织关系。这样吧，你先回去和亚衡同志分别写个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的报告，我负责将报告送给党组织。”

陈成义兴冲冲回到吴公祠，高兴地向张亚衡汇报了他进城遇到陈新的过程，俩人都激动地写了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的报告，交给了陈新，陈新也给他俩人留下了他的通信地址。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陈新来到吴公祠，他对张亚衡说：“明天上午10点正，你在东城门外和我联系。到时我会给你带来党组织的消息。”

第二天9点多，张亚衡便前往东城门外，等了足足两个小时，仍不见陈新的人影子，他失望地回到了吴公祠。从此以后，近两个月他再也没见陈新这个人一面。

张亚衡为了尽快恢复党组织关系，和陈成义商议，按照陈新留下的住址，连续写了两封信，均没有回音。

1934年1月20日，一群宪兵突然闯进吴公祠，问都不问，就把张亚衡、陈成义二人一同捕去。在宪兵司令部里，敌人分别对了张亚衡、陈成义的笔迹，就匆匆转到法院审判。法官说：“告你们参加共产党，后又派到同盟军工作，有什么辩诉么？”

张亚衡当庭质问法官：“我们二人根本就不认识陈新这个人，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啊？你们把陈新叫来对质好了！“

法官说：“这不必对质，这里有你们的确实证据。”说着，法官手里拿出来了两份信，正是前些日子张亚衡和陈成义写给陈新的那两封没有回音的信。

就这样，张亚衡与同乡陈成义被叛徒陈新告密，以“危害民国罪”为由判处徒刑两年半，关押进了北平市河北省第一监狱，直到1936年8月26日才被刑满释放。

埋骨异乡，忠魂常留人间

出狱后，张亚衡和陈成义二人仍回到吴公祠内居住。不久后的一天，陈成义向张亚衡道别：“我想去天津另谋出路。”

张亚衡见北平局势艰险，也就同意了陈成义的想法，说：“好吧！我想去山东一趟，寻找张一悟同志，你我就此作别吧。”

到山东以后，张亚衡才得知张一悟已被逮捕入狱，在山东举目无亲的张亚衡感到无立足之地，遂又辗转回到西安。

两年半的监狱生活，营养不良加上残酷折磨，使张亚衡的身体受到了很大摧残，再加上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由北平辗转山东，当张亚衡在1937年初到达西安时，已是蓬头垢面，遍体伤病，衣服破烂不堪，活像个叫花子。

张亚衡原想到达西安后马上会找到党的组织继续工作，没想到他离开西安已经有八九年光景了，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时难以找到组织关系，无可奈何之际，张亚衡想到了他在武昌高师时的同学卫勖哉，他家就在西安啊，张亚衡想：一来暂时找一个安身之处，二来急需要调理一下自己多病、虚弱的身体。

历经周折，张亚衡好不容易找到了位于西安近郊的卫勖哉的家，当他敲开卫勖哉的家门时，卫勖哉惊呆了，他惊异地问：“你真是亚衡兄吗？真是你吗？”

卫勖哉怎么也不相信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好友张亚衡，昔日英俊精神的小伙子怎么转眼间就成了个叫花子般的模样了呢。卫勖哉以怀疑的心情左盘右问，张亚衡一再申明他就是“亚衡”，卫勖哉才把他领到了自己家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理，张亚衡的身体基本恢复。这时，卫勖哉正好在经阳师范（后搬到铜川改名为铜川师范）任教育主任。他就把张亚衡介绍到经阳师范担任教员。两三年后，卫勖哉调往华阴县云台中学（今华山中学）担任校长，卫勖哉又将张亚衡安排在云台中学当生物教员。

在这里，张亚衡像慈母一样，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他的学生，学生们都这样评价他：“讲课非常认真，讲解动物时常引用宣言故事。”“他常常和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相聚谈心，抒发其爱国的赤胆忠心，畅谈其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由于他为人忠厚，淳朴，待人诚恳，在云台中学的广大师生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942年冬天，积劳成疾的张亚衡，患了严重的气管炎和肺气肿，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尽管全力救治，但终因治疗无效而逝世在云台中学的云台宫里，终年47岁。

张亚衡逝世后，云台中学师生把他埋葬在华山脚下的公共墓地里，还在他的墓前立了一块木质的墓碑。每年清明，他的好友和学生都到他的坟上去扫墓祭祀，以表达他们的怀念和尊敬之情。

（县委党史办公室张德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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