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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中年性与当代经验——朱辉小说集《视线有多长》读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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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中年性与当代经验

——朱辉小说集《视线有多长》读札

文：何同彬

多年前，汪政先生在关于朱辉小说的评论中强调过“似曾相识”这样一种感受，指出其小说的“实在”，其创作显现的小说“传统的力量和惯性的吸附力”，以及他对故事化和戏剧化的关注（《似曾相识燕归来——朱辉小说论》）。多年后，我们再看朱辉近期的创作，尤其是这本名为《视线有多长》的小说集，首先被我们清晰感受到的，仍旧是这种始终如一的“似曾相识”，或者说是对一种纯粹、朴质的小说传统或写实传统的持守。

如果我们缩小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美学背景，把朱辉的小说创作放到南京小说家这样一个地方性写作的范畴中考量，那么“似曾相识”的审美感受可能会更加清晰或明确化。当代南京很多小说家都钟情于或善于用一种极具人间味、烟火气和市民色彩的世情小说的笔调书写自己的当代经验，苏童、叶兆言、毕飞宇、韩东、朱文、顾前、赵刚、余一鸣、曹寇等等，无不如此，尽管他们这一类型的小说在肌理或情怀上有很多差别，但在对世俗人生、饮食男女、家庭人伦、欲望情爱等日常化内容的描摹和呈现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共通性。比如，《视线有多长》这本小说集中很多小说都是当代都市情爱、情欲方面的，把这些小说与毕飞宇的《相爱的日子》《火车里的天堂》，叶兆言的《马文的战争》《李诗诗爱陈醉》，余一鸣的《入流》《不二》，或者韩东最新的长篇《爱与生》，曹寇去年发在《收获》上的《在县城》等，放在一起，他们在美学或者是腔调、气息上的某种亲缘性就会凸显出来。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小说上的世情书写特征已经形成了南京小说群体的一个小小的传统，这既与南京的地域文化特征、作家的文化品格有关，也与他们藉此形成的小说意识有关。比如朱辉强调自己的小说追求一种恰当的温度，38度，36度，就是略高或略低于正常体温，这种对文学书写与现实关系的界定与苏童的“离地三公尺飞翔”，或者毕飞宇所说的“小说内部的温度和速度不能失衡”等小说观都是一致的。

此外，我们从朱辉的近期创作，再结合南京小说家的这种世情书写的小传统，不难看出一种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浓烈的倾向，或者说是形成的一团情感和美学的氤氲，即中年性，或中年写作的特征。90年代以来，经过肖开愚、欧阳江河的阐释和构筑，中年写作这样一种话语在诗歌领域里颇为盛行，我个人感觉其中对中年性的概括和描述与小说家所遭遇的当代经验颇为一致。比如肖开愚在《抑制、减速、放弃的中年时期》所说的，“中年时期的作品中包含的太多的动机相应处于两个方向上，一个向着早期的斑斓、含混，一个向着晚年的冷峻、单调。也就是说，中年的复杂不是‘少’所产生的质的复杂放射，而是思想、内容、形式、信仰的一切方面的犹豫和困难，是两个向度上的恋恋不舍和畏惧。”还有欧阳江河说的，“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

我们看朱辉的小说，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生活遭际，以及其中弥漫的情绪，都与上面描述的中年性相契合，尤其像小说《长亭散》《止痒》的结尾，最为典型。当然，当代小说创作中类似的中年性特征比比皆是，因此，说白了，中年性也即当代性，阿甘本在定义当代性时强调，个体与时代的关系就是既依附于时代又保持距离甚至脱节，像朱辉的创作，甚至他作为作家的存在形态都显著地体现着这种奇特的当代性。而这对于作家是重要的，因为他经由这种当代性得以审视时代，死死地凝视时代，也即锻造成为阿甘本意义上的“当代人”：“当代的人是一个坚守他对自身时代之凝视的人，他坚守这种凝视不是为了察觉时代的光明，而是为了察觉时代的黑暗。对那些经历当代性的人而言，所有的时代都是晦暗的。当代的人就是一个知道如何目睹这种晦暗（obscurity），并能够把笔端放在现时的晦暗中进行书写的人。”

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再考察朱辉的创作，像这本《视线有多长》，几乎就是中国当代人性、文化尤其是城市世俗情欲的“病相报告”，社会关系、伦理关系完全被权力、资本和赤裸裸的欲望统摄，满眼皆是荒诞、荒凉和晦暗。刚才我们举例的叶兆言、毕飞宇、韩东、曹寇等相似题材的写作无不如此。但这种晦暗并不指向绝对的黑暗或者绝望，尤其朱辉的创作，晦暗并不是冰冷的，而是有体温的，是一束试图抵达我们却未曾抵达的光，在我们身边忽隐忽现。或者用阿甘本的话来说，“这种黑暗就不应该被当作一种惰性的或消极的形式。相反，黑暗表达了一种活动或一种独特的能力。”

本文发表于2016年第6期《青春》文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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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中年性与当代经验——朱辉小说集《视线有多长》读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