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日久 人物繁阜 | 两宋汴京夜市赏

宋朝是一个被历史和世人忽略的一个朝代；华夏民族文化历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义远不止此。严复曾经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

美国历史学家墨菲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年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人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年存在到9年，长于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寿命。”他认为宋朝“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亚洲史》）。

墨菲为何这样说？

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说：唐代“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髙官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

加藤繁所说的“北宋末年”，准确地说应为唐朝末年，直至五代，禁夜令流于形式，渐渐式微，民众也不太在乎了。

《花间集》中张泌那持《浣溪沙》就是一个例证，其首句“晚逐香车进凤城”，明显犯了夜禁。可同为晚唐诗人的张泌要比温庭筠幸运得多，究竞小三十岁，加之又逢乱世，显然，已不大坚持夜禁，他这才敢放心大胆地盯梢泡妞，也不必担心受到“败面折齿”的笞责。

从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的“州桥夜市”一节，我们约略知道北宋鼎盛时期的汴京夜晚，市面之繁华，商铺之稠密，钱财之富裕，物品之丰足，恐怕连当下的开封也无法相比。

“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燫肉、干脯。王楼前锥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

接下来，从朱布门的啓家从食，“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到三更”。

而“东角楼街巷”一节里，从夜到明，从天亮到天黑，宋朝的首都简直就是一个不眠之城。

“自宣德东去东角楼……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珍玩犀玉。至平明，羊头、肚肺、赤白腰子、奶房、肚舷、鹑兔、鸠鸽、野味、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饭后饮食上市，如酥蜜食、枣锢、激砂团子、香糖果子、密煎雕花之类。向晚卖河娄头面、冠梳领抹、珍玩动使之类。东去则徐家瓠荬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葛。”

在“会仙酒楼”一节中，汴京人的阔绰、挥霍，也令人惊叹咋舌。“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亦用银盂之类。”

当时酒楼饭店所用餐具，悉以纯银打造，若不富得流油，岂敢如此奢华。在“民俗”一节中，？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银器供送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

在“潘楼东街巷”一节中，“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又投东，则旧筲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士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

而“马行街铺席”一节，那夜市游人之稠密，店铺生意之红火，仕女簪戴之亮丽，车来马往之喧闹，也许只有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堪与一比了。马行街在新旧封丘门之间，长约十里，“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罝食物，不置家蔬。北食则矾楼前李四家、段家熄物、石逢巴子。南食则寺桥金家、九曲子周家，最为屈指。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夜市亦有燋酸賺、猪胰、胡饼、和菜饼、嫌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冬月虽大风霄阴雨，亦有夜市；剿子、姜豉、抹脏、红丝水晶脍、煎肝脏、給蝴、镑蟹、胡桃、泽州汤、奇豆、鶴梨、石榴、查子、棍桴、檢糕、团子、盐豉汤之类。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营干，夜深方归也”。

宋人蔡絛在《铁围山丛谈》里，专门谈到了马行街。“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之。马行街，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马行街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上元五夜，马行南北数十里，夹道药肆多国医巨富，声伎非常，烧灯尤壮观。

故诗人多道马行街灯火。”马行街之富，只是汴京一角，由此可见，汴京尽管小于唐朝的都城长安和洛阳，但其发达富足的程度远胜前朝，而在社会公平方面亦是如此，如进学之不计贫富，如科举之不问家世，如土地之不抑兼并，如用人之不限十庶，如经商之不受限制，如贸易之不禁海运，如消费之不约奢华，如文化之不计雅俗，因此，在相对和平的时期里，宋朝居民的自由程度、幸福指数，绝非前朝所能企及。

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时已南宋，对于他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况，既是难以磨灭的记忆，也是割舍不去的隐痛。

在他笔下，一切无不美轮美奂，无不弥足珍贵，这也是曹雪芹在黄叶村写《石头记》的心情，凡失去的，都是最美好的，凡再也得不着见不到的一切，唯有悔恨而已。所以，他对当年的汴京，倾注若怀旧之情。“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髙，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辇耀目，罗绮飘番。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方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意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梢神。”

虽然，“仆数十年烂赏登游，奂知厌足”。

但是，“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人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

其实，据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和宋周密的《武林旧事》，南宋的都城临安，其城郭之美，其街市之繁，其店铺之密，其物品之丰，其人烟之盛，其商贾之富，其仕女之靓，其娱乐之盛，并不亚于汴京。

而“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的夜市规模，也远超过开封。

汴京最鼎盛时，拥有一百万人口，而杭州的常住人口为一百五十万，加上流动人口，加上不断从北方逃奔故国的遗民，当超过此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固然，林升的那首《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讽刺了醉生梦死的杭城人，但生于斯、死于斯的二百万甚至更多的百姓，却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货金时代“。

然而这个好的开端，却被辽、金、元以及西夏、党项等强邻扼杀。正如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玆一样，文明永远屈服于野蛮。

一个满腹诗书、体单力薄的文弱书生，绝对打不过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赳赳武夫。这也是汉化得多一点的辽国败于汉化得少一点的金国，而汉化得少一点的女真人却败于完全没有汉化的絷古人的道理。

可这个“黄金时代”，无论北宋，无论南宋，都是坚决不实施禁夜令的朝代，也许这是最值得记住的一点。

因此，这个朝代商业之发达，贸易之兴隆，资木市场之出现，商品经济之形成，上层建筑之松动，政治体制之变化，文化生活之多样，消费模式之趋种……这一切，都来自于宋仞人一天得以掌握自己的二十四个小时，不视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约，不求人保护的自由之果。

这也就是陈寅恪的名言：“华夏民族文化历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义远不止此。严复曾经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这才是我们认识宋朝的真谛。

摘自《李国文说宋》/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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