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浙江卫视节目中心新员工：这一切，就这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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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开始投递校招简历。2015年10月23号，我收到浙江卫视的第一声问候：“您好！您已经通过浙江卫视招聘简历初选。”那时候我一个人租住在校外，偶尔去学校的操场跑步。我看到操场上奋力奔跑的学弟学妹们，竟有一种稍有不慎，就会淹没在时间洪流里的恐慌。他们还年轻，可年轻这个挡箭牌，已经保护不了我了。后有激浪，前路无卜。所以八个月后，当我正式站在莫干山路111号大门口，我舒了一口气，反倒没有肺腑翻腾的狂喜。

大学里，竺可桢老校长留下了两个问题：“你来这里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如影随形于我至此，过去没想明白，现在也是。但111号的大门更像是一扇通往现实生活的大门，进门上班、出门下班、而门内则是现象级节目的酝酿。电视台像一座被加了巨型水泵的水库，水流湍急不息，哪有时间再让我像少年一样哀伤。

在入职至今的三个月里，我经历了《言值大作战》的录制和《王牌对王牌》第二季的筹备，鲜少有时间去细细琢磨这份工作的样貌。现在执笔，发现有几个瞬间难以忘怀。

《言值大作战》的时候，我负责邀请节目的指导老师林正疆，他是辩论界的诡才，据说能与黄执中唇枪舌剑于伯仲之间。他来的时候踌躇满志，带着高尚的理想。可几次策划会下来，他发现综艺不像他想的那样，于是感到失意，后来病了一场。他与人说：我被当初跟我谈的小伙子骗了。我感到窘迫，不知道如何向他解释。综艺的盛行，是文人的悲伤。文人的悲伤，是不解综艺的盛行。其实我作为一个刚涉足综艺之人，也惯常去吐槽现有的种种。但我现今意识到，理解综艺“为什么要这样”，或许比“不能这样”更为实际。

卫视节目方案大赛，我的方案《扶摇直上的我》最终入选。但在后续的讨论会上，这个方案的弊端逐渐显现。电视行业里从来就不缺乏点子，而是在一个想法诞生之后，再多问一句，为什么要这样？稀缺的永远是观众喜欢看的点子。如果说，电影是梦想的艺术，那么电视，就是现实的艺术。电视在策划到执行的过程中，最看重“有效”二字。

说到节目的执行，有一件事情让我十分感动。

过去的我是一个独行的人。遇到什么事情都喜欢一个人扛着。言值第二期的时候，我的同事们每人都领到了与一位明星对接的任务。恰巧到我这，空了。落在我身上的，是一个萌娃与明星互动的游戏。我需要找三位很可爱的小朋友，与明星们做一个类似于你来比划我来猜的游戏。这个节目十分尴尬，尴尬在于它与节目的主体比起来，十分不起眼。但它又十分重要，因为他是整个节目唯一的一个互动游戏。第一次彩排的时候，来的小朋友因为怯场全数不能用。而当时已经是下午五点，第二天就要录制节目。仅剩的几个小时，我需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出三个超级萌娃，确保他们在舞台上能够有良好的表现，并且选好歌曲，剪辑好十五首歌曲的MV。我走过一位老编导的身边，她见怪不怪地对我说：这就是电视行业，你要习惯；我碰见一位新同事，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加油，做不好明天你就成为二线导演了。我当时也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完，蛋，了。我脑海中浮现了卷起铺盖跟大家说再见的情景。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迅速理清了做事的思路。我打开了通讯录，给每一个可能帮到我的人打去电话，老编导、幼儿园老师、亲戚朋友…… 线索一环扣一环，面越铺越广。我手头聚集了几十个小朋友的资料，为了防止小朋友上台呆掉，我甄选了其中十几位小朋友并打去电话，要求他们当晚来宾馆面试。这一次，我要一击必中。

选好小朋友，已经是晚上近十二点。我瘫坐在宾馆大厅，这个夜晚才刚刚开始。后续的工作量，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一个人的承受范围。这时候，我的手机竟然陆陆续续地响了起来，是言值第一期的月月和声音的战争组的雒成：寒石，听说你遇到了困难，你等我一会，我现在就来帮你。几位实习生开完会路过大厅，看到我一副死掉的样子，他们停下脚步：反正我们这也没事了，我们来帮你吧。

我第一次，第一次被这种团队的力量深深触动。不需要任何回报，也不需要任何理由。只因为那一刻我需要帮助，我甚至都没有开口，他们感觉到了，他们真的就到了。

凌晨两点，我不忍再让他们陪我熬着，叫他们回去休息。而我则继续奋战，通宵至天明。早晨九点，我剪完最后一段MV，直赴演播厅迎接梳妆打扮好的萌娃们，开始当天的集训和录制。

那晚，萌娃们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上场了。

他们在台上奔奔跳跳。而我意识到，这里一切，就这么开始了。

（作者：章寒石，浙江卫视节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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