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万上海知青在江西上山下乡的那十年

1968年至1978年期间，上海市大批中学生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离开家乡和父母，踏上了江西这片红土地。

上海知青们的身影出现在农场中、田野中、荒地中，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从学生到农民的身份转换。在那段岁月中，农村生活的艰辛与困苦没有难倒他们，坚强的上海知青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同时也给美丽的赣鄱大地带来了一片生机。

十余万上海知青响应号召

坐上火车来到江西

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这片红土地上“孕育”了许多革命传奇，中国革命的第一枪在英雄城南昌打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红军从瑞金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在解放初期，受到感召的上海知青们在选择其“上山下乡”的地点时，纷纷把江西作为他们心中的首选之地。

江西师范大学近现代史教研室副研究员黎志辉告诉记者，据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统计数字，1968年到1978年间，上海市共有118805名知青先后到江西下放，其中插队人数106856名，农林场和建设兵团人数11949名。“大批上海知青来到江西，首先是出于对革命老区的崇拜之情。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年上海“上山下乡”的地方主要包括了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贵州、云南等地，江西距离上海较近。”黎志辉说。

记者了解到，1969年十余万上海知青通过学校的组织安排，坐上了从上海奔赴江西的列车。李小英在回忆其当年从上海闸北车站离开家乡的场景时，仍两眼泛着泪光，“我是1969年3月17日离开上海奔赴江西省武宁县清江公社大田大队第五生产队插队落户的。”李小英回忆说，“那天下午，上海火车站广场红旗飘扬，人山人海，大家都敲锣打鼓欢送我们。当时车站的广播里不停播放《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歌曲，站台上全是送别的家属。大约下午三点钟，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列车徐徐开动，我们挥别上海，前往江西。”

江西各地提前安排

安置工作有序展开

火车载着上海知青们来到了他们即将为之拼搏奋斗近十年的第二故乡——江西。据黎志辉介绍，上海知青抵达江西后，被分配到了南昌、赣州、新余、抚州、上饶、宜春、井冈山、九江、鹰潭、景德镇、吉安、萍乡等地的73个县。

据记者了解，在上海知青们来江西之前，江西省政府就做出相应的工作安排。1969年2月江西省革委会召开了有关会议，要求全省各级革委会、广大农村干部、贫下中农和“五·七”战士，对上海知识青年做好接待和安置工作。担负安置任务的宜春、井冈山、赣州、上饶、九江、抚州等地区以及许多县、公社、大队革委会，都先后召开会议，进行了具体部署。

来到江西后的上海知青们很快就走进了各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农林场和建设兵团。被分派到江西永新县三湾公社的上海女知青游云霞告诉记者：“在来江西之前，上海政府对‘上山下乡’的知青予以照顾，每人限购一顶蚊帐、一条毛毯、一只竹壳热水瓶、一双草绿色解放鞋。我们就是带着这些简易的行礼来到了江西。我去往的永新县三湾公社较为偏远，一路上道路泥泞。第一天就让所有人预感，扎根江西的日子不轻松。”

放下笔杆拿起锄头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上海知青在江西扎根后，他们的户口也随之被落到了当地。记者了解到，上海知青们与江西当地农民一样，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鄙陋布衣。他们同样是拿起锄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开始我们暂住在老乡家里，当时的口粮由国家照顾下拨，按每人每月60斤谷子、4两菜籽油，由生产队补贴到每人头上，每年的工分约七毛钱。在熟悉了农村生活以后，我们搬到了集体宿舍，开始了真正自食其力的日子。”游云霞说。

在公社里，游云霞和其他知青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生产粮食，除此之外，同时他们还得上山砍柴，煮猪食、养猪，搓草绳、编草鞋，靠自己挣工分糊口。据游云霞介绍，劳作一天回到宿舍后，通常累得整个人都直不起腰来，本来不爱吃的粗茶淡饭此时也变成了美味饕餮，被饥肠辘辘的他们一顿风卷残云，通通扫光。农村的夜里也很难熬，夏日蚊虫十分厉害，游云霞他们被叮得又痛又痒，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伴着蛙声虫叫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

大搞生产干劲足

好人好事常涌现

劳动教育了知青，让他们获得了坚韧的力量，与老表的协力劳作，也使他们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与艰辛。

王芳是众多上海知青之一，当年她被分配到峡江县流源村马埠公社。据王芳介绍，每年三、四月是春播的时候，知青们在江西老表的帮助下开始学习耕种。老表们早已准备好了农田，手把手地教我们分秧、拿秧、插秧。六株一行，插完了后退着前进。当时山里还很冷，知青们上身穿着棉衣，插秧时卷起裤光着脚，冰凉的水冻的脚都麻了。又有蚂蝗经常袭击，吸到腿上就甩不脱，常常一条腿上挂了五六只吸饱了血的虫。多亏老表教我用手拍打，它们才乖乖地滚落泥巴了。 五六月该给水稻锄草了，每人拄一根小竹棍，脚套自编的草圈，围着稻苗在泥里穿梭。虽然累，但劳作间隙大家一起哼着小调，讲些风趣的小故事，田野里就顿时活跃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知青似乎与普通农民也没什么不同了，他们的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七月的“双抢（抢收抢种）”是最劳苦的时候，王芳他们每天五点左右就得起床出工，下午要忙碌到昏暗才挑着湿湿的稻谷收工。“那段日子里，我也逐渐能挑起那七八十斤的一担了。回到宿舍，有时也顾不上洗、吃，倒头就睡。”王芳说。

另一方面，艰苦的劳动也使知青的思想品质得到了提升。在知青下放的过程中，常常涌现出好人好事，宜春县寨下公社大宇大队上海知青班班长宋龙粉在洪水中抢救出儿童、新干的知青罗达山为农民的孩子治病、新干县鸡峰公社阳团大队知青蒋青培育出了白木耳。

知青返乡含热泪

惜别人生第二乡

一转眼，上海知青们在江西度过了近十个春秋，此时他们对家乡的思念也越来越浓烈。黎志辉告诉记者，1978年全国范围的知青大返城也席卷了江西大地。知青要求返城，并出现大批知青以各种途径返城的情况，知青问题日益尖锐。

李小英、游云霞他们也在返程热潮中，或因为考上大学继续深造、或因为工厂招工，或征兵服役，又或由于身体原因，踏上了返回故乡的路。回望在江西的十年，上海知青饱含热泪，这里曾是他们辛勤劳动的地方，这里曾是他们艰苦生活的地方，这里也曾是他们为之努力拼搏的地方，多少欢笑与泪水仿佛就在昨天，那些热情助人的江西老表就在眼前，那一段特殊的岁月被永远地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