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第一财经 马俊
编者按：
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军事强国的战略，初步呈现大拐点的征兆：对内民粹主义、对外孤立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主张开放的全球贸易，以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捍卫中国的核心地缘利益，以全球强国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
500多年以来，西方国家在欧洲大陆经历了列强争霸以及民族主义的兴起，建立了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并且通过地理大发现、殖民地开拓、战争、贸易、货币与金融体系，建立了全球秩序，这个由西方主导的基本结构目前仍然维持着，但正在演变。
第一财经的8位编辑和记者，在此向大家推荐10本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西方经典著作，春节期间逐一推出，梳理西方的地缘政治思维是如何形成，如何影响到强权的战略选择，如何导致了大国的兴衰，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全球相互依存也日益加深，科学技术的突破正在改变外交与战略的一些基本前提，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仍然有其生命力，而地缘经济、金融与货币、网络空间以至外太空空间的战略重要性愈发凸显。
如果不是基辛格博士用《论中国》一书的整篇后记，分析并批判了《克劳备忘录》，几乎没有普通人会去阅读20世纪初一名英国外交部官员所写的这份国务文书——甚至不会知道它的存在。
事实上，即使在英美国际关系和历史学界，研究克劳及其《备忘录》的专著和论文也只是个位数。在2013年以前，《克劳备忘录》全文的中译本都没有出版过。
基辛格为什么要唤醒这份被遗忘在档案馆架端、落满灰尘的历史文献?
1907年1月1日，刚刚被英国外交部提升为高级职员的艾尔·克劳向部里提交了一份政策分析文书，标题为《关于英国与法德两国关系现状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要解决一个问题：在1906年阿尔赫西拉会议上，英国将1904年《英法协约》与法国达成的政治谅解升级成政治联盟，共同迫使德国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让步。英国与法国、俄罗斯结盟，针对德国的态势客观上基本成型。那么，接下去，英国主观上要不要认可这种态势，要不要把外交政策整理到“对抗德国(扩张)”的原则上来?
克劳的结论是，要的。他说：“英德两国的敌对深深植根于两国的相对地位，英国已经如此长时间且耐心地采取的权宜之计根本无法弥合两国间的鸿沟……德国正在有意地采取一种本质上与英国的核心利益相对立的政策，英德两国的武装冲突从长远看无法避免，除非英国牺牲自己的核心利益。”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欧洲分裂为协约国和同盟国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英国和德国恰恰是两个集团各自的核心成员。克劳写作《备忘录》后的第七年，英德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作为出生在德国、母系为德国血统的英国人，克劳不会希望两个父母之国兵戎相向。作为外交家，克劳也不会希望所有的外交努力统统沦为无法避免的武装冲突之前的准备。我们可以想象，在写下“无法避免”四个字的那一刻，克劳内心应该是充满了宿命感吧。
克劳的宿命感来自在他和当时人看来无法否认的地缘政治铁律。
英国是一个拥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自治领的岛国，在当时，她还拥有绝对优势的海权。一个掌握了海上优势的国家自然会激起普遍的妒忌和恐惧，也自然容易面临被世界上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加以推翻的危险。因此，英国的政策必须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首要利益及核心利益保持一致，也就是帮助弱小国家保持独立，并且推行自由贸易。而各国独立和自由贸易的主要威胁一般来自拥有军事、人口、经济优势和扩张野心的国家(尤其是陆上邻国)。由此得出，英国为了自身安全，必须阻止任何国家拥有足以威胁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一旦某个国家出现绝对优势的苗头，英国就要把自身力量放在天平的另一端，维持均势。在克劳和当时人看来，保持海权和维持均势是地缘政治赋予英国的“天命”。
当时的德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是39个小国之中的一员(普鲁士)吞并其他38个“兄弟”的结果。而统一后的德国，则是一个对周边国家具有明显优势(如果还不是绝对优势)的大陆国家。在德国统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普鲁士精神——尽可能地扩张，让更优秀的民族(普鲁士)从原来不称职的管理者(其他国家)手里接管领土和资源，从而创造出更高的文明成果——在统一之后便形成了德意志精神。对当时的德国人来说，用“德意志利剑”扩展德意志文明生存和繁荣的空间，就构成了德国的“天命”。在德国统一之前，“天命”要求普鲁士扩张和吞并其他德意志小国。在统一后的德国登上帝国主义的舞台时，“天命”就要求德国去占据“阳光下的地盘”——海外殖民地。
在当时英国外交部的官员中，甚至在所有英国人当中，恰恰是在德国念到高中、德语流利、有很多德国亲友的克劳，最能理解当时德国人普遍认知的这种德国“天命”。所以，也只有克劳，能够敏锐地发现并承认，英国和德国的敌对，是两种“天命”的敌对。即使用《备忘录》那种带有公文色彩的语言来表达，“英德两国的敌对深深植根于两国的相对地位”，“英德两国的武装冲突从长远看无法避免”，也足以反映这种理解的悲剧意味。
也许正是这种悲剧性的宿命感深深触动了基辛格。作为中美建交的战略设计者和实施者，基辛格在思考：中美两国会不会重演《克劳备忘录》所见证的英德冲突的历史，中美两国能不能走出似乎被地缘政治牢牢锁死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基辛格的结论是，能，但是很难。难就难在超越克劳式的地缘政治的铁的逻辑。在基辛格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北大西洋共同体”做到了这种超越，而今，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和国务家们需要巨大的智慧和勇气，带领“太平洋共同体”完成对克劳的超越。
阅读克劳，理解克劳，体会《克劳备忘录》里埋藏的悲剧，也许正是走向这一超越的第一步。
明日请看第一财经王培霖推荐的《历史的地理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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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的世界》：寻求国际秩序新“合法性” 作者：周健工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不会重蹈“修昔底德陷阱” 作者：许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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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一财经 马俊
编者按：
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军事强国的战略，初步呈现大拐点的征兆：对内民粹主义、对外孤立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主张开放的全球贸易，以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捍卫中国的核心地缘利益，以全球强国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
500多年以来，西方国家在欧洲大陆经历了列强争霸以及民族主义的兴起，建立了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并且通过地理大发现、殖民地开拓、战争、贸易、货币与金融体系，建立了全球秩序，这个由西方主导的基本结构目前仍然维持着，但正在演变。
第一财经的8位编辑和记者，在此向大家推荐10本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西方经典著作，春节期间逐一推出，梳理西方的地缘政治思维是如何形成，如何影响到强权的战略选择，如何导致了大国的兴衰，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全球相互依存也日益加深，科学技术的突破正在改变外交与战略的一些基本前提，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仍然有其生命力，而地缘经济、金融与货币、网络空间以至外太空空间的战略重要性愈发凸显。
如果不是基辛格博士用《论中国》一书的整篇后记，分析并批判了《克劳备忘录》，几乎没有普通人会去阅读20世纪初一名英国外交部官员所写的这份国务文书——甚至不会知道它的存在。
事实上，即使在英美国际关系和历史学界，研究克劳及其《备忘录》的专著和论文也只是个位数。在2013年以前，《克劳备忘录》全文的中译本都没有出版过。
基辛格为什么要唤醒这份被遗忘在档案馆架端、落满灰尘的历史文献?
1907年1月1日，刚刚被英国外交部提升为高级职员的艾尔·克劳向部里提交了一份政策分析文书，标题为《关于英国与法德两国关系现状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要解决一个问题：在1906年阿尔赫西拉会议上，英国将1904年《英法协约》与法国达成的政治谅解升级成政治联盟，共同迫使德国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让步。英国与法国、俄罗斯结盟，针对德国的态势客观上基本成型。那么，接下去，英国主观上要不要认可这种态势，要不要把外交政策整理到“对抗德国(扩张)”的原则上来?
克劳的结论是，要的。他说：“英德两国的敌对深深植根于两国的相对地位，英国已经如此长时间且耐心地采取的权宜之计根本无法弥合两国间的鸿沟……德国正在有意地采取一种本质上与英国的核心利益相对立的政策，英德两国的武装冲突从长远看无法避免，除非英国牺牲自己的核心利益。”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欧洲分裂为协约国和同盟国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英国和德国恰恰是两个集团各自的核心成员。克劳写作《备忘录》后的第七年，英德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作为出生在德国、母系为德国血统的英国人，克劳不会希望两个父母之国兵戎相向。作为外交家，克劳也不会希望所有的外交努力统统沦为无法避免的武装冲突之前的准备。我们可以想象，在写下“无法避免”四个字的那一刻，克劳内心应该是充满了宿命感吧。
克劳的宿命感来自在他和当时人看来无法否认的地缘政治铁律。
英国是一个拥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自治领的岛国，在当时，她还拥有绝对优势的海权。一个掌握了海上优势的国家自然会激起普遍的妒忌和恐惧，也自然容易面临被世界上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加以推翻的危险。因此，英国的政策必须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首要利益及核心利益保持一致，也就是帮助弱小国家保持独立，并且推行自由贸易。而各国独立和自由贸易的主要威胁一般来自拥有军事、人口、经济优势和扩张野心的国家(尤其是陆上邻国)。由此得出，英国为了自身安全，必须阻止任何国家拥有足以威胁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一旦某个国家出现绝对优势的苗头，英国就要把自身力量放在天平的另一端，维持均势。在克劳和当时人看来，保持海权和维持均势是地缘政治赋予英国的“天命”。
当时的德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是39个小国之中的一员(普鲁士)吞并其他38个“兄弟”的结果。而统一后的德国，则是一个对周边国家具有明显优势(如果还不是绝对优势)的大陆国家。在德国统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普鲁士精神——尽可能地扩张，让更优秀的民族(普鲁士)从原来不称职的管理者(其他国家)手里接管领土和资源，从而创造出更高的文明成果——在统一之后便形成了德意志精神。对当时的德国人来说，用“德意志利剑”扩展德意志文明生存和繁荣的空间，就构成了德国的“天命”。在德国统一之前，“天命”要求普鲁士扩张和吞并其他德意志小国。在统一后的德国登上帝国主义的舞台时，“天命”就要求德国去占据“阳光下的地盘”——海外殖民地。
在当时英国外交部的官员中，甚至在所有英国人当中，恰恰是在德国念到高中、德语流利、有很多德国亲友的克劳，最能理解当时德国人普遍认知的这种德国“天命”。所以，也只有克劳，能够敏锐地发现并承认，英国和德国的敌对，是两种“天命”的敌对。即使用《备忘录》那种带有公文色彩的语言来表达，“英德两国的敌对深深植根于两国的相对地位”，“英德两国的武装冲突从长远看无法避免”，也足以反映这种理解的悲剧意味。
也许正是这种悲剧性的宿命感深深触动了基辛格。作为中美建交的战略设计者和实施者，基辛格在思考：中美两国会不会重演《克劳备忘录》所见证的英德冲突的历史，中美两国能不能走出似乎被地缘政治牢牢锁死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基辛格的结论是，能，但是很难。难就难在超越克劳式的地缘政治的铁的逻辑。在基辛格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北大西洋共同体”做到了这种超越，而今，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和国务家们需要巨大的智慧和勇气，带领“太平洋共同体”完成对克劳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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