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女特务的传奇，为什么不把她拍成电影？

2017年2月7日，红色女特工黄慕兰在浙江杭州辞世，享年110岁。

她是一个传奇的人物。

她，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上海滩的“一代名媛”；她，有着显赫的出身，娇好的容貌；她，是周恩来口中“党的百科全书”，是陈赓大将心中“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她，是多情才子郭沫若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的原型，更用亲身经历谱写下茅盾笔下《蚀》中的若干故事。

她，就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传奇女营救部长——黄慕兰。

师从“周南”

1907年，一个名叫黄彰定的女孩儿出生在湖南浏阳，其父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著名的“浏阳三杰”之一——黄颖初（另二杰为谭嗣同和唐常才）。

作为黄家的长女，父亲对彰定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常说：“你若是个男孩儿，定能光宗耀祖。”黄父思想开明，对女儿疼爱有加，加之社会地位极高，彰定从小便能接触到当时的各界名流，尤其是谭嗣同以及其他国民政府要员的进步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年幼的彰定。慕兰这个名字，也是因为她长大后感怀花木兰的身世，决心为国家民族奉献自己的一生而特意改的。

12岁时，慕兰被父亲送进了湖南著名的周南女校。该校前身是创始人朱剑凡的私家花园，创立于1905年5月1日，取《诗经·周南》之名，是明末清初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的女性人才摇篮。向警予、蔡畅、丁玲、杨开慧等都曾在此就读，而慕兰则是周南百年历史上极为传奇的人物。

营救关向应

1931年1月，黄慕兰调任中国人民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与潘汉年单线联系。那一年的上海地下党，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遭到严重的破坏。大批同志被捕，白色恐怖笼罩着地下党组织，营救任务异常繁重。黄慕兰的出身和社会交往，可以很好地为其真实身份打掩护。而且，她可以充分利用黄家的旧相识，如谭嗣同、唐常才的遗孤，黄兴、蔡锷的儿子等等——他们都是黄父的学生——既能保全自己，又方便营救被捕的各位同志。

只是慕兰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上任后营救的第一位“大人物”居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军委书记的关向应。

1931年初，国民党抓获了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这位掌握大量共产党核心机密的大员随即叛变，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由于事发突然，中共上海地下党仓促之中没有来得及通知大家转移，故而一大批同志被捕，这其中就包括当时正在上海领导全国工联工作的关向应。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关向应虽然被捕，但由于种种巧合，他并未暴露身份，而是一直化名李世珍，以商人的身份成为龙华监狱中的重大嫌疑分子。但是顾顺章的叛变，对中共地下常的打击近乎致命，许多领导人都是在他的指认之下被反动派枪毙，恽代英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关向应并未立即暴露，但顾顺章存在一日，关书记的情况就危险一时。所以，周恩来指示黄慕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营救关向应同志！

（关向应）

为了更好地协助慕兰开展营救工作，中共上海地下党物色了一位名叫陈志皋的青年进步律师替关向应辩护。

陈志皋可不是一般人，他出身名门世家，是清朝康熙、雍正年间著名的陈阁老陈元龙的后代。其父陈其寿曾为清廷二品大员，后在上海法租界做过十八年的会审公堂刑庭庭长，是一位很开明的法官。虽然在1931年已经告老退休，但其在上海司法界的影响力依旧深远。陈志皋从上大学时起，就受进步思想影响颇深，参加过罢课活动，也请其父保释过进步的学生和共青团员，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施蜇存、戴望舒和杜衡。由此可见，选择陈志皋，是中共党组织的精心安排。

黄慕兰心里很清楚，要想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安全的手段营救关向应，必须由陈志皋之父陈其寿出面。于是，在得到陈志皋的信任之后，她委婉地提出了面见陈老爷子的请求。此时的陈其寿病休在家，很少接见陌生人。但当他听说，黄慕兰为黄颖初之女，而黄颖初为谭嗣同旧交之时，便欣然应允。毕竟，清朝末年，士大夫之中的有识之士对谭嗣同都是敬仰有加，更何况黄颖初还曾与其一起整理过《仁学》，并一直支持维新变法运动。

在慕兰看来，正是因为父亲的这层关系，让陈老爷子在尚未见到她时，已对她留下了半分好感。听闻黄小姐是因为表哥（即关向应）被当作“共党嫌疑分子”被捕之事前来求助，陈其寿十分开明地说：“这年头，把辛亥革命的成果都断送掉了，连年军阀混战，到处苛捐杂税。共产党，共产党！哪有那么多人愿意冒着丢脑袋的危险去做共产党啊？还不都是给那些新军阀和贪官污吏们逼的吗？官逼民反嘛！”初次见面之后，陈其寿答应帮忙。

很快，陈其寿约见了负责关向应案的法官赵韵逸来家赴宴，并通知黄慕兰一同宴饮。席间，陈其寿开门见山地告诉赵法官，黄小姐已是自己的干女儿，这次是为了其表哥李世珍的案子而来，“她的表兄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什么在上海被当做‘共产党嫌疑犯’给抓起来了。可能你们抓错人了吧？有什么证据吗？口供怎么样？” 赵法官说：“没什么证据，他自己也说是个经商的。”陈老爷子顺着他的话就说：“是啊！没有证据怎么就乱抓人呢？这个案子是志皋接办的，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放了他吧！”那法官忙说：“陈老伯，我回去再看看案卷。您的吩咐，我一定尽力照办就是了。”

然而，赵法官回去之后，却并没有立即将关向应放出来了。恰逢此时，又出现了向忠发叛变一事，关向应的处境日愈危急。尽管向忠发还没有来得及指认，就被国民党枪毙了，但为避免夜长梦多，中央指示黄慕兰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营救关向应。

于是，干女儿慕兰又一次来到陈府，委婉地向陈其寿提出表哥依然在押一事。陈老爷子极为生气，斥责赵韵逸办事不力。赵不得已，说出其中原委。原来，实际上他已经决定无罪释放“李世珍”了，但与李犯同案的另一人的口供还有点出入，现在正在核对当中。陈老爷子问明了办此案的书记官姓李，有抽鸦片烟的嗜好，就叫陈志皋用他的名义，给那个李书记官送了四两最好的“云土”（产于云南的质量最好的鸦片烟土）去。于是，书记官看在陈老爷子的人情面子上，就把两人的口供改为完全一致了。关向应也终于顺利出狱。营救部长黄慕兰首战告捷。

密报周恩来

在营救关向应的过程中，陈志皋对黄慕兰产生了好感，对她展开了近乎绅士的追求。此时的黄慕兰，早已与同为中共党员的贺昌结婚，而贺昌已前往江西苏区开展工作。为了更好地营救关向应，黄慕兰对陈志皋隐瞒了自己的丈夫贺昌的存在，只提及前夫，已经牺牲的中共党员宛希俨，并未提及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不明就理的陈志皋便深深爱上了这位与自己的家庭门当户对，与自己的价值观相近的美人。慕兰将此事禀告了上级，得到的答复是，与陈志皋的交往将有助于地下党的工作，批准二人交往。

渐渐地，陈志皋将黄慕兰视为自己的女朋友，带着她出入一些场合。而黄慕兰则正好利用这些“鱼龙混杂”的机会，于不经意间获得极有价值的情报。向忠发叛变，帮助周恩来转移，就是其中最惊险的一次。

那是1931年6月22日下午，陈志皋约黄慕兰去看电影，因为时间尚早，二人便找了间咖啡馆休息。刚坐下不久，便看到陈志皋昔日的同学、同寝室好友曹炳生推门而入。曹炳生学习的是法文专业，毕业后一直在法租界的巡捕房当翻译。老友见面，分外开心，你一言我一语地谈笑风生。

忽然间，陈志皋不经意地问到：“最近巡捕房有什么新闻吗?”曹炳生压低了声音说：“有啊！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六十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齿，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是悬赏了十万块钱才抓获的，这赏金真高呀！”听闻此语，一副漫不经心搅动着咖啡勺的慕兰心中可谓惊诧不已。她对自己说：“这绝对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情报。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赏金十万，那必定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如若叛变，对党又是一场灾难。”

曹炳生告辞之后，黄慕兰借口头痛发作，让陈志皋送她回了寓所。与陈志皋交往以来，每当不想赴约之时，黄慕兰都以头痛为托辞，所以并未引起陈志皋的怀疑。回到寓所后，慕兰火速联系了潘汉年，说有要事相告。

在等待潘汉年前来的这段时间里，慕兰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回味曹炳生所描述的相貎，在自己脑中进行拼图核对，以便尽快确认此人的身份。她将自己所认识的湖北籍的党中央领导人进行排查：董必武？不是酒糟鼻，也没有九个手指头。陈谭秋？没金牙……究竟是谁呢？情急之间，脑海中闪过一个名字：向忠发！他确实有酒糟鼻，还镶了满口金牙，而且他的一个手指曾被人砍掉一点，乍一看像是只有九个手指。正在这时，潘汉年也赶来了。黄慕兰将曹炳生的话转达了，并坦陈了自己的分析判断。潘汉年同意慕兰的分析，认为此人非向忠发莫属。

潘汉年将此情报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几位重要领导人火速转移。就在当天夜里，向忠发带领国民党特务到达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寓所，没想到，却扑了个空。

曲折的情感

（上世纪30年代，黄慕兰与陈志皋的结婚照）

黄慕兰16岁时，曾经有过一段包办婚姻，所谓的丈夫是个“抽鸦片，打丫鬟的二世祖”。受到新式教育的慕兰自然不愿意与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她在18岁时逃婚出来。幸而黄父黄母都是反对封建思想的人，对于女儿的婚姻不做强求。

1927年，年轻的黄慕兰致力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并认识同为革命家的宛希俨，后者为《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真实身份为中共地下党党员。婚后不久，慕兰便有了身孕。然而，在她生下孩子之后三天，丈夫就上山打游击，再也没有回来。

第三次婚姻，发生在1928年底，丈夫为时任中央委员的贺昌。那时的黄慕兰已经调任上海，因为宛希俨的牺牲，慕兰一直郁郁寡欢。贺昌在与她的工作接触中，经常以战友和宛希俨好友的身份劝慰她，帮助她振作起来。最终，二人秘密结婚，这次婚姻也只上报给了周恩来同志。在慕兰看来，贺昌跟宛希俨一样，都是她的革命导师。1931年，贺昌主动申请去江西苏区。而黄慕兰出于营救工作的需要，只身留在了上海。后来，贺昌为掩护红军大部队长征而壮烈牺牲。

第四次婚姻，丈夫就是在关向应案中大有作为的陈志皋。1931年与贺昌分别后，丈夫音讯全无。当陈志皋两次向她求婚时，她都心心念念着贺昌而拒绝了陈大公子。但是，为了营救更多的同志，陈家是绕不开的坎儿。总有新的同志需要营救，慕兰只得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陈志皋和他的父亲。渐渐地，陈其寿已将她视为儿媳，陈志皋更是对她紧追不舍，地下党组织也允许二人结合，以便于日后的工作。黄慕兰便做出牺牲自己，嫁予志皋的决定。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位“一代名媛”却因为多年秘密的地下工作而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因为工作需要，曾经脱党的她，遭到别有用心者的冷眼相待，因为与潘汉年的单线联系而牵扯到“潘杨案”中，两度获罪入狱，关押了整整17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她才在邓颖超的帮助下顺利平反，并任上海市政府参事。

一百岁时，老人出版了《黄慕兰自传》，揭开了中共地下党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晚年的黄慕兰在西子湖畔过着规律而闲适的生活。在她的脸上，看不到曾经的辉煌，也见不到过去的苦难。一切，都是过眼云烟，轻轻散去。在黄慕兰105岁生日时，周南女校送了她一阙《卜算子》，老人觉得那就是对她一生的概括：“两百载人生，才过百零五。识尽沧桑不识愁，依旧潇湘女。 大笔写春秋，豪气惊风雨。侠骨柔肠桑梓情，岁岁香如故。”

（黄慕兰104岁生日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