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联社记者告诉你西方媒体如何按需要剪裁巴以冲突报道

【编者按】3月6日，专门颁给非虚构作品的加拿大RBC泰勒奖今年颁给了艺术史家罗斯·金（Ross King），得奖作品是《疯狂的魅力：克劳德·莫奈和睡莲作品》。除了《疯狂的魅力》，刚刚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南瓜花：士兵的故事》也是该奖最终入围的5部作品之一。

《南瓜花》的创作源于2014年8月，马蒂·弗里德曼以前美联社记者身份在脸书上发了一篇名为《圈内人带你走入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中》的长文章，他指出，国际新闻界对以色列的报道有很多偏差，而这只会让世界对那块土地发生的事情依然无知。之后，马蒂·弗里德曼将更多对中东地区现状的深刻思考融入自己最新的作品《南瓜花》中。本文摘选自《圈内人带你走入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中》一文，由作者通过中信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使用。

马蒂·弗里德曼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提供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以色列的新闻。我是从一个内部人士的角度得到这些线索的：2006年至2011年年底，我作为记者和编辑在美联社耶路撒冷分社工作。我从1995年开始住在以色列，1997年开始从事报道当地新闻。

以色列的历史有多重要？

员工投入是判断一起事件在特定新闻机构重要性的最好标尺。我在美联社任通讯记者时，这个机构有40多名员工，负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区域的报道。这比美联社在中国、俄罗斯或者印度要多得多，甚至多于撒哈拉以南地区50个国家的员工之和。

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前，美联社在该国的常驻记者仅仅是一支特派员队伍，因为美联社的编辑认为，叙利亚战争不及以色列的1/40重要。我无意挑剔美联社——这个机构能代表平均水平，适合用于举例。一旦以色列形势紧急（就像今年夏天，指2014年），记者们常常从危险致命的冲突地带转移。以色列几乎仍胜过一切。

新闻报道的实际伤亡数字，相比于整个事件来说甚至小得有点荒谬。例如，在2013年全年，巴以冲突中有42人丧生，而那基本是芝加哥一个月的凶杀被害者的数字。耶路撒冷，这座国际知名的冲突之城，去年的暴力致死事件比美国一座相对安全的城市波特兰还要少。相形之下，过去三年（2012—2014）的叙利亚危机中有19万人死亡，而一个世纪前就开始的阿以冲突有7万多人丧生。

尽管如此，新闻机构还是觉得发生在以色列的冲突比去年（2013年）1600位巴基斯坦妇女被杀更重要（271人被强奸，其中193人仍然活着），比刚果大屠杀重要，比中非共和国或者墨西哥的毒品战争重要（2006年至2012年间死亡人数：6万人），更别说大家都几乎没听说过的印度或泰国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生的冲突了。他们认为，以色列是最重要的事件，或者十分接近。

1967年6月，以色列和毗邻的埃及、叙利亚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了“六日战争”。东方IC 资料

关于以色列的故事，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是？

一个在国际新闻社工作的记者明白，在巴以关系中重要的是以色列的历史。如果你追随主流话语，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关于巴勒斯坦社会或意识形态的真实分析。西方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从以色列边境取得一块领土，实际上舆论是有助于他们的，尽管每个与巴勒斯坦人接触的人都知道情况（在我看来）实则更为复杂。他们是谁和他们想要什么不重要：他们作为政党的被动受害者，这却很重要。

例如，腐败是诸多巴勒斯坦人更迫切关心的问题。但当我和其他记者有一次提议写这个主题的文章时，却被领导告知巴勒斯坦的腐败问题没那么重要（最终，我们报道了以色列的腐败问题）。

以色列的行动是值得分析和批判的，每一点发生在以色列的小风暴都会被热烈地报道。 从2011年11月8日到12月16日，我数了数这七周时间里，通讯社对于以色列社会道德缺陷的报道篇数——比如，关于以色列出台提议来压制媒体、正统派犹太教徒力量日益壮大、未经授权搭建军事哨所、性别隔离等等——一共有27篇独立的文章，平均每两天一篇。即便保守估计，这七周的总数也高于对巴勒斯坦政府和社会重要事件的报道，其中甚至算上了三年来关于哈马斯的新闻。

当时哈马斯已经赢得了巴勒斯坦选举，成为那片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参与者之一。即便如此，我在美联社期间，报纸也从未提及《哈马斯宪章》。和今夏的事件联系起来，旁观者可能认为，哈马斯近些年在加沙民用基础设施下修建军用设施的举动，能让我们看到下一场战争的展开形式，以及给无辜民众带去的损失，因此是值得报道的。但事情并非如此。哈马斯的炮台本身并不重要，可以被忽略，而以色列准备袭击他们，这一决定却很重要。

关于哈马斯企图恐吓记者，近期也有不少讨论。记者团队里，任何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恐吓是真的，我作为美联社编辑时也亲眼见到过。2008到2009年的加沙动乱，我亲手抹去了一个关键细节（哈马斯的手下伪装成平民战斗，并被算进了平民的死伤数中），正是因为一位在加沙报道的记者受到了恐吓。

很多在加沙的记者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记录以色列施在巴勒斯坦民众身上的暴力恶行。这是以色列故事的本质。另外，记者往往在截稿线的压力下工作，也常面临危险，很多人并没有掌握当地语言，对发生的事仅有个核心的了解。他们会依靠巴勒斯坦的同事和帮手，而这些人对哈马斯或畏惧，或支持，或二者兼有。记者甚至不需要哈马斯的手下来让他们删掉那些使简单故事复杂化的事实。

所以，正如你想的那样，那些极少数报道了哈马斯武装以及今年夏天发射在平民区火箭的记者，都不是来自在加沙有固定分部的新闻机构，这也并非巧合。他们往往是相对更无章法、处于边缘、刚到不久的新手，比如某个芬兰人，某个来自印度的队伍等等。这些可怜人并没有拿到“报道须知”。

2016年7月26日，约旦河西岸，几名以色列士兵在被摧毁的巴勒斯坦人定居点前巡逻。视觉中国 资料

还有哪些不重要的？

2009年初，我的两位同事得知，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向巴勒斯坦当局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和谈请求，但巴勒斯坦人并不满意。这件事没有被报道，但它曾经（或理应）是当年最重大新闻之一。记者们从两方都得到了确认（其中一人甚至见到一张地图），但社里的高级编辑决定不发布这条新闻。

一些员工相当愤怒，但也无济于事。我们之前的口径是，巴勒斯坦人非常温和，以色列人却很强硬而且愈发极端。如果报道了埃胡德·奥尔默特的和谈请求，正如过度深挖哈马斯一样，会让我们之前的口径显得荒谬。所以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依照指挥忽略了它。

这次的决定让我明白了一件以色列故事的读者都应该清楚的事：你读到的内容由一些人决定，而这其中很多人将自己的角色视作“政治性”而非“解释性”的。报道是一种武器，放在他们支持的一方，随时取用。

当以色列故事以这种方式被构建，它就显得与周边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毫无关联。国际新闻中的“以色列”，似乎跟伊拉克、叙利亚、埃及不处于同一个存在地缘政治的世界中。以色列故事不是报道当下发生的事。它有别的内涵。

当地时间2015年5月12日，加沙，巴勒斯坦孩子在屋顶废墟上眺望。视觉中国 资料

一张古老的空白屏幕

几个世纪以来，无国籍犹太人如同避雷针，汇聚了来自全世界多数人的恶意，成为所有“坏”的象征：你认为贪婪是不好的？那么犹太人贪婪。怯懦？犹太人是懦夫。道德败坏是犹太民族的核心品质，是他们曾经在基督教传统中扮演的角色，也是欧洲社会最初了解或关心他们的唯一原因。

像很多20世纪在友好的西方城市长大的犹太人一样，我已经抹去了这些对祖父辈的焦灼的记忆，而这个夏天发生的事却让我和很多人明白这样做有多么愚蠢。当今的西方世界认为这个时代的问题在于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比起大多数国家，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作恶更少，善行却多，但当人们在这个后殖民、后军国主义、后族裔的全新梦想世界中搜寻时，它却成了罪恶的代言人。

记者作为负责“向世界解释世界”的人，认为犹太人的战争比任何其它事都更有报道价值。他们将以色列的犹太人描绘成明显错误的一方，他们删去能够证明犹太人行为正当性的种种证据，再将敌方的真正面目遮掩起来——他们希望传达给读者的，无论有意或无意，都是犹太人是这世界上最糟糕的民族。犹太人是恶魔的代言人，是文明人从小就被教导要深深憎恶的群体。国际新闻报道只是一场道德戏，主角是大家早已熟悉的恶人。

一些读者或许记得2003年英国参与入侵伊拉克，它带来的后果是三倍于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死亡人数。然而英国的抗议者却愤怒谴责犹太人的军国主义。那些在伦敦和巴黎的白人，他们的父母或许不久前还在仰光或阿尔及尔享受黑人的服侍，也在谴责犹太人的殖民主义；生活在曼哈顿或西雅图的美国人，谴责犹太人迫使巴勒斯坦本土居民搬离家园；俄罗斯记者谴责以色列军队残暴的策略，比利时记者谴责以色列对待非洲人的方式。几年前，以色列为被占领的西岸的巴勒斯坦工人开通了交通运输服务，但美国新闻的读者只会看到以色列“种族隔离巴士”的报道。

如果世界误解了以色列，谁会在乎呢？

以色列不是一个概念，不是善或恶的象征，也不是晚宴上对言论自由的测试。它是一个地处世界危险区域的狭小国家，而且正愈发陷入危险。它应该和所有其他地区一样被同等地审慎报道，放置在社会环境中被合理理解。以色列并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故事之一，甚至在中东也算不上，无论下一个十年里这片地区的形势如何，以色列对其的重要程度相当于二战中的西班牙。以色列是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一个并不重要却莫名承载了不寻常的情感发泄的地方。

很多西方人怀念过去评判犹太人道德缺陷时的那种舒心，随之而来的熟悉的优越感，也能作为不得不面对沮丧而困惑的现实时的调剂。他们会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犹太人的问题，也的确是他们的错误，不过记者们却是冒着信誉毁于一旦和丢饭碗的风险卷入这些幻想的。最后奥威尔会告诉我们，世界总是乐于在虚晃的玩乐中自取灭亡。

作者以本文为起点撰写了《南瓜花》一书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