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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就义90周年｜军阀可以绞死他们，却绞不死共产主义

4月28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英勇就义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今天，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一批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本文记述李大钊及与他一起慷慨赴死的范鸿吉和张挹兰两位革命英烈的故事，以此来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

李大钊：

面对拷问“概不知之”

就义前的李大钊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出生在河北乐亭县。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由于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李大钊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北洋军阀多次通缉、抓捕他。1926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接受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警察抓到了一名在街上散发传单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李渤海。李渤海叛变投敌，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党员名单供出。

1927年4月5日夜，按照张作霖的密令，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带着警察秘密制定了抓捕李大钊的方案。

4月6日清晨，大批军警直扑东交民巷使馆区。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里屋伏案办公。片刻，屋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工友阎振山闯了进来。

军警们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30余人，还抓走了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和李大钊的两个女儿。

被捕的当天下午，李大钊就被审讯。在狱中，李大钊并不是倔强的“硬碰硬”，而是采取迂回的斗争方式。对于提问中有关国民党方面的问题，李大钊如实讲出国民党市党部在全国设立的情况，但是当时奉系、直系军阀控制的地区局限于北方，即使张作霖知道了国民党在南方设立党部及其大体组织情况，也是无可奈何；对于张作霖等控制区域内国民党的有关问题，李大钊则以简短的“说不清”来应对。而他所提到的国民党要员均已离京南下，奉系、直系军阀也是鞭长莫及。

对于共产党方面的信息，李大钊在“供词”中只字未提。从当时的报道看，李大钊是共产党的领袖几乎人所共知。他坦然承认自己反对现政府、拥护农工利益的政治立场，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计划“联俄反奉”、集中哥老会等具体任务予以坚决否认；他介绍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却否认与团组织接头，否认了解团组织的具体情况。

当时的报纸也报道，李大钊在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

在李大钊入狱后的第6天，也就是1927年4月12日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在中国大地开始了，血雨腥风从上海开始，淹没了1927年中国的春天。蒋介石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28日上午11时，特别法庭不顾各界人士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突然宣判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死刑。下午1点，李大钊等20人分坐6辆囚车，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一个庞大的绞刑架下。

此时的李大钊身着棉袍，镇定自若地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了最后一张照片，从容地看了看风中摇曳的绞索，第一个登上了绞刑架，第一个从容就义，时年未满38岁。

范鸿吉：

“最勇敢的战士”

就义前的范鸿吉、李大钊和张挹兰。

范鸿吉，1897年出生于湖北省鄂城县(今鄂州市葛店镇)一个职员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918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20年3月，邓中夏、罗章龙、范鸿吉等人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支持下，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的革命团体。

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为书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北京大学的党组织，亦是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第一个支部。范鸿吉是这个支部中的活跃分子。

1922年8月，范鸿吉和高君宇等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指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便同国民党及其他社会团体和爱国人士结成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接着，即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名义，在报上发表了《启事》，宣告了“凡有志民权运动的兄弟姊妹都一律欢迎。”8月24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400余人。范鸿吉参与和组织了这次大会，推动了北方民权运动的发展。

1924年，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范鸿吉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成为重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积极分子。1925年12月，高君宇陪同孙中山到达北京。高君宇约范鸿吉、赵世炎共同筹划国民会议促成会，范鸿吉欣然同意，并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

1926年初，全国人民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张作霖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团结国民党左派，组织和领导了多次国民示威大会。1月初，范鸿吉发表了《起来，打倒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文。文章中他指出，五卅惨案的起因，是由于日本人在上海、青岛对中国同胞的虐杀。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罪行，文章号召广大民众起来，打倒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联合革命的武力以驱除恶魔！

3月14日，北京举行了30万人参加的反日大会。17日，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18日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会后分为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李大钊率领赵世炎、陈乔年、范鸿吉等100余人，到国务院去见段棋瑞和贾德耀(国务总理)。守卫不许他们进去，并用刺刀刺伤多人，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愤怒。

3月18日，北京总工会等200多个团体，10余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帝示威大会。李大钊是大会主席之一。他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四”的热血，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并组织了2000多人的请愿团。范鸿吉也是请愿团的领导人之一。当李大钊、范鸿吉等率领请愿团走到执政府的东辕门时，突遭反动军警袭击，一时血流满地，死者47人，李大钊和范鸿吉等200余人受伤。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北洋军阀政府命令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李大钊、范鸿吉等人。

4月6日，范鸿吉和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和革命群众60余人被捕。

范鸿吉入狱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坚不吐实。4月28日，刽子手将李大钊、范鸿吉等20人一起绞杀。

范鸿吉等英勇就义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发表悼念文章，称赞李大钊等20人是“最勇敢的战士”，将为中国人民“牢记不忘”。

张挹兰：

绞刑架上唯一的女性

与李大钊同时遇难的国共两党人士。一排左二位范鸿吉，三排右二为张挹兰

1927年4月28日下午，和李大钊同时遇难的20位烈士中，有一个女子，被敌人残暴地绞杀了。她就是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妇女部长张挹兰。

张挹兰，1893年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西乡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

五四前夕，受新潮流的影响，激发了张挹兰探求知识的欲望，不久考入北京一个私立补习学校，1924年从北大预科毕业，升入北大教育系学习。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的领导机关转入地下。4月，北京特别市党部再次进行改组，张挹兰当选为执行委员。为了进一步开展妇女运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决定在北京办一个妇女刊物——《妇女之友》和一所职业学校——缦云女校，作为妇女运动的阵地。1926年9月，张挹兰担任该刊主编。

《妇女之友》1926年9月创刊，直到1927年4月李大钊、郭隆真、张挹兰等被捕，缦云女校被查封，才被迫停刊，先后共发行12期。通过《妇女之友》这块园地，唤起了在黑暗中呻吟挣扎，忍受痛苦的妇女，使她们从沉寂中觉醒，团结起来，有组织、有领导地用集体力量，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4月初，在北京空前的大搜捕中，张作霖调动大批便衣侦探以及武装警察，首先秘密逮捕了散居在外的革命者，张挹兰就这样落入魔掌。

4月28日上午10时，敌人的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李大钊、张挹兰等20位革命者立即处以死刑。当天下午，他们被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处以灭绝人性的绞刑。张挹兰是20位殉难者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最后受刑的一个。

关于她当时是怎样英勇地走向刑场的情景，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顺天时报》中这样记载：“……第三辆车为女犯张挹兰及邓文辉同坐，下车时张挹兰面现喜色，昂首挺胸而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临危不惧的英雄。……那样的坚定刚毅，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对敌人充满了仇恨和蔑视，对革命的胜利流露出无限的信心。”

本文原刊于《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2017年4月28日20版，原标题为《和李大钊一起慷慨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