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柴达木兽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神秘柴达木兽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柴达木兽（Tsaidamotherium）是一种体型中等的麝牛类牛科动物，生活于晚中新世早期。柴达木兽的角的形态十分特殊复杂，可称之为“角器”：顶骨之上有一个大的圆盘形的骨质结构，称后角盘；真正的角心退化，位于角盘之前、眼眶上方，并且两侧角心不对称。这种近似“独角”的角心形态在所有牛科动物中绝无仅有。最早的柴达木兽化石发现于中国青海柴达木盆地，是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组建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布林教授在德令哈地区的托素湖地区首次发现，柴达木兽材料稀少，并自步林1935年首次报道以来，一直再无此类化石发现。而2014年2月在甘肃临夏盆地柴达木兽的发现也是相隔七十多年之后的该类牛科动物的第二次发现。
柴达木兽复原图
柴达木兽头骨及下颌线条合成图（a）和头部复原图（b）
临夏盆地的柴达木兽新种——短吻柴达木兽（T. brevirostrum）在年代上与属型种大致相当，但新种的真正的角心部分更加退化，额窦缩小位于角器之下，代表了一种更加特化的类型。新种的发现还补充了柴达木兽的面部特征，包括鼻骨极度退缩并增厚，鼻孔侧缘生长赘生骨疣，上颌骨短而高等等，这些面部特征同样特化而罕见。
短吻柴达木兽（Tsaidamotherium brevirostrum）雌性头骨
在临夏盆地所发现的晚中新世柴达木兽化石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史勤勤博士所发现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科学：地球科学（英文版）》（57卷2期）上。
短吻柴达木兽（Tsaidamotherium brevirostrum）正型标本
通过这次在临夏发现的化石研究发现，柴达木兽的角器后部形态类似现生麝牛角心基部的赘生骨疣，因此其角鞘形态可能也与麝牛角鞘基部类似，呈圆形隆起，而非常见的直立角鞘。尽管柴达木兽的角盘与头骨的纵轴之间存在微弱的扭转，但角盘本身及头骨都为对称结构。柴达木兽的面部很短，鼻孔窄高，表明其或许与现生高鼻羚羊、羚牛类似，具有一个扩大的鼻腔，以适应相对寒冷的气候环境。临夏盆地的柴达木兽化石产地位于盆地的西南边缘，其环境特征或许与盆地中央稍有不同。虽然柴达木兽的化石材料十分稀少，但其分布范围较广，并有可能分布于青藏高原北缘的狭长山林地带。
这些珍贵化石的发现对于青藏高原及柴达木地区古环境、古气候等方面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将半个多世纪前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尘封往事再次展现出来，对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个地理探险大发现时代的许多故事，很多人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现简略在此予以介绍：
1927年3月初，得到中国北洋政府许可、正准备率队西行到内蒙、新疆等地考察的瑞典地理探险家斯文赫定遭到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停下脚步，与当时刚成立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进行谈判，几经周折，最终达成协议，共组中瑞合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也称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The Sino-Swedish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 of China)。
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迪化城外宴请新疆政要时合影
外方团长：斯文赫定
考查路线图
这个考查团有中、外方团长各一。外方的团长是斯文赫定，中方的团长是北大哲学教授徐炳昶。中方队员开始共有10名，除徐之外，还有清华大学教授袁复礼、北京大学地质系助教丁道衡、历史系助教黄文弼、华北水利工程师詹番勋、北京历史博物馆照相员龚元忠、北大学生（后转为北洋大学学生）崔鹤峰、北大物理系三年级学生马叶谦、二年级学生李宪之、一年级学生刘衍淮。此外还有三名采集员庄永成、白万玉和靳士贵。后来参与该考查团的中国学者还有中央研究院的年轻学者陈宗器（1929年加入，直到1933年）、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学生郝景盛（1930年4月加入，在团里待了一年）、中央大学地理系的学生徐近之和胡振铎（1931年加入，在团里待了一年）。
丁道衡（左一）与西北科学考察团
这个团的工作原定期限两年，后来实际延期到1933年。
此次考察在地质、地理、气象、古生物和考古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中国团员而言，比较突出的包括丁道衡在内蒙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在新疆调查了各地的矿藏。袁复礼在新疆、宁夏等地采掘到大量的爬行动物化石。其中包括新疆二齿兽、布氏水龙兽、赫氏水龙兽、魏氏水龙兽、袁氏阔口龙、袁氏三台龙、奇台天山龙和宁夏结节龙等。一次考察发现如此众多的爬行动物化石，这在以往还是不多见的。袁复礼、丁道衡、詹蕃勋、陈宗器在考察中都绘制了大量地图。陈宗器还对罗布泊的轮廓和它的变迁经过做了测量和考察，这是地理学上很有意义的一件工作。郝景盛则是我国较早在青海和甘南作植物地理调查的使者。黄文弼对吐鲁番交河城雅尔崖古墓葬区的发掘以及罗布泊北岸土垠遗址的发现，也是非常出色的考古工作。
负责气象考查团的北大学生合影。左起：马叶谦、刘衍淮、崔鹤峰、李宪之
外国团员在此次考察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斯文赫定在所到之处都进行了地理测量，并绘制了路线图。多名外籍团员在许多地方作了三角测量，绘制地图。德国人狄德满(H. Dettmann)、瑞典地质学家安博特(N. Ambolt)测定各地的经纬度。瑞典地质学家那林(E. Norin)和安博特在新疆和青海做的地磁和重力测量，是我国西北地区最早的地球物理学工作。德国气象学家郝德(W. Haude)带人在内蒙的额济纳河（葱都尔）、乌鲁木齐、库车、若羌建立了四个长期的气象站，在包头、吐鲁番、和田、莎车等地进行了短期气象观测，并在天山、阿尔金山和昆仑山中建立了十处短期的山地气象观测站。这批观测站的建立为开辟西北航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瑞典地质学家贝格赛(G. Bexell)在内蒙的泰布其和阿拉善北部之乌托亥发现大批恐龙化石，同是瑞典地质学家的布林(B. Bohlin)在内蒙的乌拉特后旗的宝音图发现了原角龙和甘肃北山地区发现微角龙。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F. Bergmen)等在额济纳河沿岸发现一万多枚居延汉简，是上个世纪我国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西北科學考察團里的氣象學家在釋放測風氣球，作沿途各地的氣象考察。
中國西北考察團中瑞雙方團長徐炳旭〔左一〕斯文•赫定〔中〕與袁復禮〔地質學家〕在研究工作
此次卓有成效的科学实践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国际合作，是一次在中外交流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科学活动。在长期的相处中，中外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1932年，为了纪念“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功考察，中华民国政府发行科学纪念邮票，在中国这是第一次。不仅如此，由于“西北科学考察团”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签约行事的，开创了外人来华考察团必须与我方签约的先例，刘半农先生称之为：“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
至1933年11月最后一名团员回到北平，合作考察历时6年之久。1933年考察结束后，斯文·赫定受聘中国铁道部，率公路考察团再赴新疆考察两年，至1935年2月结束。故有人将此段也归入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范畴。
（以上资料摘自《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 作者：罗桂环）
1933年，考察隊的汽車在土中陷入泥濘，團員們正在努力使汽車脫離困境。
后记：半个世纪前的这些前辈们的故事及其卓有成效的发现，对于我们现在国内蓬勃发展的户外产业应该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我们沉醉于以娱乐为主的户外活动中，虽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不是能给予自己在户外行走中更有意义的一面呢？！
更多精彩，尽在“柴达木旅行”！
关注“柴达木旅行”，关注被世人遗落的大美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