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办公室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文_闻涛

导读：官员办公室是处理公务、为人民服务的场所，因地域、工作单位、职务高低、个性等不同，官员的办公室在大小、方位、陈设方面也不尽相同。这些办公室是众多办公大楼的小小部件，有时并不起眼，却不经意间给官员和民众之间带来心理的区隔，甚至折射出当地的官风和工作作风，比如官员办公室门难进、脸难看现象层出不穷。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过去领导干部的办公用房很多都超标准，包括很多地方建设豪华办公楼等，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腐败的一个重要领域。“有些问题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特别突出，比如超标准占用办公室、退休以后还占着办公室，这些司空见惯的情况，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负担。”

着眼于官员的办公室，并非对他们进行吹毛求疵式的审视，也并非小题大做。民众焦虑的背后，更多的是对官员廉洁的诉求、对官民平等的渴望，以及对官员改善作风并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期待。

▊▊官员办公室该有多大

官员办公室的大小似乎不该是个问题，因为这和他们是否勤政为民无必然联系。然而，不管从现代政治理念出发，还是遵从“尔俸尔禄，民脂民膏”的古训，官员的办公室大小问题亟须厘清。

根据1999年《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通知》，官员们办公室的大小与职务级别直接挂钩。该标准规定，省级及直属机关里，省级正职官员每人办公使用面积54平方米，省级副职42平方米。正厅级24平方米，副厅级18平方米，处级12平方米，处级以下6平方米。在地市级及直属机关里，市级正职每人32平方米，市级副职18平方米，处级12平方米，处级以下6平方米。在县级及直属机关，县级正职20平方米，县级副职12平方米，科级9平方米，科级以下6平方米。国家发改委2009年公布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与上述规定基本相同。

且不论这样的标准是否能够得到严格落实和有效监管，可以预想的是，中国各地差异太大，一刀切的标准，难以涵盖复杂的现实。各地办公楼建设和公务员编制、数量情况，有许多客观差异，即使同样面积的办公室，装修情况也可能差异巨大。

一名西部省份的县政府办主任透露，在他这个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办公室面积都是60平方米，副职的县领导要小一些。也有个别地方，会给县委书记或县长安排三间办公室，除办公室和休息室外，外面再加一间秘书室。不过根据规定，县级干部不能配备秘书，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实际中，实权大、强势部门官员的办公室，明显大于同级别的其他官员。例如，山西省科技厅副厅长郭春林和老干局副局长郭世卿的办公室，都只有16平方米左右。两位副厅级官员的办公室不足临汾市公安局局长安占功的四分之一大小。

除了大小，官员办公室的装修和设施也值得关注。2009年11月，北方某新区即将挂牌成立，几名工人对室内安装的设施表示惊叹。如该楼2401号办公室，房间东南朝向，最外面是一个大办公室，里面还有一间休息室和一间洗浴室。大楼内有四间办公室洗手间安装了高档坐便器，冬天能热水冲洗。

对于官员办公室的装修标准，各地规定不一。辽宁省规定，办公室家具配置标准是，省级、厅（局）级、处级、处级以下分别不能超过2.3万元、1.4万元、7400元、3050元。2006年，南京市出台了《市级机关办公用房装修和办公设备配备标准（试行）》，规定市长办公室的家具不得超过1.5万元。

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执行并不严格。审计署2011年年度审计发现，四川省三台县新建政务大楼，最大一间单人办公室面积66平方米，超出县级直属机关科级干部使用面积9平方米标准6.3倍。

▊▊腾退的困惑

“你的办公室真的需要那么大吗？”有媒体记者询问多名受访的一把手是否办公室真的需要很大。有官员回答“实事求是地说，用不了那么大”；有的则解释说“平时开局党组会，也在我办公室，太小了不行”。

这样的解释显然难以为办公室超标开脱。反观国外的一些办公室，则会给人带来另一番“惊讶”。英国首相在唐宁街10号的官邸历史悠久。这栋建于1680年的建筑，见证了众多风云人物的治国经历。由于它面积狭小，长年缺乏维修，历史上不少首相都不愿意入住。由于英国首相的办公室太小了，而且还老旧，排水设施差，时常弥漫着阴沟异味，还经常闹耗子。2006年政府不得不拨款对“唐宁街10号”进行加固维修，但并未大兴土木，只是修修补补。爱丽舍宫，被称为法国第一宫殿，其二楼是总统的办公室和生活区，每一届新总统上任，主人都会根据各自的习惯与爱好，对爱丽舍宫内的装饰进行调整或改动。但总统的个人意愿也不是随心所欲，必须与国家家具管理委员会和文化部专家共同商榷，方可拍板。

为解决办公室超标问题，2013年7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要求超过《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原国家计委计投资【1999】2250号）规定的面积标准占有、使用办公用房的，应予以腾退；领导干部在不同部门同时任职的，只在主要工作部门安排一处办公用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全面清理腾退超标办公室行动在全国展开。

在山西，大多数官员采取了腾大换小的方式应对此次整改。孝义是山西省吕梁市下辖的县级市。在孝义市检察院，检察长王贵勇退出了他的大办公室，此前的办公室面积为117平方米，严重超标。

然而，腾退的过程有很多困惑，比如如何严格落实标准？空出来的办公室怎么办？

在孝义市检察院，如何安排副检察长们的办公室，一度成为难题。院办公楼内最小的房间是22.2平方米。副检察长们都是正科级，按规定只能每人9平方米，但每个人分管的工作不一样，而且有些工作是保密的，共用一间办公室会影响工作。

山西另一名基层官员也反映，在县级机关，科级干部基本都是重要职位，每天找的人很多，多名科级官员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人员进进出出，相互干扰十分明显。

超出这几个平方米，如果隔出来，怎么用，这成了难题。显然，若机械执行1999年的国家标准，一些地方又会花费更多资金改造原有办公用房，拆墙、砌墙、打洞开门，甚至购买新的办公设施。

另一问题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修建的办公楼，最小房屋一般在15~20平方米。2000年后修建的办公楼，最小房间在20~25平方米左右。这种房屋构造，导致最小房型都超出国家标准。

实在没有符合国家标准房间的地方，则不得不几名官员合署办公。孝义市检察院检察长王贵勇换进一间只有22.2平方米的新办公室，因为仍然超标十平方米，科员武世刚被安排与他一起办公。

领导和普通干部一起办公，自然有些不方便的地方。在和孝义同属吕梁市的柳林县，出现了没有下属愿和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薛保平共用一间办公室的情况，薛保平只好继续“超标”办公。也有的单位为应付检查，在办公室多放几张桌子，说几个人合署办公。

“是否真的合署办公，这个不太好查。桌上随便丢点文件，你去检查他不在，另一人说他外出了，不好认定。”山西一名基层纪委官员说。

上述情形在山西普遍存在，也是全国清退办公用房的难点。孝义市的政策是，只要不超过6平方米这个最小单位，允许部分官员办公室超标几个平方米，但这一做法并未得到上级认可。

空出的办公室怎么办？山西一名基层科级官员反映：“很多单位腾出的办公用房并未被收回，多被原单位以各种理由占据了。”

在太原、临汾和孝义三市，仅孝义市检察院将腾出的办公用房上报等待处置，其他市及部门，均以不同理由将腾出的办公用房进行了二次分配，改为会议室、资料室、活动室等。有的临时砌一堵墙，挂上了“党员之家”的牌子。

▊▊官员办公室里的真问题

如果严格按照腾退的标准来，难免陷入两难困境，甚至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零和博弈，最终不了了之。若如此，官员办公室的腾退便容易陷入形式主义。

官员办公室，除了大小，里面的一些讲究也常成为街谈巷议。比如，某省一位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服务过三任县长。三任领导先后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他透露：“第一个领导，看了看办公室，要求把椅子和电话换掉。后来给他换了把两百多元的椅子。第二个领导上任时，也要求换椅子，于是也换了把他喜欢的转椅。第三个领导上任后，没提要求。我主动跟他说，椅子还是换一换吧。”

这可能并非个案。在一些地方，官员很看重办公室的座椅，前任坐过的椅子，现任领导一般不会再用，尤其是前任出事或离任得并不太光彩的时候。这位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说，他在安排领导办公室时，不仅要注意领导对办公室的喜好和禁忌，还要注意排序和方位。

类似的讲究，不是官场独有，并略带着一些中国文化的印记。其实，对于民众而言，官员办公室大小只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即可接受，关键是这部分开销要公开透明；里面的讲究也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官员能否在其位，谋其政；能否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邓小平曾针对干部特殊化问题指出：“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

2013年年底，湖南卫视《新闻联播》连续推出的系列报道《县委大院》引发热议。镜头里，湖南一批县委大院，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下，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与当下很多豪华办公楼相比，显得有些“寒酸”。这样的办公场所，被称为“最美县委大院”。比如：湖南省蓝山县委大院，一间办公室挂两三个牌子，十来平方米摆五六张桌子，通过四五十厘米的过道还得小吸一口气；溆浦县9栋办公楼大都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的甚至还是百年前的县衙，唯一装饰一新的是2011年改造的信访接待中心；石门县委大院里只有4栋办公楼，走廊光线昏暗，老式木地板踩上去吱呀作响。

石门县委书记董岚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县委大院修得富丽堂皇，感觉好像改革开放的成果首先被干部享受了。”衡东县委书记程少平则称“党政机关不能搞成衙门”。

在美国，很多官衙都是几十年不变的老房子，而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县，县政府在一栋商用楼里租用办公室。不是这个县穷得盖不起楼，而是他们把预算都放到了改善民生上。加拿大中央和各省政府的办公室也好不到哪里去。加拿大联邦众议院和一些省政府的办公室，官员们的办公桌仅比中学生的课桌略大一些，有的会议室甚至还不如我们某些乡镇政府的会议室。

革命年代，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可以在延安的窑洞里办公，最终赢得民心，建立了新中国；而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被曝光长期在豪华酒店办公，最终因贪腐黯然落马。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办公条件的改善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最美县委大院”的走红，并不是因为其建筑的陈旧和办公室的简朴，而是当地政府秉持着富日子穷过、先富民后享受的执政理念以及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种藏富于民、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值得称道。三千多年前，召公在一次巡行中，地方官员要群众腾出房屋让他休息，召公马上制止，并说：“不劳一身而劳百姓，不是仁政。”之后便在路边的甘棠树下搭了个草棚受理民事，听讼决狱，而且夜宿于此。此事从此被传为美谈。

因此，我们关注官员的办公室，其大小和装饰自然应成监督的内容，因为这关系到公帑和特权，但切不能顾此失彼。例如，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曾因历届县委在土坯房办公引起广泛关注，不料在以办公条件简陋出名的卢氏县，后来爆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卖官案”。我们所期冀的是：官员办公室的细小变革，能够渗透着民众的力量，能够满足不断高涨的民意诉求。

(来源：第50期《清风》杂志，原标题“官员办公室的民意诉求”，本文部分内容引用了《南方周末》《羊城晚报》《人民日报》等媒体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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