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第15个记者节：要做大时代海边的拾贝者

2011年：认识一位父亲

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记者”这个职业的魅力，是在2011年6月，亲历一场生命悲剧的采访中。

那时我还是一名见习记者，前一天刚接到市民打来的求助热线，东营市西营村一个9岁男孩失踪了。

跟踪采访三日后，男孩的尸体被警方发现了，证实是因捕鱼落水身亡。我们赶到现场采访时，男孩的尸体正被一点点打捞上来，他的父母就坐在桥头的地上，死讯已被确认，两人原本还抱着的一线希望，这回彻底破灭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男孩的父亲。前一天采访时他没露过面，按照邻居的描述，这是一个嗜酒如命的赌徒，孩子的意外跟他的不负责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些先入为主的评价，我也提前给他贴上了“赌鬼、不合格的父亲”的标签。

然而，当听说我是记者时，这位与我素未谋面的男人突然朝着我哭了起来。他说：“昨晚我在河里趟了一夜，他很机灵，不可能自己掉进去的……”他像多年积压的洪水突然找到了出口，絮絮不止的诉说着自己的悲伤，甚至对我这个陌生人说起了埋藏多年的隐痛：他十四岁就没了父亲，童年的伤痛才令他借酒精麻醉自己，如今四十岁又失去儿子，他说自己“一生命苦”……

我这才注意到他浑身上下全是泥，为了找儿子他在河里趟了一夜。原来这不光是一个赌博喝酒的父亲，还是一个找了儿子整整一夜的父亲。此时，在他所遭遇的人间苦难面前，像邻居一样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判他有违新闻的专业精神。正是因为面对面的采访，我对这个被邻居咒骂的男人有了更多认识，也开始对身为记者拥有的话语权有了更多敬畏。采访常常是一个“拂尘祛魅”的过程，面对当事人和围观者的揣测和论断，记者唯有不抱偏见的观察和倾听，对采访对象的交托和信任心怀敬畏，才能还原事实，也给新闻当事人以真正公正的呈现。

2012年：报道血友病人

2012年，我在采访东营血友病人的生活时对这一点有了更多体会。血友病人，这是一个体内缺少凝血因子，因而出血后无法止血的群体。因为行动不便，怕受歧视，他们多数隐居在社会的边缘，从未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很多血友病人因病导致自闭、赤贫或残疾，也有人自杀，境遇令人同情。

《直击东营血友病人生存现状》的系列报道推出了这个群体的故事，文风煽情，不少读者都说看到报道后很受感动。报道发出后很快引起了强烈反响，东营医院第一时间为这个只有几十人的群体引进了药品，政府发放救助金18万元，成立了血友病关爱协会，使孤独四散在角落的血友病人第一次有了“组织”。不过，在这次煽情、苦难式的系列报道之后，我渐渐发现，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同情贫弱者，也许会陷入另一种“不客观”。

在广饶采访5岁的血友小佳乐时，他骑着玩具小马朝我冲过来，我第一秒的反应竟是“不能让一个病人这么玩，一旦摔倒后果不堪设想”，在头脑中剥夺了小佳乐作为一个正常孩子玩耍的权利；在大王镇采访年轻的血友小义，他亲密的用脚尖碰一下我的脚，我的第一反应也是“他就不怕把脚尖踢出血来？”

在这篇系列报道结尾的记者手记里，我写下了自己的这些困惑和反思：血友病人之所以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融入社会，很大程度上跟我们脑中的成见有关。哪怕“同情”这类看似慈悲的字眼都是自上而下的，充满自以为是的优越感。血友病人需要的仅仅是平视，平视带来理解，理解为他们换回正常人所该有的尊严。

一位血友病人之后告诉我，被疾病困扰了30多年的他，因为这篇手记里的“平视”一词第一次感觉到生命的价值感，一个残障者不必再为自己的残障感到自卑。

不贬损，也不拔高，如实呈现新闻事实的脉络走向和当事人的心理处境，报道自会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2013年：贵州支教采访

2013年，我和同事怀瑾去贵州山区支教采访时，就将上面的反思用在了采访中。

按照通常的理解，“支教采访”是城里人去山区扶贫，焦点应对准在“贫困”。我们却在呈现当地的经济、教育现状的同时，将不少笔墨用在记录山区孩子尚未被科技消弭的快乐、淳朴天性上。我们观察着城市和山区孩子的差别，也对比了那些早早辍学打工的少年，和当地靠上学走出大山的少年的命运。

“支教绝不单指城里人居高临下对山里娃的帮助，并非一种生活强行介入并试图改变另一种，而是两种生活形态的交流和互助”，而教育的真正意义，也不是非要“引导孩子走出大山”，而是“让他们有机会看到山外的生活，也有自由去作出人生的更多选择。”

这篇报道引起一些读者的反思和共鸣，也让我们在采访时渐渐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客观，继而真正的悲悯和体恤被采访者的命运。

“那条小鱼在乎”

在我去贵州支教采访前，曾与一位长期去山区帮扶贫困儿童的志愿者有过一次交谈，她支教多年，很多人曾问她“你做这些有什么用，不还是有那么多人吃不上饭、读不上书？”

每当这时，她会给他们讲一个故事。就用这个故事结束我的这篇手记吧：

在傍晚的海边，成千上万条小鱼搁浅在沙滩上，就要被太阳晒死了。一个小男孩捡起一条条鱼，用力扔回大海，路过的很多人都不理解，劝他“傻孩子，这么多小鱼你不可能救过来的。”

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

“这条小鱼在乎！”小男孩一边说着，一边拾起一条鱼扔进大海。“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

其实，作为一名普通的晚报记者，我和同事们每天都在经历着这个城市的大小故事，每个故事无不印证着那条小鱼的故事。我们越来越强烈的感到，一个记者的职业道德就是遇到一个人，一件事，就尽全力呈现这个人、这件事，就像那小男孩拼尽全力捡起自己遇到的每条鱼扔回大海一样。

一个记者当然不可能去到所有的地方、采访遍所有的人，就像一个人不可能穷尽整个海洋。不过，我们却能够透过海边捡拾到的一条条小鱼和贝壳，一窥这个时代的全貌，在这个大时代的海边，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还有无数个等待我们去倾听的声音。每倾听一个声音，就还原一个故事，每还原一个故事，就拥抱一个灵魂。这一个个的故事其实才是我们的城市和时代，而这一个个人，活着，并且敢于做梦，才有我们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