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现场之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鲁迅

近几年，接连出现了很多“反思”、“重新观察”孙中山的文章，在某些居心叵测的人笔下，孙中山已经从一个伟人渐渐变成一个争议人物，甚至是“小人”、“卖国贼”。这些非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孙中山“大言无实、利用黑帮、勾结日本人”，是个小人；二是孙代表的暴力革命派，打断了立宪派、维新派的改革进程，其过于“激进”的举动让中国经历大动荡与大破坏，实乃“民贼”。两个观点看似成立，实则漏洞百出，根本经不起推敲。

“中日盟约”证据不足，革命之艰他人难懂

围绕第一个方面，诋毁者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孙中山向日本允诺“满蒙任取之”并且有所谓的“中日盟约”，并且将所谓的“中日盟约”等同于袁世凯的二十一条。

《中日盟约》问题的经过在于，1915年1月日本政府以赞成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要求中国接受其“二十一条”要求。包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延长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的租借期限至99年；聘用日本人担任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所需军械半数以上向日本购买，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由日本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湖洲之铁路；日本对于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包括船厂）有贷款优先权，等。因为这个原因，孙中山马上于2月5日与陈其美一道，和日本人山田纯三郎等先行订立了《中日盟约》，内共11条，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相近。如盟约规定:“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 “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国家之事业”等。在发现袁政府刻意将消息泄露，引起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应，日方大举增兵中国进行威胁，孙甚至更进一步于3月14日具名写信给小池张造，将此盟约送交日本外务省，恳切表示:贵政府与袁政府的交涉手段，只能暂时给日本带来收获，却必定会使日华之疏隔日益扩大。而《中日盟约》，则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友好问题。

所谓的“中日盟约”

可笑的是，这个所谓的“中日盟约”也是日本方面抛出来的一个单方面的东西，仅凭日本山田纯三郎回忆录《支那革命和我》中有所记载就可以给孙中山“定罪”吗？未免让人觉得证据不足。日本人在提出一系列的观点时的造假习惯已经众所周知，一个可以公然美化侵略历史的国家提出的任何关于历史的证据都是值得商榷的。

况且在当时的中国，日本既然已经通过逼迫袁世凯获得了“二十一条”中的无耻利益，又怎么会公然跟已经不是中华民国总统的孙中山签订一个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呢？

关于这份来历不明的“中日盟约”本身就无法定性真假，根本不能作为否认孙中山的证据。然而，之所以有人相信这份盟约的存在，确实也是因为孙中山早期希望得到日本人的帮助，争取更多的革命基金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我们对历史的讲授或说明，往往太过简单化。简单化到动辄只提供给读者一方面的历史，让其只知其一，不其知二。比如对孙中山，一般的传记和评说都只谈其如何爱国，如何伟大，却不谈其赤手空拳打天下时，只能求助日本和财团。爱国并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的，要落实到实际之处，白手起家搞革命就必须谋求列强援助这一条路可行。而列强为其提供援助当然绝不是因为道义，都是要谋求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而孙中山几乎是身无长物，能用以交换枪支弹药的，就只有许以一部分国家利益。

任何历史事件都要还原到其特定的历史现场去审视。在当时国人脑子里根本没有形成完整的“中国”概念，当然也没有领土主权的概念。辛亥革命爆发前，孙中山等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没有将满蒙等地区纳入其“恢复中华”的版图。我们可以看到，在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是这么解释他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主张的：“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1906年孙中山又说：“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可见在当时孙中山的潜意识中，满蒙的确根本不属于“中华”。在 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说到：“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己经做成。”“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欧之固，从无分裂之虞。”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的革命是要恢复满清入关之前明王朝的情形，大致相当于清代十八行省的范围，这个范围没有包括现在的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还不到当时中国领土的一半。1908年，共进会把他们的旗帜定为“十八星旗”，正是这种想法的集中体现。

然而辛亥之后，孙中山对民族观念有了改变。身为执政者之后的孙先生，根据国人的要求，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张。1912 年1月1日，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中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同年8月，在谈及外蒙的分裂问题时，孙中山对《大陆报》记者明确说：“小国今日势孤无劲，末便兴兵。满蒙实有不可收拾之势，目下不得不暂待时机。数年之后，兵力充足，领土自可恢复。设此四万万人于数十年后不能恢复领土，则华人无保存国家之资格。余以为恢复己失之领土，而求助于邻判，似不甚可靠。”显然，辛亥之后孙中山的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坚持满蒙是中国领土，坚决捍卫中国的领土完整。

因此，虽然孙中山为求外援不得不答应日本一些无理要求，但是也坚持了原则底线，不再说给予领土，只说可给予特殊利益或者“管理权”。比如1915-1916年孙中山和上原勇作密谈时说的就是“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并说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最是赖”，但与此同时，孙中山明确声明：“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领土，吾等坚决维护固有的主权，虽寸土亦不容侵略。”同时他于11月16 日致电袁世凯，坚决主张对于俄国与外蒙私自签订的《俄蒙条约》“万不可承认，当出以最强硬之抗议”。

孙中山对日本的侵华野心并非没有察觉，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讲演中就说：“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海陆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日本或者因为时机未至，暂不动手；如果要动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国。”他也曾尖锐的批评“二十一条”，称其“差不多完全把中国主权让给日本了。在这种协定底下，中国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属国，日本的陪臣国，恰和日本从前在高丽所用方法一样……乃日本竟强行占据胶、青，无异强盗行为！日本可为强盗，吾国断不能与强盗交涉，更不能承认强盗有强夺吾国土地之权利……二十一条款和军事协约，是日本制的最强韧的铁锁练，来绑中国手脚的。……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

从此处可以看到，孙先生虽然为了求外援采取了一些妥协和让步，但绝不能冲破自己的底线，这一点跟袁世凯是完全不同的。袁世凯已经获得了大总统的地位，他接受 “二十一条”并不是为了接下来的革命，而是希望得到日本人支持他称帝的幻想。反观辛亥之后的孙中山，从未拿领土做过筹码，而对于一切想侵占中国领土主权的企图，他都予以强烈的抵制。即便是1923年为了取得苏俄的援助，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签订的《孙文越飞宣言》，同意“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但他还是明确坚持外蒙主权应当属于中国这一前提条件，“坚决反对蒙古代表参加俄中会议，反对蒙古独立”，并迫使越飞明确承诺：苏俄无意“使其与中国分立”。包括后来面对野心日益强大的日本，孙先生还是摆出了强硬的态度，他曾说过：“余本主张‘二十一条’应作废。日本并应于租借期满后，退出满洲各地。”在他的临终遗言中还专门提到：“我们对日本主张的问题，最少限度：（一）是废除日本和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使台湾和高丽最低限度获得自治。”

革命的艰难岂是外人能获知的？况且，更加不能用今日之眼光看往日之过往。特定的环境下的无奈之举，并不能成为给一个真正伟人定罪的证据。污蔑孙中山的人，无非是偷换概念，因为一点小事的争议而否认了孙中山整个一个人对革命做出的贡献。

改革无力回天，革命岂能温和

有一种说法：“武夫可打天下，但治国还要靠文人，这一推论且不有历代的经验为证，单单是孙中山就可以成为教材，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可谓沿袭了中国传统专制的思想，他毕生的努力几乎体现在革命上了，而所谓的革命，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暴力战争，说到底，做了近乎一生的无用功。孙中山可以被称为空想家，而不能是合格的思想家，可以被当做武夫，而不是优秀的革命家……”

且先不说这种说法的逻辑有多么混乱，就一个证据即可反驳。《书屋》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探究日本留学生对孙中山的印象及其发展变化。在日本的留学生一开始也以为孙中山是一个不通文墨的大胡子式的草莽豪杰。随着交往的深入，日本留学生后来都明白孙中山先生与旧式绿林草莽截然不同，而是一个有思想、有文化、相当西化和现代化的革命领袖，绝不是一个所谓的 “武夫”。

清政府数次自救的改革行动都因为各种理由破灭了，无论是来自帝国统治高层对于权力的守护和对思想转变的恐惧，改革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总是收效甚微。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失败，让人们原本被燃起的希望彻底变成绝望。

青年孙中山受到两种思潮的影响，一是农民战争冲击现存社会制度，打击清朝；一是维新运动介绍西方先进民主主义思想，要求立宪，建立议会，发展资本主义。当然，孙中山知道他们的局限，农民是皇权主义者，打倒皇帝当皇帝；维新派则是要拥戴一个开明皇帝，然后在君权下进行适当改良。

孙中山在决定革命之前也希望能通过改革实现富强。他曾经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在中国解除封建主义对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束缚、全面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并根本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那时，中日战争正在进行，李鸿章在芦台督师，得到他的上书，只是随便地说了一句：“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的回到上海，……所有的希望完全成为泡影。恰恰是因为这次上书的失败，使孙中山通过自己亲身的实践，破除了过去在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方面存在的一些幻想，认清了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从此，孙中山就头也不回地作为中国民主革命派的鲜明的旗帜，立即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革命之路显然不可能温和进行。这是由于孙先生的多次革命，一方面对清廷构成了巨大的压力，逼着它们不得不在政改方面作出更多让步并加快脚步；另一方面也逐渐唤起了国内民众要求民权的意识。假如没有孙中山先生多次革命的推动，清政府的立宪进程会有后来那么快吗？假如没有孙中山先生多次革命的推动，国内民众的权利呼声会那么快形成立宪潮流吗？

李鸿章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这已经是一种莫大的时代进步。当人们从被统治被奴役当中彻底转变了思想时，无论事实上是否实现，都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然而，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可以放心的君子，他的野心随着他所掌握的权力变大而愈发膨胀。孙中山一度认为袁世凯“狡猾善变”，但因希望借助袁氏力量尽快推翻清政府，一直对其有所顾忌，不仅身在英国时就曾推荐袁成为总统，就职之后仍称是“暂时承乏”，对袁世凯“虚位以待”。

于是，在袁世凯迫使溥仪退位后，孙中山按照约定于2月14日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并举荐袁世凯接替总统一职。但为防其背叛共和，特意与之约法三章：临时政府设在南京、袁必须到南京就职、必须遵守临时政府的法令。此后，孙中山在共和大局已定的信心之下，表示自己“十年不预政治”，而要用这段时间，修筑20万里铁路。

就在孙中山为崭新的共和国奔忙之时，新生政权表面的平静之下暗流涌动。一边，宋教仁高调宣扬责任内阁，鼓吹多党选举；另一边，袁世凯也在收紧权力。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均取得绝对多数，32岁的他俨然政治明星。但很快，星光陨落。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被刺杀于上海沪宁车站。此时，孙中山尚在日本，正因建设事业“尚无头绪”而情绪低落，闻听血案，大惊，立即于25日返回上海。孙中山坚决主张武装讨伐袁世凯。但是，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很少有人赞成孙中山的决议，认为应该诉诸法律，查明真相。就在国民党内部互相争论之时，袁世凯已集结兵力，向南方进攻。这样的局势下，争论已成多余。孙中山发起了“二次革命”。战火再起，共和成为泡影。

二次革命最后失败了，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众多党员流亡东京。经历了失败的孙中山开始重新思考共和的含义。更让他神伤的，是实现真正共和的途经与方式。经过思考，他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国民党的涣散。由此，他决定建立一个信仰纯洁、纪律严明的新党。

孙中山等人由上海经台湾赴日本时在轮船上留影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以期“扫除专制政治，实现完全民国”。新党要求党员按指印，立誓约，宣誓绝对效忠总理孙中山。孙中山的众多左膀右臂均拒绝加入该党。也因此，这一点被污蔑孙先生的人所诟病。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就曾经这样表述过，“代表国家的是政府，假如政府自由行事，不受公民监督，不受制度制约，完了，是一个专制政府。假如国家自由是对外维护国家独立，从这个意义解释的话，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它同样需要公民有充分自由。只有公民有了充分的自由，在国家遇到危难时，才会自觉自愿，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一个平常保卫公民自由的国家。”这种说法，夸大了孙中山手里的权力，还饱含了作者对当时时局和民众思想的幻想，把历史时期割裂开来进行孤立推断和评价是错误的。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和背景的，前面介绍过，孙先生深刻的认识到，“国民党以数十万党员，实行二次革命，不匝月而先后败亡，实在是团体庞大，份子复杂，意志不一所致。”以往在革命活动中确实没有强调纪律和服从到如此地步，然而却造成一次次因为纪律松散和人员混杂而失败，采用这样的手段中也有迫于无奈的色彩。在当时复杂险恶的环境下，根本不存在一个温和的环境让所谓的民主派和自由派那么自由、松散、独立。后人站在今天的自由、民主、独立标准上当然可以侃侃而谈，用一系列高标准来指责孙先生。但是百年前的孙先生和革命党人，在推动中国的宪政和民主革命时，怎么能没有内部的组织纪律呢？要是革命党内人人自由散漫，像恐惧瘟疫一样恐惧联合和服从，那样的革命不知何时才能成功。

但是，袁伟时对此的批判却产生了双重标准。独揽大权是否是独裁暂且不论，然而独揽大权的确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袁伟时在后面说道，1914年组建中华革命党要党员宣誓“附从孙先生”。这的确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但是被袁伟时却将此指为“领袖欲”。与此相对应的却是，袁伟时后面在评论袁世凯的时候，评论道：

《临时约法》按其内容来说，要点是把已经付诸实施的总统制突然改变为内阁制，釜底抽薪，削掉袁世凯当选时按规定应该掌握的大部分权力。…………袁世凯的意见综合起来无非是要把民初政局推回到总统制的轨道上，其中有些要求不恰当，也不难在讨论中纠正。提出修改《临时约法》或对未来的宪法提出建议，都表明他仍然寻求在民主、法治范围内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推行自己的政见。………….. 从8月到10月，袁世凯五次提出对宪法和宪法性文件的意见，都遭到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拒绝。袁世凯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恢复总统制。10月31日，宪法草案在宪法委员会上三读通过，史称天坛宪法草案。11月4日，绝望的袁世凯在通电全国抨击这个草案，同时宣布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都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止运作。民国第一次宪政尝试以失败告终。

袁伟时在这里却支持给与袁世凯更多的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率，避免和议会扯皮而要求增加权力。同样是为了增加行政效率，孙中山的被袁伟时指为“领袖欲”而袁世凯则被理解为增加行政效率。更加矛盾的是，当孙中山让权的时候，又被袁伟时指为行政效率不高。面对这样前后矛盾的评价和论证，不得不为孙先生喊一句冤枉和不值。

我们在这里说这些，并不是说孙中山当时那样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事实证明，后来的护国运动没有持续进展下去，跟这个党纲有所偏颇不无关系，可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孙先生此举只能说是无奈之举，绝不能称之为专制权力的实施。

1915 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成立筹安会，声言“共和不适用于中国”。愈来愈多的“请愿团”上书，要求变更国体。10月6 日，参议院收到各省建议改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有83件。代行立法院权限的参政院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这1993个国民代表就国体变更进行投票，结果国民代表大会以全票通过同意君主立宪制。当日，各省代表民意第一次请求袁世凯就任中华帝国皇帝，袁以无德无能婉拒，第二天（即12月12日），他同意了代表们的第二次请求。就这样，袁世凯接受了第二次推戴书，预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同时打算1916年更改为“洪宪元年”，“洪宪”，即弘扬宪法之意，中华民国欲改为中华帝国。

袁世凯登基后祭天

此时，孙中山捍卫共和的心情无比强烈，但是，他身居海外，缺乏资金、军队等资源，发表捍卫共和的言论成为他唯一可做的事情。他在东京召集集会，声讨袁世凯，并接连发表《讨袁宣言》和《第二次讨袁宣言》，希望以此唤起国民，重新建立共和国。1915年底，蔡锷等人发起“护国战争”，海内外逐渐响应。1916年6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病逝。中国重归共和。北洋军阀承认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民国政坛因此出现 “共和再现”的曙光。这时，舆论对于“政党政治”己经失去信心和兴趣，转而鼓吹“不党主义”。原属国民党(包括中华革命党)和进步党的国会议员不再进行两党制的对峙，而是交错组成不同派系的10多个政团，在国会中展开论争。孙中山顺应时局变迁，指示中华革命党停止军事和党务活动，同意规复国民党，“纯取监督政府主义”，再度探索由“革命党”转变为议会“政党”的政治转型。

可惜的是，中国进入了一个徒具共和之表，而行军阀割据之实的时代，自从袁世凯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上台执政。在孙中山眼中，黎、段二人实行的是专断独裁，与共和背道而驰。之后的孙先生就再一次走向了挽救共和，四处筹款的艰辛道路。

孙先生虽逝然浩气长存 人无完人不能全盘否定

1921 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在宣言中表示：“竭志尽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此时，距离中华民国建立已近10年。数次血雨腥风换得的，似乎是围绕着共和的梦想原地转了一圈。没过多久，孙中山遭遇到革命30余年最沉痛的打击。因为意见不合，他所依赖的陈炯明竟调转枪口，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不得不狼狈逃离。孙中山由此觉悟到，单纯依靠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是一条惨痛失败的道路。“必须寻求新的力量。”从此，孙中山走上了“联俄联共”之路，欲引入新的力量，发动民众，寻求一种更加彻底的革命方式，以实现真正的共和。

总理遗嘱

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临终前留下《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然而国民党在之后的所作所为却远远偏离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这也使得很多人将对后来腐化的国民党的痛恨转嫁到了孙先生的身上。在某电视剧中有这么一段话深切的说明了国民党是如何走偏了孙先生的道路的：

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是先总理创立同盟会时提出的纲领。早年改组国民党，更是写进了党章。

几十年过去了，在国统区，占中国面积三分之二的农村，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占据着百分之九十的土地，三亿农民没有饭吃；城市的资产掌握在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手里，上千万的居民竟然要靠美国的救济粮活着，去年一年，国军就已经锐减到了三百万，竟然还是发不出军粮。民不聊生，人心尽失！我们国民党到底在干些什么？到底在干些什么？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国，四亿多农民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他们只懂得没有土地就没有饭吃，谁让他们生存他们就跟谁走。先总理领导国民革命，深知国情，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民生主张。这个主张被国民党抛弃了，却让共产党在解放区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民心。在党内，经国同志看到了这一点，在赣南试行土地改革，竟然受到了你们的攻击，中央党部甚至说他是苏俄的共产党。四一年的党团之争，你们中央党部赢了，政学系赢了，孔宋的财团赢了。在农村依然是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掌握着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在城市依然是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占据着百分之九十的资产，少数人的利益被你们保住了，国民党却被你们一步一步地推向失败，推向灭亡。

在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一生: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强调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他在政治方面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东西。毛泽东还指出， “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的多次演讲，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方面，知道他是很谦虚的。”“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人无完人，即使是伟人也会有缺陷，尤其是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下，任何一项决定都肩负重任。特定历史背景一定会有特定的个人局限性，在这一点上，可以提出批评，但绝不能上纲上线，全盘否定孙先生在国民革命中无可替代的贡献。我们需要重读孙中山，因为他是近代中国所有革命者的导师，他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本文为作者原创，其他网站一律属转载！更多内容可以关注作者微信公众号:一本正经说历史（ybzjli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