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书法演变与特点
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与汉字有着不可分割的连体关系。汉字的初创只是为了实用的需要，但它的取材与方法，却孕育了审美意识的萌芽：古者庖栖氏之王夭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
颉首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兽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为古文。（唐张怀《书断》）
在今天看来，这些描述显然附加了浪漫想象的成分，汉字也绝不是某一个人的创造，但是，只要我们对汉字的最初状况稍加考察，仍不难发现其中的合理内核：汉字的确是人们仰观俯察、博采众美的结果，体观了先民对世间万物的审美观照；汉字之美来自自然，同自然之妙有，得自然之真谛。所以说，汉字与书法是一对孪生兄弟。
甲骨文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其中已蕴含了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笔法、结体、章法无不备至。笔法有粗细、轻重、徐疾的变化，结构随体异形，任其自然，章法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这一切充满了殷商时代的气息，具有天地造化之美，中国文化的精神已初露微曦。
西周金文书法笔画厚重，结体谨严方整，章法错落自然，书风浑厚雄健，充满质朴凝重的气息，显示周王朝雄强蓬勃的时代风貌。
小篆是秦统一六国后确定的标准文字，经李斯等人整理简化，其笔画停匀，圆健遒劲，结体平稳，上密下疏，沉着舒展，既体现了秦王朝一统天下的精整、威严的总体风貌，又反映了前儒所宣扬的克制、理性的仁和中庸之道的审美心态。
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发展史的一大关捩，它完全改变了篆书线条的整齐划一。隶书的波磔运笔中所含的“S”形运动意味明显加强，使人们心里久久积蕴的情感运动节律得以痛快淋漓地展示出来，渗透了书家的意兴，有了更为丰富鲜明的生命意态的内涵之美。于是，作为造型材料的点线，逐渐演变为抽象的抒情符号，成为蕴含民族审美理想和审美习惯的有生命意义的形式。从汉代文化的时空背景看，汉代书法受到时代精神的辐射，反映了汉民族对于雄强豪放气势的崇尚，是人的力量对象化的体现。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时空中，我们看到了铺采文、气度恢宏的汉赋，霍去病墓前那气势古拙、浑穆质朴的兽雕群……
三国时，隶书向楷书演化；两晋、十六国时，草、楷都有发展。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中国书法史上最璀璨的明星。后人以“晋人尚韵”作为对晋代艺术审美风貌的概括，这与当时的玄学思潮紧密相关。“有晋中兴，玄风独振。”玄学作为一种本体论哲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对魏晋人所亟亟追求的理想人格作理论建构。魏晋时兴起的“重神理而遗形骸”“重自然”而轻雕饰的美学观念，以及新兴的山水诗与山水画，深深浸润着玄学意蕴。魏晋士人徜徉山水，诗琴自乐，放浪形骸之外，追求一种“不与时务经怀”的“萧条高寄”的生活，这种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铸造了中国古代士人玄、远、清、虚的生命情趣。纵览“二王”书法，其流婉腴润的运笔，萧散迂阔的结构，朗旷清逸的意态，超然自得的气度，调畅逸豫的神韵，无不与“玄学”精魂一脉相承。
南北朝时期，南朝社会相对稳定，书坛为“二王”书风笼罩，以继承“二王”为能事，成就不高。北朝书法主要反映在碑刻上，故总的风貌与南方迥然不同。“杏花春雨江南”的书法代表尺牍表现出的是秀美——阴柔之美；“铁马秋风冀北”的书法代表碑刻表现出的是壮美——阳刚之美。这差异与书法用途及南北方自然、社会环境不同有关。“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清刘熙载《艺概》）在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北碑”，其精神气质无不与北方游牧民族尚武悍之气暗通。
“唐人尚法”。有唐一代，楷书名家辈出，群星璀璨。尤其是颜真卿的楷书端庄雄伟、浑厚朴茂，凛凛然有大丈夫气，遂成为中国书法史上阳刚之美的典型代表。颜字豪迈恢宏、法度严谨风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盛唐政治理性与活力的写照。唐代自贞观、开元之治而达到鼎盛，威名远扬，到处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活力，唐文化呈现出一种兼容并包、气度恢宏的景象，进入了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此时，各个艺术领域都一改初唐含蓄妍媚的时尚，把它们各自所涵蕴的审美追求集中在美学精神这个聚焦点上，唐诗的风采，唐塑的丰满，唐画的丰丽、唐书的丰腴，唐乐的丰韵，唐舞的丰艳，都与这个时代的美学思想一脉相承，既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又弥漫着浪漫主义气息，表现了唐人那种健康丰满的文化心态与豪放丰华的艺术情趣。
“宋人尚意”。苏轼是开启“尚意”书风的杰出人物。其《黄州寒食诗》为其“意造”的典型代表作：时轻时重的笔触，欹侧不拘的结体，疏密错杂的布白，都与诗句内容相吻合，传达出作者因政治倾轧而被贬黄州的愤慨、屈辱而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黄庭坚不斤斤于点画是否合乎法度，而注重点画表现出的感情，在他看来，只要点画有情，病处也美，这与苏轼的“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若合一契。
“明清尚态”。明代时，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市民意识的觉醒，导致了明代文化艺术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流的创作审美倾向，因此在形式美感上似乎更趋于自由通俗，接近现实，表达人情，真正开拓了文化艺术美学的社会容量，从而也更显示了艺术反映生活的积极效应。清代的文化艺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明代的传统。李泽厚《美的历程》论道：“如果说汉代文艺反映了事功、行动，魏晋风度、北朝雕塑表现了精神、思辨，唐诗宋词、宋元山水展示了襟怀意绪，那末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却是世俗人情。这是又一个广阔的对象世界，但已不是汉代艺术中的自然征服，不是那古代蛮勇力量的凯旋，而完全是近代市井的生活散文，是一幅幅平淡无奇却五花八门、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习图画。”
纵观书法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到化意为象的生命意识的表达，从朴素的“周天”意识到民族宇宙观的深化，从为实用需要而创造到审美功能的自觉强化……我们看到，书写之美，在无意识的呈现到有意识的追求过程中，显示出书法艺术构成的多因性、系统性，折射出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熠熠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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