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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阳惠心社工夫妇双双获评“中国最美社工”

出生于1984年的韦鹏和1985年的邓丽春是大学同班同学,他们学的是社会工作专业。在大学确定了恋爱关系的他们,毕业后双双从事社会工作,2013年他们在惠阳创办全区首家社工机构——— 惠阳区惠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惠心社工)。历经一年多的艰辛,惠心社工逐步走向正轨,这对恋人也牵手走进婚姻殿堂。去年和今年3月,韦鹏和邓丽春又先后获得 “中国最美社工”称号,这个荣誉让他们在社会工作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加踏实和坚定。

惠阳惠心社工夫妇双双获评“中国最美社工”

韦鹏和邓丽春夫妇和正在康复训练的自闭症孩子在一起。 本版图片 《东江时报》记者匡湘鄂 图/文

选择大学选择社会工作专业

韦鹏和邓丽春都是广西人,韦鹏瘦小,相对沉稳,邓丽春则活跃。他们2004年入读于广西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成为同班同学。出生于农村的他们,当时对“社会工作”一知半解。

“很迷茫,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将来能干什么,入学后我想过换专业。”邓丽春笑说,她把这个困惑向哥哥倾诉,哥哥的一个朋友劝说她。“既然学校开了这个专业,就说明这个专业肯定是社会发展需要。”因为这句话,她打消了换专业的念头。在大学,一边学习理论知识,一边进行大量社会实践,“每个月都会去社区、敬老院等调查、实习,渐渐熟悉了社会工作,并且喜欢上了。”

而在韦鹏大学毕业从事社会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后,他的父母都不知道社会工作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不赚钱。他因为在高中阶段喜欢参加社会活动,所以大学志愿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经过大学里系统的学习和实践后,他才发现这远比“社会活动”专业而复杂得多。

因为志同道合,也因为心心相惜,韦鹏和邓丽春在大学期间发展成为男女朋友。2007年,韦鹏来到当时社工行业发展比较成熟的城市——— 深圳实习。他在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仁和社工服务中心工作,并成为深圳市首批社工之一。毕业后,他又顺利地留在了这家社工机构工作。同时,邓丽春受男友韦鹏影响,在深圳另一家社工机构工作。他们双双于2008年取得全国首批初级社工师证,2012年取得中级社工师证。

创办花光积蓄不说还向父母借钱

2013年,一个机缘巧合,当时正在东莞一家社工机构工作的韦鹏得知惠阳区想引进社工机构,几番思量后,他和女友邓丽春双双辞职,来到惠阳全力创办社工机构。2013年6月,在惠阳区各方力量的支持下,以韦鹏为法人、邓丽春为总干事的惠心社工正式注册成立,这也是惠阳区首家社工机构。

办公场所自己粉刷装饰

创办并运营社工机构,说起来轻松,可韦鹏和机构的几个核心骨干至今难忘这期间的艰辛和困苦。“最大的难处是缺钱和社会的不认可。”韦鹏毫不隐晦地说,从惠心社工创办之初,他和邓丽春花光了俩人积蓄不说,还很难为情地向父母和朋友伸手借了钱,从装修到购买设备,一共投入了20多万元。

惠心社工的核心骨干是韦鹏、邓丽春和其他两位社工,除了韦鹏一个男人,其他3位都是女孩子。最初的一年里,惠心社工的日子一直紧巴巴:为了节省开支,租用的7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所,都是4人亲自粉刷,亲自装饰的;为了让活动顺利进行,他们4人时常私人垫付资金,社工成员们的工资也经常几个月才能发一次。

跑10个企业都难找一两个合作

惠心社工主要是运用个案、小组、社区工作等专业方法,在老年人、妇女儿童、青少年、残疾人,社区、司法、禁毒、医务等领域提供服务。邓丽春自嘲,惠心社工的每位社工是策划员,还得是文员、业务员、运动员,什么活儿都要会干。一次看似简单的义卖,他们从策划到联络商家、义工再到完成,顺利也得半个月。韦鹏说,社工每承办一项社会服务,政府部门资助的资金都是非常有限,比如在学校开展一次母亲节感恩活动,政府只能给几百元,活动所需的额外装饰、奖品等,社工就必须去“跑业务”拉赞助。

一开始,社区、居民、企业甚至一些政府部门,对社工不了解也不接受,社工去“伸手要钱要物”,经常吃闭门羹。“有的人拒绝后还说‘你做义工是你的事,凭什么要我资助’。”邓丽春和社工余美玲对这样的“拒绝”已经习以为常,屡次遭拒后,她们哭过,抱怨过,气馁过,但最后总是以“我是为社会工作,为有需要帮助的人”的理念来自我安慰,“跑10个企业,能有一两个有诚意合作,我们就感激不尽了。”邓丽春说。

为了让社区居民、企业接纳社工,韦鹏和伙伴们花了许多功夫:调查、走访、服务、推广,从开始的吃闭门羹、遭怀疑眼色,再到如今与许多居民成为朋友,企业主动上门提供资助、街坊们主动来做义工,韦鹏说,这个过程经历了一年多时间。

坚守在动摇中坚定信念

“ 看到同龄的人越来越富,自己相形见绌,也会有些心酸,甚至想过转行换工作,但做着做着就适应了,信念也更加坚定了,现在我反而以我是一名社工感到自豪。”—— 韦鹏

邓丽春说,他们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一开始从事社工工作的有三分之一,但如今坚守下来的只有几个人;而创办了社工机构的全班也只有她和韦鹏。许多同学尤其是男社工不能坚持长久,韦鹏夫妇说,是因为“做社工赚不了钱”。

起初向父母隐瞒工作性质

韦鹏说,当初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大学毕业后回家当个老师或考个公务员的,但他坚持留在广东做了一名社工。因为社工工资不高,他一开始向父母隐瞒了自己的工作性质。工作几年后,每每同学之间互相比拼生活状况,至今无房无车的他就会被大家甩出几条大街外。后来他在自己的网络日志里公开向同学朋友自嘲:“不要问我工资多少,不要问我赚了多少钱。”邓丽春则说,一开始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但每当信念动摇时,身边社工督导一两句打气的话、需要帮助的人一个求助的眼神、社区居民一个肯定的笑容,又会让她重拾信心。

“看到同龄的人越来越富,自己相形见绌,也会有些心酸,甚至想过转行换工作,但做着做着就适应了,信念也更加坚定了,现在我反而以我是一名社工感到自豪。”韦鹏说,信念的坚定来源于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和肯定,也来源于香港社工的指导和同伴们的力量。不仅如此,他的言行也感化了父母,父母从一开始反对他做社工,如今不仅支持,还向亲戚朋友宣传社工。

亲朋热衷于参加社工

经过一年多的付出,惠心社工逐渐走向正轨,韦鹏和邓丽春的感情也更加稳定。事业上他们是默契的搭档,生活上是相濡以沫的爱人,去年他们牵手走进婚姻殿堂。而他们在社工事业上艰辛的付出,也让他们收获了许多肯定:2014年,韦鹏获民政部旗下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评为“中国最美社工”;今年3月,邓丽春也被评为 “中国最美社工”。据了解,目前我市获此殊荣的社工只有3人。

韦鹏夫妇的坚守,让惠心社工的其他成员都深受感染。“他们两个能一同坚守,在我眼里是很伟大的。”社工余美玲说。

问及韦鹏夫妇将来的打算,两人毫不犹豫道:“会坚持做社工,这是一种社会责任,还有太多人需要我们去帮助。”让他们更加欣慰的是,如今身边的亲朋热衷于参加社工,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也来咨询社工报考事宜。韦鹏说,今年我市公开社工报名安排后,他的弟弟也去报名了。社工余美玲说,她的妹妹也准备报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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