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器谱：大刀向鬼子砍去-记录中国大刀的前世今生
Ⅰ中国大刀的起源
大刀作为最典型的传统冷兵器之一，为中国所独有，外国人称之为“Chinese broad-sword”，意为“中国宽剑”。这是因为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大刀，其型制脱胎于宋代的“手刀”，特点是刀身前部宽厚，势大力沉，利于劈砍。19世纪后半叶，随着枪，炮等热兵器的普及，大刀逐渐式微，只是作为辅助的冷兵器使用。到了清末民初，军阀混战此起彼伏，各派无不争相扩充势力，一时间武器装备成了大问题，大刀因为制造简单、成本低廉，又被重新拾起，甚至成为很多杂牌军队的主要式器。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军队装备逐渐现代化的同时，大刀仍作为一种主战武器保留下来。其原因一是对敌人来说，遇上大刀就难免有被枭首示众的厄运，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步枪基本依靠进口，军队中刺刀多半配备不齐，国内也很少能自行补充，肉搏时只能以大刀对敌。因此，当日军入侵之初，他们所面对的中国军队通常出现这样一道奇怪的景观：最原始的大刀与最先进的坦克同时出现在战场上。
近代中国军队实际使用的大刀型制主要有砍刀型和马刀型两类。
1902年，身背大刀的清军士兵
砍刀型是以清代的“短柄刀”为基础演变而来的，刀身长短不一，护手和刀柄型式各异。抗战早期中国军队使用的大刀即是典型的砍刀型。特别是“七·七事变”前后国民党29军所用的大刀，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北平的工厂中加工的，相对比较统一和规范，质量较好，也最具代表性。这种刀由刀身、刀柄、护手3大部分组成，全刀长一般在900mm左右，质量约为1.6kg。其中刀身分为刀尖、刀背、刀刃等部分，刀刃长595mm，刀身前面最宽处达57mm，后半部宽度明显减小，最窄处38mm，刀背部分长540mm，最厚处5－6mm，刀身前端比较尖锐，上方斜边长76mm。护手为常见的元宝形，分铜制、铁制两种，护手高为90mm、厚为1 2mm、宽为25mm。刀柄长为215mm，后面的刀环直径约76mm。至于其他军队所用的大刀以及民间自制的产品，尺寸和型制就多种多样了，质量也参差不齐。
图为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所用的砍刀型大刀全貌
另外，虽然不同型制的大刀刀头部分的尖锐程度和翘起角度大有不同，但总体来说，砍刀型大刀的刀尖部分都不太锐利，因此不能进行刺杀。刀身靠近刀背处多数有l－2条血槽，一般比较浅，只起到加强刀身强度的作用。少数砍刀型大刀在刀背设有锯齿或穿有若干铜、铁环，其目的是防止刀背处被对方兵刃劈坏。刀柄大多与刀身是一体的，刀柄末端的延伸部分锻成圆环状，即为刀环（或称后圈），但也有很多刀环是后焊接上的，其作用除防止刀柄脱手外，还可以悬挂红绸布，以壮气势。大部分刀柄和刀环上缠裹有棉布条，其缠法比较特殊，不熟悉者很难缠紧。还有一些刀柄上则由铜、铁铆钉固定有两片护木，再在上面用棉绳逐圈缠绞牢固，一直缠满刀环部分。无论是布条或棉线，其目的都是防止持刀者的手因出汗或沾染鲜血而打滑。
刀柄加长、以供双手同时握持的“双手刀”
刀柄的长短和宽窄因刀而异，刀环也有正圆、椭圆以及弯钩形等不同形状。至于护手，变化就更多了。除极少数是与明清腰刀一样的可分离的圆盘形护手外，大多数大刀的护手都是固定在刀身上的，最常见的是元宝形护手，其形状变化也很多，后期的铁制护手往往直接和刀身锻成一体。还有一类反“S”形护手，上方向前弯曲，可以隔挡顺刀背削下的对方兵刃，下方向后弯曲以保护持刀者的手指。
图为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使用的原品英式头盔及带有皮质刀鞘的大刀
少数大刀的刀柄为传统腰刀式样，刀身末端穿过刀柄，后部以铆接固定，不可拆卸。极少数大刀护手采用了西洋刀剑常用的全包式样，但刀柄的固定方法仍与传统腰刀相似。清末用于行刑的大刀在刀头、护手处多有鬼首形象，故称为“鬼头刀”，后来不再有这种纹饰，但此名称仍留存后世，经常以“鬼头刀”代指大刀。民国大刀上很少有专门的装饰，也很少有制造者的印记。从现存实物来看，只有极少数刀身表面经过处理，耐蚀性较好。
砍刀型大刀中有一个特殊的种类，那就是双手刀，相传是由清代著名武学者吴殳（shu）汲取日本刀法精粹而创。其特点是刀柄由传统的单手握持改为双手。因此刀柄长至720mm，与刃长相近。l921年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在保定练兵时，为推行所谓的“尚武精神”，特在军中设武术营传授双手刀法，把这种双手使用的大刀称为“苗刀”，并流传至今。之所以改称“苗刀”，可能是出于对日本刀及其刀法的忌讳。而此前明清史籍上的“苗刀”仅指西南地区苗族所用之刀。类似关公“春秋大刀”形状的“青龙偃月刀”，也是双手刀中的一类，除刀柄更长外，其余与普通大刀无异。不过，日军所说的“青龙刀”则是对中国大刀的泛称，并非仅指长柄大刀一种。
另一把抗战时期的大刀，采用木质的加长刀柄、铁质护手和尾环，注意刀头有穿绳用的小孔
马刀型大刀则是由清代“雁翎刀”、“佩刀”发展而来，并继承明代“长刀”的特点，刀型较为细长，且有弧度，刀前部比较尖锐，并明显向上弯曲，与日本刀较为相似，但刀柄与砍刀型大刀无异，多配用反“S”形铜制护手。其特点是可砍可刺、灵活轻便。1933年的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就使用过这种马刀型大刀。
热河抗战中国军队使用的马刀形大刀
此外，大刀中还有少数型制比较特殊的，如无极刀等。这种刀外形与汉代“环首刀”有些相似，全刀长约1m，刀面不像砍刀型大刀那样宽，只略宽于刀柄，刀尖处像宝剑一样为两面开刃，而且刀尖较为圆钝，直到靠近刀柄处才像传统大刀那样是单面开刃，刀柄长达264－333mm，也是双手同时握刀。
大刀在制法上也各不相同。大多数民间大刀都是按照菜刀的制法，以熟铁打造，在刃口处镶嵌钢条，称为“包钢”（回贴中有人指出应为“夹钢”，网上搜到的最接近原意的也是该词，先记在这里，待找到更权威的资料再做修改）。使用日久钢口磨损后，熟铁刀身就难以保持锋利和坚固。当然也有全部用钢或熟铁打制而成的大刀，而钢刀在当时就算是比较难得的好刀了。
类似关公大刀的加长刀柄大刀（朴刀），在肉搏中战有比一般短柄大刀更多的优势
国内大刀材料来源不一，工艺上也无统一规范，质量高低全凭刀匠经验。这与当时国内基础工业落后，民间没有现代化的钢铁和机械工业有关，加上战争时期条件有限，大刀的制造不可能耗费太多时间和成本，造出的刀只要能砍杀敌人就行了，谈不上什么工艺。相当数量的大刀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都是粗制滥造，往往砍不了几个敌人，刀口就会卷刃或崩口，需要重新磨砺。日军所用的批量生产的由高碳钢制造的机制军刀，与中国土造大刀相比，虽然锋利轻便，但质硬且脆，加上刀身较窄，对砍时如果刃口直接相碰，往往可能被大刀直接磕断。
这是一把极为罕见的近乎全品相的大刀，做工精细，带有完整的皮鞘
大刀因为体型较大，长途携行时一般要背在身上。少数大刀配有皮制刀鞘，鞘身后部上方敞开，以方便抽刀。刀鞘本身配有皮带，使用者可以将套在鞘内的大刀像步枪一样斜挎在身上。但是皮鞘易霉烂，而且成本较高，所以多数大刀是没有鞘的。为了便于携带，很多大刀在刀尖上方、刀背最高处留有小孔，用绳子一头系在孔上，一头系在刀环或护手处，然后再挂在身上。大刀的刃口一般不很锋利，即使露在外面也不会有多大妨碍。此外，还有将大刀竖着卷在背包中，或是插在腰后方的腰带内等携行方法。
1920年代军阀部队使用的大刀和长矛
注意大刀刀柄的长度，明显是为双手握持使用而设计。这两种冷兵器是作为这名士兵身背的驳壳枪的一种重要补充而在当时被广泛使用的。
抗战期间我国军队使用的长柄大刀，刀柄长度略长于刀身
Ⅱ大刀向鬼子砍去
国民党第29军的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起兵于贫瘠的西北地区，装备相对较差，因此强调肉搏训练，加之民风剽悍，士兵尤其善使大刀，在军阀混战时期，西北军的大刀队就颇有名气。中原大战后，西北军被南京政府收编，缩编为第29军，但在待遇补给方面受到歧视，因此大刀作为补充武器也一直保留下来。
1933年3月9日，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联合先遣队进犯喜峰口，长城抗战爆发。驻遵化的29军宋哲元部急往救援，与友军各部联合抗击敌寇。当时29军武器装备低劣，可谓“有兵无枪，有枪缺弹”，每人只有“大刀一把，手榴弹六枚”。3月10日至11日，29军在喜峰口等地与优势日军展开拉锯战，多次肉搏，伤亡惨重。于是29军采用迂回夜袭战术，109旅旅长赵登禹挑选出500余人组成大刀队，亲自率领，乘夜从两侧插入敌后，直扑日军宿营地。虽然事后报道“夜杀敌千余”有所高估，但日军独立混成第14旅团第27、28联队各一部及骑兵第4旅团第2联队猝不及防，的确在夜袭中遭受重创，很多敌人在梦中便做了刀下之鬼。随后日军援军到来，双方短兵相接，杀声震地，大刀队边战边撤，战至12日下午2时方才撤回，我军只有30余人生还。此役即为著名的“喜峰口大捷”。
日军掳获的完整的中国大刀，皮质刀鞘上写有日军的姓名
虽然总体来看，29军在长城抗战中的战绩并不尽如人意，但29军的大刀队奋勇杀敌、重创敌寇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各地，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自此打破，一扫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接连丧权失地、“战必亡国”论调盛行的阴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正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年仅23岁的孙默心（麦新）闻讯后热血沸腾，当即作成《大刀进行曲》一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29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当时歌词上还附有“献给29军大刀队”的副标题。他的作品随即传唱大江南北，成为抗战时期最鼓舞人心的一首战歌。自此29军大刀队和大刀一并成为全国甚至是整个中华民族奋起抗战、抵御外侮的象征。何香凝曾赋诗一首赞曰：“杀敌何须更渡海，数万倭奴引颈待。钢脚夜眼青龙刀，捷音传来齐喝彩。二十九军民族光，挞汝倭国军阀狂。国仇重重何日忘，誓到东京饮琼浆。”
中国军队的单人掩体旁，都插有一柄近战肉搏时使用的大刀
喜峰口大捷为大刀树立了威名，甚至奇迹般地“逼退”了盘踞青岛的日寇。1937年3月，日本海军陆战队1500人以保护日侨为名登陆青岛，胶东局势紧张。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方面直接出兵可能会引起更大纷扰，因此经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同意，国民政府军委会抽调税警总团第3、5分团以缉私为由增兵青岛。4月初税警团进驻市郊，虽然他们是当时中国装备最好的军队之一，但考虑到日军对中国军队的大刀印象深刻，特地在公开操练中有意加上了大刀操，以加深日人的畏惧心理。“七七事变”爆发后，税警团立即开入青岛市区，迅速占领全市战略要点，士兵们背着大刀沿街巡逻，见日人后故意解下大刀，申明“一旦开战，先拿尔等祭刀”，并宣称“华北、上海既已开战，税警总团决意死守此地，誓与青岛共存亡”，驻青岛日军考虑到数万侨民及产业的安全，不久被迫将侨民撤离青岛。
图为1933年慰问29军的社会各界妇女手持大刀合影
Ⅲ红色大刀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同样大量装备和使用大刀，这里虽然有继承红军传统的因素，但抗战初期部队的迅速扩充导致武器匮乏则是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从1938年秋到1940年7月，八路军120师总人数扩展了10余倍，进入晋南的4个连（老红军家底），数月内就发展成两万人的部队，而且还有各种游击队、先遣队等名目繁多的地方和半地方武装。这些新部队都需要武装起来，而同期的作战缴获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只能大量使用大刀、梭镖这样的原始兵器。虽然其效力远比不上枪械，但毕竟使得战士们不至于赤手空拳，敢于并且能够与日寇作面对面的斗争，并通过战斗不断夺取敌人装备来武装自己。大刀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使得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成为可能。因为它简单而且廉价，被击毁的敌人汽车、铁路道轨都是大刀的好原料，即使在毫无工业基础的农村中也能大量制造，同时使用简单，儿童和妇女也能使用，在素来有习武传统的中国农村地区很容易推广，比起枪支来更容易普及。
红军时期的大刀队
抗战初期，我军对大刀这种落后兵器的认识也有过一些曲折。如1939年前后，因为部队发展很快，新四军军部修械所奉命停止仿造步枪、刺刀，专门生产大刀和长矛。不久叶挺军长发现这种情况后，下令恢复步枪和刺刀的生产，他说：“敌人使用飞机大炮，我们却用大刀长矛，这不是白白送死，让敌人取笑我们?”不过，大刀的生产后来并没有停止，因为只有它的产量和成本才足以迅速武装新编的部队，而对于严重缺乏枪械和弹药补给的老部队来说，它也是战时的重要补充。新四军各师始终都把大刀作为军事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要求从师首长到普通战士，人人都熟习大刀，这在后来的多次战斗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与日军的对峙中，一名战士摆出蔑视敌人的姿势
八路军、新四军在大刀的使用战术上相比国民党军队更加灵活。他们常用的一种战法就是一把大刀加上一支驳壳枪，远者枪打、近者刀砍，日军虽然训练有素，但在近距离混战中因不能随便开枪，面对刀枪俱下的局面，反而居于下风。这种战法比单独拼刺刀或劈大刀要上算得多，在与日军的白刃战中有一定效果，但应用不很普遍，因为有条件用驳壳枪的只有指挥员和警卫员等少数人。普通战士常用的则是大刀加手榴弹的组合。阵地打阻击时先将敌人逼进30m左右的近距离内，然后集中投掷一两排手榴弹，待敌人遭到一定程度的杀伤后，再打上一两个排子枪，当敌人的进攻被彻底打乱甚至开始败逃时，战士们再跃出战壕，用大刀和刺刀来收拾残敌。当和敌人近距离拉锯战时，常采用3人战斗小组的形式，3人分执步枪、手榴弹和大刀，相互配合，远了开枪打，稍近时投手榴弹，再近就用刀砍。进攻时也是先集中投掷手榴弹，将敌人逼出据守的工事或院落，然后迅速接敌并将敌分割，使敌人的重火力不能发挥，再以大刀与其肉搏。
“九一八”前后在东北使用的大刀
大刀对日军之所以有威慑作用，主要是因为日本人信奉神道教和佛教，相信生死轮回，虽然武士道“教义”让他们并不畏惧战死，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希望保留全尸。而且日本人相信灵魂存于头部，一旦丢失了头颅，灵魂便不能归国，永远只能做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因此大刀在战场上有时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1942年12月在朱家岗战斗中，新四军四师26团某部一排长王康率部坚守一段交通沟，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后，部队伤亡殆尽，王康将自己拴有红绸的大刀插在沟沿上，准备与敌最后一搏，没想到早已精疲力竭的日军竟被吓住，直至战斗结束再也未敢发起进攻，最后奇迹般地保住了阵地。
大刀成为了抗战期间国人的一种精神象征
当敌后根据地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开始局部反攻之后，随着缴获日益增多，正规部队装备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大刀很快被淘汰下来，即使是民兵等地方武装，在有了足够的枪械后，也将包括大刀在内的各种原始冷兵器逐步替换，到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很少使用。不过大刀并未完全消失，解放初期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大刀在一些地方仍作为民兵护秋、抵御野兽的工具在使用。随后大刀逐渐转换角色，由武器变为舞台道具，其“亮相”频率在“文革”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当时的电影戏剧中甚至成为中国革命和红色武装的一种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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