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琴丨文洁若与萧乾-挫折中见证信念的力量

亲赴日本《萧乾国际研讨会》纪实

在日本创价大学我们在以周恩来总理命名的樱花树“周樱”前文洁若（左二）作者（左一）

今年盛夏，萧乾夫人著名翻译家文洁若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陪她去日本，参加10月中在弘前学院大学举办的“萧乾国际学术研讨会” 。她说：“我可没有纯粹拿你当陪同，你还是《少年萧乾》的作者。”我和萧乾先生伉俪是30多年的朋友了，给他们帮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儿，何况文先生已经85岁高龄了，我连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不过文先生毕竟已经是85岁高龄的老人了。俗话说，80不留饭，70不留宿。我一个人带这个80多岁的老人远去东瀛，还是很有风险的。虽然是日方邀请我们去参加学术交流，朋友们都对此行表示担忧，我虽然慨然答应了萧乾夫人得邀请,可是我心里也有点儿没底。于是，我把这件事汇报给我的领导、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书画家》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德润，他算是萧先生的北大学弟，也是一个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他一直由衷地钦佩萧乾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他毫不犹豫地说：“萧乾不止是我们中央文史馆的馆长，他还是一个参加过二战和纽伦堡审判的战地记者，现在在日本开《萧乾国际学术研讨会》意义重大，你应该陪文先生去参加,况且今后还要着眼和平友好的大局.”为了便于文洁若先生对萧乾的学术研究，赵社长还应文先生之请把1950年萧乾的亲笔自传复印了出来。

我开始按照出访要求带着文先生到医院体检、治疗。9月初，我俩正式收到日方发来的学术会议邀请，却发现缺少了日方重要的一项手续。那时正好爆发了日方购买钓鱼岛的事件， 为了维护国家的权益，负责为这些外事活动办手续的两家旅行社取消了赴日活动，我们需要自己办理全套手续。 9月28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我们办妥了签证。

10月11日早5点，萧乾夫人坐着轮椅，我推着她踏上了去往日本的路程。文先生坐的轮椅也是中日友好的见证的遗物，是日中建交二十年时田中角荣赠送给中日友好奠基人楚图南的。但是，我们去日本的路又一次遇到了障碍。机场推轮椅的工人都是经过专业训练持证上岗的，那天没有这项服务的工人，只好由我承担推轮椅的工作了。61岁的我推着85岁的文先生，还没走完漫长的机场通道，由于没有学过推轮椅的技巧,我的手腕就肿起来了。不过，我们两人自然地组成了互助组，我出力推着文先生行进，文先生负责办理所有的出关填表手续。我们终于登上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 抵达日本东京后，又转机赴青森县，当晚住进了离弘前学院大学不远的温泉酒店。

青年启琴

10月12日，“萧乾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作家的挫折与信念” 在弘前学院大学礼拜堂如期举行。会议布置得很简单，讲台上只有一幅白底黑字的竖款条幅，表示了会议的主题。萧乾夫人文洁若抛开了手杖，坚定地走上了讲台，来自美日。中及台湾的专家学者们崇敬地瞩目萧乾夫人。 她语音清彻地开始了讲演。“現代中國作家的挫折與信念 蕭乾文學及其時代。” 她说，萧乾是20世紀30年代走上文坛的。那正是中華民族曲折多變的時代。1931年9月18日，“满洲事变”后，也使日本国民陷入了苦恼。日本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红旗》在1931年7月6日刊登“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做斗争！”的報道，呼吁反战，号召民众“不出一分钱的军费！不派一个士兵！”萧乾在那时候写出了短篇小说《邮票》，从一个细小的角度反映中国沦陷時代人们的心态。后来,萧乾为自己的作品写了50余篇“余墨”，在《邮票》的“余墨”中，他写道：“1934年我正在燕京大学读书，一天，和我同宿舍的一位东北同学的桌上放了封信，上面貼着一张‘满洲国’的邮票。出於好奇心，我拿來摆弄一番。问他收不收邮票，话里好像在向他讨要。那个同学却对那张邮票非常非常气愤，他满脸鄙夷地说，‘你看着它不觉得恶心么？’我立刻觉得我这话问得很丟人。于是，就在自我谴责的心情下，写下这篇东西。”在《邮票》中，作者通過主人公的自述來写一位痛切感到亡国之恨，终于回东北去打游击的青年。萧乾结识巴金後，巴金告訴他，自己读了《邮票》認為“文中‘我不小，瞧，我也哭了’那句话写得很感人”。巴金这句勉励后记的话对于一个初起步的年轻作者，給予了萧乾难以估计的力量。在文洁若先生长达100多分钟的讲演中,台下的学者们一直都在洗耳恭听。文先生说，萧乾认为“巴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它不是实用主义的东西，而应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善意。它时刻鼓励着你向上，总怕你跌跟头。当你跌了跟头时，他不是称快，更不会乘机踹上一脚，而是感到痛，深深地痛；这种痛里闪着金子般的光辉，把人间（即便是没有窗子的斗室）也照得通亮。” 萧乾与巴金的情谊贯穿了他的一生,巴金的支持使萧乾在50年代受到重创与20多年不能从事文学创作的挫折中一直坚持“信念”的力量。

文先生的讲演使这个研讨会成功完成。研讨会结束了。当晚，在我们的下榻处，萧乾夫人拿出一张周总理照片给我看。这是萧乾一直珍藏的周总理相赠照片。她说：周恩來总理逝世前，萧乾想起文革中，在紫光閣那个下午，总理兩次问到吳祖光和萧乾來了沒有，並且用的是“同志”的称呼，见到他们后，周总理真诚地嘱咐他们要“认真检查，积极参加战斗”。在他们最困苦的时候，周总理一直把他们视为"同志”，使萧乾终生感激，所以他一直珍藏着总理相赠的照片。

总理相赠的照片

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是缔结日中邦交的重要人物，周恩来总理曾经接见他并赠送给他象牙裁纸刀。文洁若先生把他的《池田大作诗歌选集》翻译成了中文。作为著名的翻译家，文先生的译著超过一千万字，在日本有着巨大的影响，为此，日本天皇及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曾为她颁奖授勋。池田大作收到文先生的传真，立即派车来接文洁若与我等一行。

1974年，为促成中日友好条约的缔结，池田大作来到中国,周总理强撑病体，在305医院会见了他，并嘱托他为“中日世代友好下去继续努力”,周总理说：等到樱花盛开的季节，他愿意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再次访问日本。遗憾的是，周总理的这一美好愿望未能如愿就与世长辞。为表达自己对周恩来夫妇的钦敬，池田大作在创价大学校园内移栽了八株樱花，命名为“周樱”；又在创价大学文学之池下的平安庭栽种了两株樱花，命名为“周夫妇樱”，以纪念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恩爱友情，还在校园最醒目的地方，雕塑了周总理半身像，希望弘扬周恩来的伟大人格。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先生为此写了一幅书法“高光之树临于宏池”，赠送给池田大作，赞扬了池田大作为中日友好所做出的努力。

我们在创价大学受到热烈的欢迎，我们见到了“周樱”和“周夫妇樱”，这些樱花树已经根深叶茂。文洁若先生欣慰地说：“在我访日的这个季节不能看到樱花盛开，令我欣慰的是看到日本同学们的笑脸比盛开的樱花还要灿烂，就像池田大作先生的长诗《樱花缘》中记述的那样：‘时去时来，唯有樱花因缘而倍增光辉，年年岁岁，心中友谊樱花，永远的盛开。’”文先生还欣然提笔作题跋，代表本刊赠送给创价学会《中华书画家》杂志和启功弟子史世奇与富振华的书画。之后，我们又参观了池田大作1983年创办的东京富士美术馆。

第二天，《圣教新闻》头版刊登了中国著名翻译家文洁若访日的新闻。

回国后，文先生又接到池田大作先生的来信。信中他称“文洁若女士，您是以妙笔缔结起日本和中国人民之心，是蔚为”日中友好之宝“的重要存在……”。随同文洁若先生的出访结束了，但是，萧乾先生对我教诲却常常浮上我的心头。我的手头一直保存着萧乾老给我写的一个手札——“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这是他老人家1990年写给我的。

那年，萧乾正在筹备在国家博物馆举办<萧乾文学生涯六十年展览》，计划展出大量他早年拍摄的历史照片。但是，办展经费极其有限，无法制作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为了使展览能够更好地反映历史面貌，萧乾老再三考虑，亲自登门请我帮忙。那时由于我是杜修贤的弟子，我的摄影设备精良，有条件资源帮他这个忙，于是这个任务我圆满完成。萧乾老拿着这些沉甸甸的历史照片及底片感触良多，他给我讲述了很多往事，谈及他一生的做人准则，萧乾老很坚定地对我说，他一生虽然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但是他一直恪守着的原则就是：“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他说的这话叫我感动。在当今能够绝不说假话实在是太难能可贵的操守了。于是我请他把这句话给我写下来。萧乾老很庄重地在我的册页为我写下了这句话。如今面对萧老的手札，22年过去了，斯人已去，其高洁之风骨长存。早在1939年，萧乾先生的好友玉君为他拍了一幅肖像，上面题写着了一句话，“乾哥是个顶天立地的人”。萧乾老一生经历颇为坎坷，在经历了不断的翻云覆雨的之后，依旧持守这一信念“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的确是顶天立地的真君子。

萧乾出不到9岁母亲也去世。靠着母亲在世时的微薄工钱他读完了初小，之后又靠着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学完了高小和初中。高小时的勤工俭学是织地毯，他做这个工作做了5年。从学徒一直做到了技工。那时他要从亮丽的图案中解读出编织成地毯的工艺，这个工作培养了他一生的美术爱好。

萧乾的读书，直到1935年从燕京大学毕业，都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工读完成的。1926年他开始在北新书局当学徒，以至后来可以用稿费来供自己上完了大学，这锻炼了他的写作。萧乾从小上的是教会学校，他的堂嫂安娜又是美国人，所以他有童子功的英语，这为他以后的生涯铺就了国际化的道路。

萧乾从小就有革命思想。他初中一年级时曾组织过一个“少年互助团”与“十人通信团”就是少年先锋队。当时联系他的是共产党人于道泉和李安宅。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学习革命道理。由于组织秘密被泄露，1926年秋天，萧乾被逮捕。在狱中他和同伴们在一张小炕上挤了18个人，被抽耳光，受尽折磨。那时萧乾也只是一个少年。但是，每当被提审，要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或者供出同伴名字时，他就大声地朗读圣经，绝不回答警察的问话。最后，还是他的堂嫂安娜把他营救出来的。谈起这段往事，他总是说，就是堂嫂营救了我，她的恩情我永远不能忘。解放之前，安娜回了美国。1979年，他和夫人文洁若专门飞到美国，到远在纽约的一个小镇上看望了已经91岁高龄堂嫂安娜。

文杰若近照

众所周知，萧乾是著名的作家、记者、翻译家，是中国最早一个参加二战采访的记者，一生著作等身。但是，人们也许不知道，他还是一个有很好的摄影水平和艺术眼光的大家。

为萧乾复制好照片后，我很有兴趣地翻看着那些照片。它们真是太有历史价值了，一个个在中国文化史上颇有建树的人都在他的照片中出现，这些照片给我勾勒出了一部鲜活的中国文学史。其中，我发现了一个气质极为不凡的人，他那清新脱俗的面貌叫我好奇，就问萧乾这是谁。这一问，才知道了中国文物保护历史上的一段往事——抗战时期的故宫文物南迁。那照片记的是1947年6月，萧乾与巴金的弟弟李济生在四川歌乐山对柯璜的采访，那应该是中国记者进行的较早的口述历史吧。萧乾说他用了一个进口的钢丝录音机，由柯璜口述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柯璜曾任北京故宫古物陈列所主任、全国孔学总会副会长等职，抗战期间，是主持故宫文物南迁的主要人物之一。抗战开始后，柯璜将文天祥的《正气歌》刻石拓片，分赠给全国军队旅长以上军官，激发气节；并寓居在重庆歌乐山，鬻字卖画，支援抗战。柯璜在云顶寺四周留下许多书法镌刻，著《历代权奸传》，鞭挞汪伪汉奸。他不但保护了故宫的国宝文物，还领导与培养了中国画坛继承绝学的人物，如黄宾虹、张大千、于非闇等著名的书画大家。解放以后，柯璜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西南区美协主席、重庆市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二、三届委员、政协山西省副主席。1958年，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编印了《中国画》创刊号，收入古今名画40幅，其中仅有3幅当代人的画被选入，其中就有一幅是柯璜的。对柯璜的采访是多么珍贵的关于中国文化史的史料啊，萧乾先生的文化眼光可见一斑。只可惜他们当年的采访录音毁于文化革命。留下的仅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幅照片。这是萧乾自拍的照片，萧乾从来没有以摄影家自居，可是摄影伴随了他的一生。

萧乾在燕京大学读国文专修班时，极其喜爱来自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杨振声先生讲授的現代文学、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此后，杨先生成为了萧乾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因为杨振声，萧乾还和沈从文等人成了好朋友。1930年夏，蕭乾考進輔仁大學英文系。當上了系主任雷德曼的助理。除了幫雷德曼改卷子，還教洋人華語來掙錢，这样维系着半工半读的学业，因此他认识了美國青年威廉?安瀾（William D.Allen）。安瀾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他自费在北平创辦了英文刊物《支那簡報》，介绍中国的文化和文化名人。1931年6月1日出了創刊號。萧乾看到他的创刊号，告訴他：中国读者看了“支那”二字，会认为你是替日本人辦的。安瀾听从了萧乾的意见，把刊名改為《中國簡報》（China in Brief），还请萧乾和他一起编辑这个刊物。在这个刊物里，萧乾把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闻一多、郁达夫等中国文学大家及其作品介绍到了海外，使一向封闭的中国文化界的声音传到了西方。由於經費不足，这个刊物出了几期后，就停辦了。後來蕭乾把僅存的《中國簡報》合訂本捐贈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

在燕京大学上学的时候，萧乾和他的老师斯诺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时萧乾刚刚步人文坛，于是师生两人就开始合作编译《活的中国》第二部分，直到1935 年萧乾毕业。《活的中国》也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状况的读物，在第二部分里，共收入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沈从文、丁玲、柔石、林语堂、田军、张天翼、沙汀、孙席珍、萧乾、杨刚等15 位作家的24 篇作品。这24篇作品，除了鲁迅的由姚萃农（姚克）翻译外，其余作品全是由萧乾初译的。他的粗译稿由斯诺仔细审改，萧乾就站在老师打字机旁看着他字斟句酌地改稿。从斯诺那里，他学到了如何把文字推敲得非常简炼，不拖沓，萧乾称这种做法为文字经济学。，萧乾始终将这种精神贯穿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这对于后来萧乾写好通讯报道，成为世界知名的记者，大有裨益。

《活的中国》在伦敦出版后，斯诺分给学生一笔稿费。尽管当时萧乾仍然很穷，还靠半工半读来上学，但他一分都不要。他说：“我从老师改稿得到的教益，远远超过我的奉献。”斯诺很过意不去。为此，1935 年6 月，萧乾从燕大毕业，成为学士那天，他特地请萧乾吃饭，并送了他一大皮箱书，全是经典文学作品的英文袖珍本，其中有十几部狄更斯、全套萧伯纳。这件事让萧乾感受到，老师是把他当作了为共同事业奋斗的平等伙伴，不像过去他替外国人译书，书出来了，他所得到的报酬每小时不过两角五分钱！版税全部进了洋人的荷包，那人也成了“中国口通”或“汉学家”。

此后师生天各一方。萧乾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讲师，兼《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后又进剑桥研究现代派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回国。斯诺则于1936年突破重重关卡，进人陕北革命根据地，会见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后来写出《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和工农红军长征的光辉业绩。考虑到白区谈“红”色变，才改名为《西行漫记》。

和他一起帮助斯诺编辑《活的中国》的，还有一名同学叫杨刚，她是一位出身豪门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是对青年萧乾影响重大的人。1957年萧乾和杨刚都被打成了大右派，杨刚愤而自杀。数十年过去后，平反后的萧乾为杨刚编辑出版了她的文集以作纪念。

萧乾先生在国事的巨变中，不断为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1949年他谢绝剑桥大学的聘请，毅然随地下党回到祖国的怀抱，以一腔赤子情怀报效祖国。在特殊的年代，萧乾丧失了写作的权利，他愤而自杀被救活了。但他终于坚持下来了，他赢得了他生命的最后辉煌。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和夫人文洁若一起翻译了被视为天书的世界名著《尤利西斯》。晚年的萧乾这样写道：“人到老年，梦幻少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也淡了。但我依然坚决相信世界总的趋向是前进，而不会后退。但它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有时局部还会倒退。但整个人类的历史清楚地向我们表明，社会总是由不合理走向合理，由少数独裁走向民主。个人的贡献可大可小，反正尽力而为。关键是参加历史推进人的队伍中。而坚决不当绊脚石。”

萧乾晚年以中央文史馆为舞台编辑出版了“崇文集”“中央文史馆馆员传略”“诗书画”等文化遗存，他亲自动员当时的中央文史馆馆员捐赠书画，会见企业家为书画家争取稿费，他捐出稿费，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与上海文史研究馆合作创办《世纪》刊物。他不停地会见海内外的画家作家翻译家甚至还动员美国国会著名的高级经济顾问唐功楷捐款，筹备建立“中央文史研究基金会”。只可惜，由于种种人为障碍基金会没有办成。萧乾先生为此直到临终前都在自责，觉得自己对不起友人。作为最有影响力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他时时事事都在想着为中国文化发展与传播出力。

1947年，萧乾从伦敦回到国内，到了上海，他很快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英国版画集》。作为一个著名记者和作家，这可是和他的一贯身份反差很大。所以，他在前言中风趣地写道：“我是连一个圈子都画不圆的人，然而那并不能阻止我对于绘画的喜爱。面对一幅画，正如倾听一首音乐，我可以通身感到兴奋，震颤，但却还没有本事说出它个所以然。呵！我甚而不敢冒充个艺术史家，把英国三百年版画史原原本本搬出来……关于版画，这里抖擞的知识都是抄自Basil Gray（大英博物院管版画的专家）等人的。然而我向不喜死读历史。这里我想送给读者的，毋宁是我读完英国版画史后的一点感想——而且是笔直针对着中国版画界而发的。知道我一向穷到怎样的朋友一定奇怪，我竟会有闲钱和闲心搜集起洋珍本书，甚而原画来。这令我回忆到1940年的夏天。希特勒虽然始终没在英伦三岛登陆（谣传有一条德潜脡的水手曾在苏格兰荒僻的东岸野餐过一次），但当北法全部沦陷后，英国的确也变了点色。书籍在太平年月是宝贝，遇到急难便成为最棘手的累赘了。我那时同罗孝建，蒋硕杰，吴元黎诸兄成天无精打采地徘徊在俨然成为前线的剑桥街上。那时，在Market Square 开设逾半个世纪的大卫书摊David’s Book Stall上有的是名贵书籍，小牛皮装的，猪皮装的，第一版的约翰生博士《英文大辞典》，绝本的莎翁戏剧，有的便宜到连我都可以买上几本。这是我收藏的开始。1942年的夏天，我脱离伦敦，正式进剑桥皇家学院读书了。那时，我已结交了不少位英国文艺朋友。皇家学院向来是不大好上的，而能住进那16世纪学院的院墙里，尤不容易。我住了两年。承院长Dr.J.T.S eppard导师George Ry-lands及舍监Donald Beves的好意，得到两间雅致屋子，他们送起画来。Miss Margery Fry给我的Roger Fry，是铅笔及炭画，可惜不能收进。Ernest Wignall送我的《玫瑰》，Nelson & Kay IIIingworth送我的Leon Un-derwood等，如今还挂在我江湾日本式的小平房中。从那以后，我节省下的钱，便常用在买书画上了。由伦敦动身前，我用所有柔软的行李（破祙子，大毛巾等）把它们好好缠裹起来，装进箱笼。三个月飘在海上，它们随我一同来到了多难的中国。”这篇前言生动地把一个热爱艺术的、说真话的、有趣的萧乾展现出来了。《英国版画》出版后，楚图南正好在上海。看到这本书，非常喜爱，就买了一本。萧乾逝世后，文洁若要给萧乾出版全集，可是只有史料记载着萧乾曾经出过这本书，原著却无处可寻。楚图南之子通过我，将这本书捐给了萧乾夫人。这部艺术珍品得以重印，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我国版画借鉴英国版画的历史，也留下了两位中外文化交流大家以文会友的一段佳话。十几年后，文洁若先生又坐着楚图南先生的轮椅再访日本，冥冥中，不是文化在穿针引线是什么呢？

青年启琴与萧乾

12年前我写了《微笑着离去-忆萧乾》发表于光明日报。这次我和萧乾夫人文洁若远赴日本以及他在出版及采访书画界的故事，发表于《中华书画家》杂志我想这是萧老一定想看到的，他的在天之灵正在微笑吧！

2013年1月11日启琴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