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里的那棵老杨树
2013年七八月间，应高中毕业同学的邀请，从江南回四子王旗乌兰花镇，参加了两场学生聚会。每一次都在酒店痛饮叙旧以及在草原放歌、参加篝火晚会等，结束时最后一项活动是返到乌兰花镇的四子王旗第一中学校园，参观这个建校已近60年的母校，大家都到主楼后面的小树林流连拍照，背景就是林中那棵茂盛的老杨树，这些四十五六岁的人，依依不舍地在大杨树下聚拢，追忆自己的青涩年华。
一
那棵老杨树有些年头了，30多年前我在一中教书时，这棵杨树就长得很高很大了。
我是1983年9月到四子王旗一中工作的，到1992年冬天调离。那时候的四子王旗一中，校园宽阔而破旧，从大门进去，两排杨树中间一条大土路，路直通到大礼堂，路两旁是几排灰砖黄瓦的教室，办公室、宿舍前面种着不少沙枣树，而那一棵大白杨就在大礼堂的南门旁，距离校门有200米的样子，大礼堂门口就这样一树独立，普普通通的，与校园里的师生们朝夕相伴。
30多年过去了，四子王旗一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没有另建新校，校区已被包围在日渐膨胀的镇中心地带，当年的十多栋平房早已被今天的六七栋楼房取代，当年宽敞的校园今天也显得满满当当，保留下来的旧迹几乎看不见了，唯有这棵大杨树幸运地被保留了下来，一中人在主楼的后面种了一片小树林，好似一个植物园。大杨树俨然一长者居中，小树林里草木繁盛，绿意盎然，拱卫着这位老校园里硕果仅存的长者，于是它当仁不让地成为一中校园里的风景树。据说，这些年，每一次毕业已久的同学们聚会，最后一项活动就是在老杨树下留影。我用手机拍了多幅老杨树的照片。你瞧，大概是舍不得修剪，老杨树树冠硕大，树干粗壮，枝枝杈杈真有那么一股特别质朴的精气神。
二
老杨树所在的位置是当年一中大礼堂的南门口，小树林是当年大礼堂的一部分。大礼堂处在一中的中心位置，坐北向南。礼堂白墙青砖，里面有主席台，台下是阔阔的水泥地，礼堂的左面是学校的水房、锅炉房，右面是伙房，大礼堂其实是有饭厅的功能，但一直也没有使用。在我工作的年代，一中的大礼堂破破烂烂，也就是个闲置不用的仓库而已。
到了1985年，大量的高三补习学生涌来，学校应接不暇，托关系找人来一中补习的高考落榜者踢破了一中领导的门，怎么办？教师和教室已经满负荷了，面对着这一窘境，学校大胆决定，把闲置已久的大礼堂一分为二，改成教室，于是两个能容纳一百七八十人的特大教室粉刷一新登场了，这也开启了一中长达十几年的高三补习班的辉煌时代。不过，这也不能全部容纳补习学生，于是后来，四子王旗一中又在旗党校外借教室，开班授课。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四子王旗一中每年有近千人的补习生和几百人的高三应届生参加高考，在我不够精确的记忆中，每年有近150人上线，在乌兰察布地区能排进前几名。
由于应届生高考上线的人数有限，每年累积的补习生又“回炉”复读，这些学生被人们戏称为“老补”生，大量的“老补”生来自农牧区，高考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和希望。记得有一个马姓同学，屡败屡战，在“老补”生中赫赫有名，因为他连续补习八年，人称“八年抗战”，终因考运不佳，功败垂成。一位在四子王旗第四中学读高中的女同学，比我年龄大。我在一中教书时，她依然在补习班苦读苦拼，后来，年龄大了，家里催她嫁人，据说她大病一场，泪别大学梦想。
三
再回到大礼堂来。学生们给这两个教室起了两个大牌的名字，大礼堂的北半部分，被学生们称作“北大”；大礼堂的南半部分，因门向南开着，所以是“南开”，这戏谑中也寄寓着成百上千学生们的美好愿望。大礼堂左边的旧水房也被改成了教室，名谓“水利学院”；大礼堂东边的一个物理实验室作了补习班的教室，于是乎在同学们的口中升格为“华东理工大学”。从1986年起，我先后在这4个教室给“老补”生上过语文课，日日从大杨树下走过，走进永远闹哄哄、人头攒动的大礼堂……
1986年，我教高三两个应届班，又兼课“北大”礼堂补习班这个最大的理科班。第一次走进教室，进大门从拥挤的课桌间留出很窄的通道走过，登上主席台改建的讲台，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头，170多张陌生的脸庞，对着上百双眼睛，心头一阵地激动和紧张，好在那时年轻气盛，自恃读了几本书，于是就开讲了。“老补”和“新补”齐聚，男生女生同桌；衣着大多朴素，学习多半认真。他们年龄比我略小，慢慢地和大家熟悉起来，甚至我发现了我上初三时的一位女同学、我上小学时低我一年级的学妹也在其中。
在大礼堂上课，声音要洪亮——是必须的，不然，听不见；讲课要精彩扎实——是首要的，这样大家才会安静地听，才会买老师的账。还算欣慰，“老补”们对我的课是认可的，否则，170多人的嗡嗡声，真会把你轰下讲台去。
过去快30年了，我还记得大礼堂早晨和傍晚时同学们点亮的蜡烛，每人桌头有一只摇曳的烛光，整个教室弥散着蜡烛的气味，你的眼前有170多个明亮的火苗在跳动，似乎高考改变命运的期望渴盼在他们心头如烛光般闪耀。
我在“北大”讲课，高考成绩不赖，得了几百块的高考奖，于是有了随后两年我在“南开”继续给“老补”们的兼课，从“南开”的大门出来，就是大杨树，它日日夜夜注视着这些从大礼堂里进进出出的学生们，瞅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成功和失败，以及他们的进取或颓唐。
四
我最后在四子王旗一中执教补习班是在1989年秋，这次是专门教两个文科补习班，分别在“水利学院”和“华东理工大学”开讲。文科班女同学多，安静，课好上。
那时一中补习班的习惯：不留作业，老师课讲好了，全看学生自身用功程度了。第二年高考，他们中跃出一名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任志萍，也是我30多年教师生涯中唯一一位考入北大的高足。之后，我因生病，也不再教补习班了，再后来，就离开了一中校园。
去年七八月的学生聚会，我见到了当年的同事、今天的四子王旗一中的史校长，他说，一中好多年前就已经没有补习班了。
在我们聚会的微信群里，一位同学写道：“曾经补习时的教室门前，教室没有了，只见大树。大树在我们门前，它依然还在，见证了那个年代老补习生的辛酸和无奈……”
四子王旗一中校园里的那棵老杨树，见证的不仅是当年学子的“辛酸和无奈”，它让一茬一茬的草原学子回到菁菁校园去看它、去怀旧。老杨树，你的质朴和茂盛，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风度和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