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国是这样抹黑中国的

本文摘自《第五次变革：第四权力的中美较量》，王冲著，转载请注明出处。

王冲，专栏作者，国际问题专家，著有畅销书《差距》《选票的背后》

冷战指的是从1947~1991年之间，以美国和北约为首的西方集团，与以苏联和华约为首的东方集团两者之间的长期政治和军事冲突。1947年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冷战开始。1955年“华约”成立标志着两极格局的形成。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结束。

这段时期，中美媒体的表现有如下特点：

第一，沟通、交流少；防范、斗争多。

抗战时期中美并肩战斗，美国记者也活跃在中国各地，而新中国成立后，美国记者都离开了中国。中美媒体都缺乏对对方一手的了解，媒体之间也缺乏沟通。各自在本国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发出报道。在中国的争取下，1957年美国媒体访华代表团得以成行，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按照惯例邀请中国记者回访，导致这段交流成了单向。

更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约瑟夫·麦卡锡任职参议员期间，大肆渲染共产党侵入政府和舆论界，在文艺界和政府部门煽动人们互相揭发，许多著名人士受到政治迫害和怀疑。其中，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当年的中国通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冲击。但是，夸大和缩小这种冲击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正如爱泼斯坦总结的那样：麦卡锡主义影响了这些人的“事业、名誉、职业和旅行”，但他们中没有一人被投入监狱或被剥夺人身自由。

中国对这些记者也有所亏欠。斯诺、白修德、福斯特等人曾给中国政府写了大量的信件，要求重访中国，但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回音，直到中国的政治再次需要他们。1985年，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第15年，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这些受冷落的记者，邀请他们中的一些人重返中国，其中有白修德、雅各比、窦丁、马丁的身影。

第二，报道充满攻击性，不够客观，从属于政治和外交需要，缺乏独立精神。

在这段特殊的时期，两个集团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对峙，严重影响了媒体对对方报道的客观性。在这个大背景下，中美作为不同阵营的国家，媒体对对方的报道自然也很难客观、公正。

美国媒体的突出表现是，报道中国时都用“红色中国”或“共产主义中国”等意识形态字眼，议程设定也跟着政治走。而中国这段时期报纸完全成为宣传工具，发明了诸多词语骂美帝国主义，这一点翻一翻那些年的《人民日报》就一目了然，在此不赘述。

这说明，在媒体与外交的关系中，媒体作为一个整体，更多是从属于外交。媒体对内、对外有不同的属性。国内政治领域媒体有监督的功能，如《华盛顿邮报》披露“水门事件”的系列报道，影响了美国政局。因此在美国，媒体被称为国会、政府、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而在外交方面，这一特殊时期，媒体基本没有权力，要么是传声筒，要么是外宣的工具。

以《时代》周刊封面报道为例，大致可以说明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倾向和基本态度。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代》第9次将目光对准中国，10月12日，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成为封面人物。题为《呆板的人》的封面文章和满纸的忧虑证明，10年过去了，美国依然没有停止唱衰中国：被孤立的中国、“大跃进”的严重后果、中苏关系陷入僵持等。在文章中，刘少奇塑造成“呆板”“受制于人”的晦涩形象，这个形象成为《时代》眼中的全部，封面上，神色忧虑的刘少奇背后，是数不清的红色蚂蚁。

1967年1月，《时代》的开年之作继续将目光投向被文化大革命烘烤得失去理智的中国，毛泽东成为封面人物。他目光炯炯，眉头紧锁，长城化成一条巨龙，将他紧紧围住，形成困局，旁边的文字与画面暗合：《混乱的中国》。在以《蝎子的舞蹈》为题的封面报道中，记者以一种受惊的语气描述了“文革”中的中国，那种膨胀的热情显然吓到了他，而“蝎子”临死前挣扎状似舞蹈的比喻更暗示疯狂的运动是国家颠覆的前兆：中国到底是要走向清洗后的纯粹社会主义，还是会引火烧身，最终自我摧毁？

图为美国冷战宣传画：酒池肉林的苏联

第三，彼此通过广播进行“外宣”。中国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宣传革命，而美国通过“美国之音”进行对华和平演变。那个年代，“美国之音”是敌台，听它的节目是犯罪行为。“敌台”是“文革”时期的一个流行语，泛指中国以外的华语或者英语等广播电台，主要特指当时的“敌对”国家和地区的广播电台。当时，收听这些电台只能通过短波收听，并在夜里进行。如果缺乏耳机这样的设备，人们往往需要把音量调到最小，所以叫“偷听敌台”。一旦这种行为被发现，轻则收缴收音机，被停职、隔离审查、批斗、勒令检讨，给戴上“坏分子”帽子，重则被判刑。

学者刘建明认为，媒体与政府就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媒体虽然不直接受控于政府，但两者的人员互通和彼此进进出出，构成“旋转门”的现象。一方面在政党纠纷和其他次要问题上媒体扮演政治角色，监督和制约政府。另一方面，媒体又与政府采取合作态度，成为政治肌体附属物。

此论述表达了媒体作为一家“公司”，经济角度与政府的关系。而在外交领域，媒体又不得不顾及国家利益。在抢新闻和国家利益之间，要维持平衡，而在发生矛盾时，又不得不遵从国家利益。

世间事，祸福难料。正是因为那段特殊时期彼此的封闭，双方才有了了解对方的冲动和需求；正因为那段特殊时期彼此非理性的谩骂和攻击，才使得邦交关系正常化之后，忽然发现对方那么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