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不再说自己是“第三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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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第三世界”在大家的认知中似乎已经是个略显模糊的概念，是个日益被忽略的词语。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喜欢使用经济逻辑下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而“第三世界”在后冷战站时代似乎已经被打入冷宫了——它是一个美苏两大阵营对峙时期的遗存话语，是曾经国际格局中“另一种力量”。而六十年前的万隆会议就标志着“第三世界”集体登场，以独立的姿态与国际连结。
这个四月，从亚非领导人到亚非知识分子，分别聚首纪念了万隆会议。过去这六十年间，世界的格局几经变幻，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第三世界”的连结内核已经支离破碎。在“殖民主义”看似已经从政治格局中消失的今天，在中国已经作为第二大经济体而活跃在世界舞台的今天，我们谈“第三世界”还有什么意义？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
原创 | 新京报记者 伍勤
一
2014年，我在东京看到了一幅被收在东京当代艺术馆中的作品，那是中国艺术家蔡国强在2003年受邀为伦敦庆祝中国龙年而做的“爆破计划”中留下的一幅画作，是以中国火药为介质创作的龙。而当年在伦敦龙年的那个艺术项目，叫做“Ye Gong Hao Long（叶公好龙）”。
这个名字细想来颇具讽刺意味，似乎带着一种嘲弄的视角和拒绝被“他者化”的姿态，把矛头指向了这个受英国邀请而创作的艺术计划本身。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日渐强大，中国文化在西方也越来越有市场，“春节”、“生肖”等中国传统意象在西方几乎成了某种时尚元素，被追捧、被解读，甚至迎着消费主义的浪潮，屡屡被收编进国际品牌的市场化运作之中。
当我们为日渐强盛的国力所带来的国际影响而沾沾自喜之时，我们不禁需要怀疑，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来说是什么？在“西方中心”的话语内，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框架是流动的、发展的，具有“当下性”的；而中国文化，或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却被锁定在“传统”的框架内，仿佛它永远会以静止的姿态被安置在那里，以供观瞻。即便非西方国家仍各自在寻找立足本土主义的文化身份，“本土”在当今世界以西方为中心而构建的认识论之中，依然是“被分配的本土”。
正如印度学者尼加姆在此次“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国际论坛”上所说的，“中国和印度一样，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全球化之前，我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知识框架，这框架系统中包括医学、科学、技术等等，而今天，仿佛在国际舞台谈及我们就只剩下了民族和宗教。”
我想起“后殖民话语”描述的经典“西方中心主义”逻辑：“We have culture, and they are cultures.”
蔡国强作品《叶公好龙》
二
令我感到有一丝诧异的是，这次“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国际论坛”的与会学者中也包含了六十年前作为帝国主义一方的日本学者。东京大学的副校长吉见俊哉在会后回应我的困惑时说，日本的现代性探寻中，同样也难以摆脱西方知识框架的“文化殖民”。我不由回忆起去年我在东京博物馆游览时，在明治维新时代日本艺术展厅的短暂驻留。当西方的艺术框架随着日本的现代化改革突然袭来之时，那一时期的日本艺术家几乎面临着一种集体性焦虑。原有对“艺术话语”的定义受到了冲击——餐饮器具的制作、屏风的雕刻等原本占日本艺术很大比重的技艺，突然被西方“艺术话语“踢出了“艺术”的范畴。明治维新的很长时间内，日本艺术家开始了大肆临摹西方的油画，并以此为艺术框架开始了现代艺术的探索。
在寻找现代性的过程中，包括日本在内的非西方国家似乎难以避免其社会现实和旧有的知识框架的相互断裂。于是这不再单单是政治话语内的殖民主义，也是文化范畴内的“西方中心话语”，生产出的“边缘”——“第三世界”。
王晓明教授在这次论坛中论述了中国所遭遇的“文化殖民”正愈见深入。在中国的“前现代社会中”，孙中山、梁启超、章士钊等差异巨大的老一辈思想家和革命者都曾有此共识——中国应当在思想、动力、对象、政治路线、行动模式等方面，走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属于自己的道路。而今天，知识界的这种共识已经不复存在了。
高士明教授也提及，“对比百年前，现代教育在中国大地上最初建立起来的时候，今日大学中隐含的殖民结构，似乎变得更深也更稳固了。中国的‘前现代’系统中，学习的过程同时牵连着一个细致而持续的社会化过程，中国原本的知识系统和学习系统，是可以真实地作用于现实生活的；而今天，随着社会基体的改变，同时还有来自西方的学科化知识体系的遮蔽和挤压，中国本来可以致用的学问，就被逐渐变成了修养的学问，不再是人生之学和社会之学。‘小学’和‘大学’都成了‘国学’，而‘国学’往往是与当下现实割裂的；那些在大学的学科、学术工业挤压中被迫晋身的‘国学家’们，要想对现实起作用，就必须要依附现有的权力体系——加入智库，为帝王师。”
那么，在曾经与社会现实直接相关联的旧有知识话语都断裂后，当西方的知识框架无力解释我们的现实之时，我们还有没有能力生产理念？
“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国际论坛现场
三
苏联的解体似乎宣布了某种历史的终结，于是在今天的新自由主义逻辑中，西方的现代民主范式在我们的社会中成了“真理”一般的追求。孙歌教授对此的回应是，“我们面对第三世界的时候，是不能使用第一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因为没有用。”而同样根植于西方、并不断发展的后马克思主义左翼话语对资本的绝对化解读，也因其难以因地制宜地分析和解决不同国家不同框架内的问题，而被“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所诟病。
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分而治之的竞争关系内，“第三世界”显得支离破碎，即便作为“第三世界”一部分的“亚洲”，都难以形成一个整体化的概念。而作为一种话语的第三世界，拷问的是在“认识论”上另外一个知识体系的构建的可能性，是知识生产如何介入社会现实，又如何带动“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利益之外可能建立的连结。
我想，蔡国强2003年在英国创作的“叶公好龙”项目，便掷地有声地回答了，“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还需不需要提‘第三世界’”。当然，伴随着这个肯定的答案，还有新的问题：我们如何摆脱对于西方而言的“他者”的身份？如何在“西方中心话语”之外寻找到“主体性”？
ps.本文只是抛砖引玉，为引出第三世界六十年国际论坛的几位学者的系列专访。请关注今日二条高士明的专访：“六十年后的今天，历史任务还在，人民却消失了”。
名词解释：
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指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地位比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在地域上大多处于发达国家的南边，亦称为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这一概念最先由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在他的《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一文中提出：“在互相对抗的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第三世界。”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著名的“万隆会议”上，部分国家表示不靠拢北约或苏联任何一方，用“第三世界”一词界定自己，正式确认了“第三世界”这一称谓，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并使用。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是第三世界形成和发展的三个标志。
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指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采取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占领、奴役和剥削弱小国家、民族和落后地区，将其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政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殖民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大都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如武装占领、海外移民、海盗式的掠夺、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通过“自由贸易”形式，把不发达国家、民族和地区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以及廉价劳动力和雇佣兵的来源地。
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一种铁板一块的僵化的理论；自诞生之初它就常常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
本文系独家稿件，采写：伍勤，编辑：小井，转载请联系书评君，需标明来源及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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