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岐黄名家潘朝曦
他，师出名门，一代泰斗张伯臾的门徒。他，杏林奇才，专治疑难杂症膏肓之疾，数十年来妙手回春，活人无数。他，学识渊博，传统文化造诣极深，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亦能以西方辨证思维看待中医治则。
他，潘朝曦，视国学为信仰与追求的当世大儒。出生中医世家，却时时不忘探寻古哲行医之道；精修经史子集，对灿若星河的国学文化怀以热情与敬意。不论为人、行医或是教学，他秉持着求实进取独有的风格，他认为，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断裂危机中的一种自觉的文化担当。“路还很长，弘扬国医国粹要以深厚的国学文化作为根本，国学是国医的根，国学亦是中华民族的根。”
师出名门 学习思辨
潘朝曦师从于海派中医鼻祖丁甘仁的亲炙张伯臾先生，虽然潘朝曦一直不敢妄称自己师出名门，但其恩师张伯臾确是中医界公认的泰斗。自古中医传承就有“父子相传，师徒相授”一说，大多名老中医也确实各承家技或师承某门。“我家行医数代，这奠定了我对中医的兴趣。”作为一个外地生，潘朝曦对“张伯臾这位国手名医”的最初了解源于当时的一本医学杂志。“考研时，我坚决要考张伯臾先生的研究生。那年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前身）在全国只招十几个研究生，有研究生理、药理的，也有攻读针灸的，真正研究中医内科的名额少之又少。我一直很庆幸当初的选择，老师不论是其学识上还是人品上，都是值得我一生景仰追随的大家。”
后来，也有不少学生曾问过潘朝曦，关于其恩师张伯臾先生是否授予他一些独门技巧，他说：“老师确实教了我许多东西。比如，有一年暑假，我回乡前，向张老告别。张老拉住我的手说：‘我知道你回家后找你看病的人很多，你知道夏天的病怎么治吗？’接着他就给我讲述了诊治夏日疾病的经验，直到声哑累极方止。他过去常常告诫我们要‘好学不倦’；也告诫我们不能损公肥私，‘非己所有，一芥莫取’。而若要说到技巧，我想说是大家最熟悉的‘抄方’，尽管我家里是祖传，自己也曾在南京中医药大学读完本科，但在张老门下，我还是规规矩矩地跟着抄了五年的方。”
潘朝曦回忆起当年跟着张老抄方，有一件事令他至今记忆尤深。“有一天，张老在曙光医院，顾双林老师拿着一个病例过来说：‘张老，我们病房有一位顽固咳嗽病人，治疗已40 多天，未见效，能否请您等会儿来病房会诊一下？’老师颔首答应。门诊后，我随老师来到病房，细看病历，解表、化痰、清肺、滋阴……凡是能用的方法都用上了，住院已有一段时间，却一直不见好转。张老随后给病人搭脉，然后细问病人有无恶寒，病人说有。张老又问有无口渴，病人说有，且每天要喝两热水瓶水。诊脉问病后，断为‘外寒内热’证。我们通常看病，不是想到‘寒’，就是想到‘热’，均是程式化的思考；而这则病案却给了我们启迪，让我们去深思是否有‘寒热夹杂’、‘外寒内热’的可能。老师当时只开了一副《金匮要略》中张仲景的越婢汤加味，三天后病人第二次来门诊，千恩万谢。我还记得那日情形，老师刚来到门诊，那个穿着紫红色棉大衣的病人上前直磕头：‘谢谢您老，老先生真是高手！’自此，我对老师由衷折服。”
张伯臾先生虽仅是一位中医教授，不兼任何行政职衔，但是他的逝世，却惊动了祖国的四面八方。发来唁电，送来花圈的，除了广大患者、医药卫生界、上海市委、市政府外，还有来自南京军区、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人大委员长和国家主席，参加追悼会者逾七百人。作为一名普通医生，张伯臾教授在身后享有如此哀荣，全在于他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人品，这在整个中国医学史上也当属仅见。潘朝曦也赠挽联一副，上下联如是云：“医殒巨星，九洲黯然丧国手；学蒙宏辉，五内悲沸哭良师。”
潘朝曦说：“有很多学生常常问我，要向大师学习什么？我告诉他们——学习的是思维，是精益求精，哲理思辨；而并非仅仅靠牢记几张药方，记住典型病症那样简单。”
中医 正在异化
潘朝曦在中央电视台做《名师名校》节目时，有一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老师，为什么像你们这样的名医能看好病，而我们却看不好？”他当时调侃了一下说：“同学们，这也不怪你，当怪病人太调皮，他竟然不按照我们教科书去生病！”
潘朝曦说：“中医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创造的迥异于西方医学，能够防病、治病、延年益寿的瑰宝和利器，理应得到很好的重视、发展、壮大，广为人用。然而其现状却非常不尽如人意。揭去其表面繁荣的光环和虚热发烧的假象后，剩下的就是走向衰亡的现实。造成今天中医这种局面的一大原因便是中医自身学术的浅薄、异化。其实，这是中医对自身学术的误识和曲解。譬如，近年的中医内科教材内容上效颦西医，把临床疾病分成某系某系疾病，继之全力揉进西医内容，把疾病也像西医内科那样分成几大证型，丢尽中医特色，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这样的教材全部处于闭着门附会于西医的臆造，根本不符合临床证情变化万端的实际情况，怎么能培养出‘解决临床问题的高级中医师’呢？再譬如，搞西医脏器比照沟通者，其实质是根本没有掌握中医藏象与西医内脏的根本区别。文革中还有人荒唐地从西医脾脏的组织细胞学上去研究、印证中医脾的功能，殊不知西医中的脾脏是可以被切除掉的，而中医的脾是后天之本，能去除吗？这是典型的‘驴唇不对马嘴’。”
“有一次，我去曙光医院做讲座，我的标题‘感冒’二字震慑全场，当时听课席上的医生不乏教授、副教授、硕导、博导……但是我接下来讲的就是感冒。所有内科教科书的开篇都会从‘感冒’说起，其病因可见风寒、风热； 因虚、因湿所致，长篇大论洋洋洒洒。我只是问了一句：‘感冒病程多少天？’他们的回答是‘7 天’。人体有自身的免疫系统，7 天后感冒好了，是自愈而并不能归功于治疗。但我可以说，我治感冒，病症不会超过三天。我又问：‘感冒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病？既是感受风寒、风热，那为什么不仅流感，普通感冒也会传染？就此，那我很想问问同道，有没有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思考过，感冒究竟是什么病？我认为从传染这个角度看，感冒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疫’。因为‘疫’的特点具有传染性。‘疫’有温疫也有寒疫。我们是否可以从治疗‘疫’的角度来治疗‘感冒’呢？我就是这样做的。”“中医治病与西医治病是截然不同的。西医喜欢把成分拆开研究，如白虎汤，日本研究有降血糖的功效。分析发现方中生石膏、知母降血糖，甘草不降血糖，粳米不光不降血糖还有升血糖的作用，然而四味药加在一起其降血糖的功效就能够大于2、大于3、大于4。日本人惊呼奇妙，我不知醉心于把传统中药方拆开研究者，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我认为中医的玄妙恐怕不能仅用西医的分析思维解释，更不能用西方思维来论证，我们该做的我看还是要潜下心来去传承中医学的精髓。”
中医智慧来自中国传统哲学
回到文化源流的源头上去比对，其实中医的智慧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传统哲学。潘朝曦说：“用药如用兵，需要用积极辨证的方法来看待问题、看待病症。偷得浮生半日，我也常常翻一翻中国国学，当然也因为本身对国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国学国医同源同宗嘛！”
潘朝曦偶尔兴起，也会挥毫泼墨，诗文书画均是信手拈来，自成一格。“我特爱好文学、历史，平常我阅读的书有当代小说、散文，我业余写过小说、散文，更多的是写诗。”潘朝曦在上海中医药大学教书，除了讲授中医课程外，另还开了一门《中国古代天文、地学知识选讲》的公选课。“记得清代硕学大儒曾国藩先生曾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吾平生有三耻：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这是一耻。’我觉得说得很对！”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不仅讲星象和吉凶预测，很大一部分是与天气农事有关的智慧。说起天文就不得不说中国的纪年历法，其实农历才是最符合中国的时令国情。如农谚有“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满河插柳，七九河冻开，八九燕子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是民间数九的民谣“九九歌”；“清明断雪、谷雨断霜”；“立夏三天遍锄田”；“立秋三天镰刀响”这些农谚虽不怎么押韵整齐，但却是集结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的节令的智慧，而现在通行的公历正月、二、三月却并不是春天，其与春夏秋冬的农事活动毫不相干。而对此年轻人知晓得越来越少，一年到头活得连季节都不知晓，悲不悲哀？！
中医并不能包治百病，但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却非常辩证 ：“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意思是说病之所以治不好在于没有找到方法，只要我们不懈探索，就一定会征服疾病。基于此，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坚持探索，去攻克一个个难关。医生要把未能攻克疾病作为一种为医的耻辱。医学就一定会进步很快。同时作为医生还应认识到医学不是一门简单的学问，既要有智慧，又要勇于攀登高峰，才能得到化境。
古人曾告诫后人“医关人命，非大聪明者莫为。”大聪明从何而来？除了天赋外就是博学。潘朝曦认为这不仅是对为医者的忠告，也是对跃跃欲试视中医为简单读了几本书就能为医治病者的告诫。国学不仅是他的爱好，亦是中华民族的根和中医之根。传承弘扬国学也是中华民族子孙应具备的一种担当。
除了中医，在书画领域潘朝曦造诣颇深，其风格独树一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