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昔阳大寨和陈永贵在历史的风云中

晋中昔阳大寨和陈永贵在历史的风云中

晋中昔阳大寨和陈永贵在历史的风云中

50年前的冬天,毛泽东71岁了。12月26日生日这天正在全国人代会期间,他破天荒地备了三桌宴席。从晋中去北京开会的中国农民代表——陈永贵,成为毛泽东生日宴会主桌上的贵宾。

那时,已经逐渐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借助陈永贵的这次被领袖高规格的礼遇,而被各种宣传报道强化着,他个人也逐渐走向了人生的巅峰。

转眼50年过去了。2015年2月14日,是陈永贵的百岁诞辰。今天,作为从晋中大地上走出的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位农民,陈永贵永远安息在了虎头山下。而他的故事却还会被不断地传扬……

■晋中学大寨比全国早五年

雷震一是左权县人,1959年他快30岁了,担任晋中地委办公室综合组组长。这年秋天,省里领导来晋中东山检查工作,雷震一随地委书记陪伴。他们一行先到盂县、平定,然后到了昔阳。在大寨听了汇报后,省里领导很感兴趣。于是,领导们临时商议,决定把雷震一留在大寨搞调查。

雷震一住在陈永贵家里,是“原来地主的四合院平房。”那时吃饭在公共食堂,雷震一和《山西日报》康溥泉两人算是大寨的客人,在食堂炕上摆一张小桌,每顿都会炒一个小菜,其实也就是山药蛋菜。但是陈永贵陪客人吃饭从来不吃菜。雷震一回忆说:“我们对陈永贵说,你吃一口吧!陈永贵怎么也不吃。”

雷震一发现,其他地方粮食紧张出现了饿肚子现象,但大寨不存在粮食紧张问题。

住了三四天后,雷震一到处找不到陈永贵。“到哪里了呢?”一直到傍晚,雷震一看见陈永贵赶着三头牛回来了。原来,陈永贵早上三点多出发出去买牛了。九十多华里的路程走个往返,靠随身带的一点干粮,陈永贵就这样工作:为集体买牛。雷震一说:“大寨的支部书记这样艰苦啊!”

雷震一住了半个月了解大寨的生产,他们疑惑:“为什么别的大队都减产,而大寨增产了呢?”从陈永贵的实干精神里,雷震一有了答案。

1959年国庆十周年,山西省委决定让大寨领路人陈永贵去北京参加庆祝活动。可是,1958年大寨粮食亩产474斤,似乎不算高。省里希望重新核实一下产量,意思是可以虚报一点。雷震一和陈永贵商量这个事情,陈永贵说:“我们产量474斤不能变。宁可不上天安门,也不随便增加产量。”

■《土石山区的一面红旗》发表

半个月后,雷震一写出了调查报告:《土石山区的一面红旗》。

“这篇文章发表了吗?”2014年的夏天,我大声地问已经有点耳背的雷震一。

“发表了。大发表!”雷震一说。省委通报到了全省每个公社,而晋中地委通报到了每个生产大队。雷震一说:“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地委定下来学大寨。所以,晋中学大寨开始于1959年,学大寨,就是学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

1959年冬天,晋中地区学大寨办公室成立,雷震一被任命为副主任,主任由地委副书记兼任。但主要责任都在雷震一身上。两年后,雷震一成了“学大寨办公室主任”。

在这个岗位上,雷震一和同仁们总结出《大寨劳动管理经验》,以“大寨党支部”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还替陈永贵写过一些文章,印象深刻的是《天大旱,人大干》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上,接着,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转载。

“这段经历对你人生很重要吗?”笔者问。

雷震一答道:“对我是个锻炼,也是个提高。那些年,我基本上没有在家里过春节,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寨。过年也有人来参加学习,所以我过年也回不了家。”

■毛主席号召“学大寨”

随着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尤其是1964年12月26日陈永贵参加了毛泽东的生日宴会,还坐在了毛泽东身边,这成了了不起的大事。

雷震一说:“地委对陈永贵就有点紧张,虽然他是一个大队的党支书书记,但他是可以‘通天’的人物。”一次,地委常委会叫陈永贵来参加。因为通知上说九点开会,为了赶上时间,陈永贵从家里起了大早,那时路也不太好走,两三个小时到了榆次,才八点多。可是陈永贵等到九点钟了,不见开会动静,他就扬长而去。

领导们来了,听说陈永贵走了,赶紧派雷震一去追。虽然追回来了,但是陈永贵很生气。大概他闹心,既耽误了农活,这里又不开会。

另一次开会,地委派雷震一专车去接。

雷震一说:“陈永贵到了地委,吃呀喝呀,都招呼得比较周到。如果说陈永贵和地委领导之间有些意见,也只是工作上的分歧,沟通不够。陈永贵脾气很直,不会跟人客气,他认为那是虚伪。但是,地委确实是全力以赴地‘学大寨’。”雷震一记得,连荣德担任行署专员后,尽量和陈永贵通气,或者叫讨论,或者叫商议,反正经常到大寨。

雷震一说:“1964年全国‘农业学大寨’开始,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因为要造反夺权,‘反大寨’帽子被拿起来扣到‘走资派’头上。所以,凡是‘走资派’就是‘反大寨’。这成了‘走资派’的一大罪状。”

关键时刻,陈永贵应该表个态,但是当时社会大环境不可能让他表态。

陈永贵晚年,雷震一专门去看望过。雷震一说:“陈永贵病重了,但神志清楚。”

■“文革”开始后的派性斗争

雷震一的感受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晋中人还是积极地学大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形成两派。这两派就是:你上了台整我,我上了台整你。

雷震一说:“陈永贵上台后,他的政治经验肯定不足,好多事情处理得对自己不利。在昔阳县抓五种人,批判‘不学大寨’,搞‘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大解放开路’。开会,就要抓几个典型,就要接受批判,他批判了谁,谁就对他有意见。”

陈永贵整过人,尤其是在榆次和昔阳召开的“学大寨大会”上整过地委领导。会议开始就是批判“反大寨”。“派性斗争”就是把对立面说得一塌糊涂。凡是自己的“对立面”,就是“反大寨”的。在政治上上纲上线,互相指责。

路成和就是派性斗争的牺牲品。

路成和小时候逃荒要饭从河北到了左权县拐儿村。解放后,他入了党,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后来,调到文水县担任公社书记、副县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为支持大寨,被提拔到榆社担任核心小组组长,当时相当于县委书记。

雷震一说:“路成和我非常熟悉,非常了解,他勤政廉洁,勤勤恳恳。但是当时就说他是武斗的策划者,判了死刑。实际上,他胆小怕事,武斗时他已经离开榆社了,怎么就成了策划者?”

陈永贵也熟悉路成和,他听说这件事,赶紧跑到北京求助周总理,大概一两天后,电报就来了,中央收回了“杀人权”,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悲剧。如果陈永贵不出面,被判死刑的还有七八个人,都保不住命了。

路成和如果活着的话,和雷震一年龄差不多,也80多岁了。

■扶植大寨的张怀英却未获得好结局

张怀英,是“学大寨”运动中一个让人叹息的人物。

张怀英少时因贫困而放羊,没有念过书。但是他聪明能干。正是因为张怀英担任了八年昔阳县委书记,才培育扶植起了陈永贵这个劳模和大寨这个全国典型。张怀英主政昔阳期间,县里各项工作都很好,被中央命名为“全国第一个文化县”。

张怀英到寿阳当了两年县委书记,全县产量翻了一番。邓小平都表扬过:“张怀英很不简单!”张怀英到运城担任地委书记四年,发展水浇地200万亩。这个成绩在地委书记里是少有的。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张怀英,走哪都不行,老是挨整。只要有整他的机会,总会被整。因为有佩服他的人,就一定有嫉妒他的人。

在当时晋中乃至山西的各个县委书记中,张怀英算是有才华的。雷震一讲了这些以后说:“人生就是这样,才高多傲,有才必狂。”

张怀英有才干,在晋中长达半年的“十月事件会议”期间,因为张怀英看不起某位领导,人家在上面讲话,他在下面不仅不听、不做笔记,还胡画一气。他的傲慢害了他。与此领导结怨后,人家怎么会不找机会报复?

张怀英被开除党籍好几回。雷震一说:“在晋中地区开除过,在省里也开除过。最后开除党籍,没有恢复。”

张怀英生前出版了一本《聊天录》,其中有他亲历的关于大寨和陈永贵的真实故事。比如《李一清赞大寨》《毛泽东得知陈永贵》《陈永贵卖饭》《陈永贵治山》《陈永贵的“三不”》《陈永贵入党》《陈永贵在钓鱼台》《陈永贵扫盲》等等。

张怀英去世后,子女帮助他整理出版了《大寨 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这是所有关于“学大寨”亲历者叙述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本书。

■陈永贵始终“听党话跟党走”

“听党话,跟党走”,陈永贵在雷震一的心目中可以用这六个字概括。雷震一说:“党号召组织起来发家致富,他不仅组织互助组,而且组织老少组。党号召艰苦奋斗,他十年造地成绩突出。遭灾后想出了自力更生十大好处。后来‘阶级斗争为纲’,他也很积极,给人们留下了一些不好的印象。”

“学大寨”运动有缺点,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推广大寨经验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再加上陈永贵确实有些直爽和倔犟,一些人对他和大寨不满意,他就发脾气,讲出些不中听的话。

一度时期,大寨遭到批判,这让雷震一想不通。他说:“好多不该有的东西都安在大寨身上,不该有的脏水也泼在大寨身上,俨然‘墙倒众人推’。有的人脑袋滑,陈永贵在台上就吹陈永贵,陈永贵倒了就诋毁陈永贵。而现在又以大寨专家自居……”

雷震一说:“当小岗村出现包产到户,包产到人的事后。大寨的这一套形式好像就错了,没用了?而我认为陈永贵是一个敢于创新的人。社会主义道路有个曲折前进的过程,假如没有人在这道路上创新、领头能行吗?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陈永贵敢于探索。既然是探索,无论成败都算英雄。”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陈永贵致信毛主席,说:“农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农村不能夺权。”陈永贵的意见形成了中央文件下达,所以农村才不搞“文化大革命”,不搞夺权。

雷震一说:“陈永贵创造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这条路绝对没有错。至于说迈的步是大是小,是指导和引导问题。根本不能责怪陈永贵。”

大寨起伏跌宕的历史,是晋中曾经经历过的风云,我们当仔细品味,从而让今后的路走得更顺畅,不留遗憾。(刘红庆 弓宇杰)

来源：晋中日报

责任编辑：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