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睹为快丨2015唯一必读书《毛泽东传：真实的故事》一刀未剪版选读

文/亚历山大·潘佐夫 梁思文

摘自《毛泽东传：真实的故事》繁体中文版

点击阅读原文链接可查看更多本书相关介绍

一九五六年发生另一件事，大大震撼了中国和全世界。二月二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发表报告，谴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这位已故的独裁者被控诉多项罪行。赫鲁晓夫强调，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犯了严重错误，违反集体领导的原则，并且建立个人独裁。他谈起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及农业政策上犯的错误，也谈他在苏联国际关系上犯的错误。然而，他没有提到斯大林不信任毛泽东；赫鲁晓夫倒是提到斯大林对待狄托犯了错误。

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苏共全代会。朱德、邓小平及其他人员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会，他们将这个惊天动地的新闻回报给毛主席。毛泽东也大吃一惊。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才发贺电给苏共二十次大会，照例歌颂已经去世的斯大林。贺电提到「列宁创造、斯大林养大的所向无敌的苏联共产党」。朱德也极为尴尬，他在大会主席台上才宣读贺电，全场掌声如雷。赫鲁晓夫这番话给人的印象是，他根本不管他的讲话会在共产世界引起什麽回响。他甚至没把报告书交给外国的共产党过目。毛泽东必须靠新华社译自《纽约时报》三月十日刊登的全文，才得知箇中内容。赫鲁晓夫只顾著解决自己的问题。换句话说，在谴责斯大林主义时，这位苏联新领导人的行径与斯大林无异，一点儿都不怀疑莫斯科所有的卫星附庸国家会照单全收克里姆林宫所讲的一切。他们曾经在一九三九年接受令人难以置信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完全翻转了苏联与希特勒德国的关系，而今他们也将接受斯大林被批判。

然而，经过一番思索，毛泽东压抑下原先不痛快的感觉。姑且不论其他，批判克里姆林宫前独裁者使他彻底解脱。赫鲁晓夫于一九五四年到访所开始的过程，现在达到它合逻辑的结尾。隔了一阵子，赫鲁晓夫送来了官方正式消息，毛泽东注意到这个拆卸斯大林神坛的苏联首脑并没有百分之百的自信。他很明显试图争取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为此甚爽；它证实了他原先对赫鲁晓夫的印象；赫鲁晓夫是个软弱的伙伴。这个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在私函中告诉毛泽东，苏共通过了有关斯大林的决议之外，又提议协助中国兴建五十一个军事项目和三个科学研究机构。他也表示愿意与中国合作，兴建一条连接新疆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的铁路。换句话说，赫鲁晓夫企图争取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赫鲁晓夫的个人代表米高扬和中方签署了一份苏联援助兴建五十五个新工业设施（包含製造火箭和原子武器的工厂）的协议。

这一切激烈地改变了中、苏关系之间的力量均衡。从现在起，毛泽东不再需要仰事苏联，觉得必须抄袭苏联的经验。如果说他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初推动类似苏联的斯大林式集体化时，只敢要求以比苏联更快的步调进行，现在他完全可以摸索自己的发展路径。他甚至可以试图赶上、并超越苏联，把中国打造成最强大的工业强国。

他搞懂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于三月三十一日邀请回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而今回到任所的苏联驻北京大使尤金过来一谈。尤金本人也想要见毛泽东。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要求尤金大使求见。然而，毛泽东以生病为託辞，让尤金等了一段时候才终于答应见他。两人谈了三个小时。毛泽东精神十分亢奋，儘管话题严肃，他却谈笑风生。他希望给人的印象是，他的人生阅历丰富，智慧深邃，能够安然笑看世界风云变色。然而，很显然他无法坦然讨论斯大林这个话题。

他先开口告诉尤金，他认为已逝的导师「毫无疑问……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据尤金的说法，毛泽东同时也说「（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的文件使他印象深刻」。毛泽东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和代表大会后所造成的气氛，也会帮助他们广开言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能先说话的」。

毛泽东很清楚他在说什麽。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当中，它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几乎无可避免地在意识型态、组织和政治上，都得依赖莫斯科。虽然毛泽东心知肚明斯大林的奸诈阴狠，现在他一死，自己可以感到轻鬆，可是他无法公开批评他的「领袖和导师」。没错，他并不清楚斯大林阴狠的全貌。例如，他并不晓得这个克里姆林宫独裁者在一九三八年曾经计划，针对共产国际官员发动大规模政治审判。斯大林在思索要斗争哪些人时，一度把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陈云、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邓发、吴玉章、杨尚昆、董必武，甚至一九三五年已被国民党处决的瞿秋白，都列入黑名单。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员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郎方（AleksandrIvanovich Langfang）对一九三八年三月被捕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人事部官员郭绍棠动刑，逼得他攀咬出上述这些人。我们不用怀疑，郎方不会自己主动去做这件事。

斯大林打算在已经进行过的齐诺维也夫和卡门涅夫案（Zinoviev and Kamenev）、拉狄克和皮亚塔可夫案（Radek and Piatakov），以及布哈林和莱可夫案（Bukharin and Rykov）这三大案之外，再于一九三八年春末针对共产国际官员发动公审。这一次主要对象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约瑟夫‧派特尼斯基。其他目标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官员贝拉‧孔（Bela Kun）和威廉‧柯诺宁（Wilhelm Knorin），至于上述中方人士只是配角。决定逮捕大批共产国际官员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定案。五月二十六日子夜一点钟，季米特洛夫被请到人民委员叶佐夫办公室；叶佐夫告诉他说：「共产国际裡潜伏了重要间谍。」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初，开始动手抓人；可是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国人大部分没被抓。我们不知道为什麽如此，但是若非斯大林放弃他的计划，很有可能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遭到他的毒手。他没有把毛泽东列在「黑名单」上，但是又有谁真知道他究竟有多少份整肃名单呢？

毛泽东并不晓得有这麽一件胎死腹中的整肃计划，他和尤金大使的谈话，大部分集中在斯大林对中国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哪些政策错误。他提到他和斯大林历年交往过程遭遇到哪些羞辱。最后，他告诉尤金，《人民日报》即将发表社论谈苏联个人崇拜的问题。

这篇社论由陈伯达执笔，经过毛泽东本人及其他几个人（其中只有少数是政治局委员）润饰，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它的标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由于它的读者对象是广大民众，它并没有对前共产主义偶像做出不平常的批评。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并不希望有任何人打起反斯大林的旗帜来反对他们的独裁专政。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承认，「我们并不打算把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干的坏事统统向群众揭露」。现在，毛泽东也不想透露他本身寻求自己的发展路径的计划。斯大林的功过被定为七三开，但是苏联还是被称颂能够「无私地批评……过去犯的错误」。

次日，毛泽东接见赫鲁晓夫的私人代表米高扬时，又提到这个话题。米高扬是在四月六日来中国访问两天。根据社论精神，毛泽东花了不少时间批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下的「严重错误」；可是他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米高扬在回话时，邀请毛泽东到莫斯科访问。毛泽东问说：「去干嘛？」米高扬不正面回答，只说：「总会有事的。」毛泽东很不爽米高扬一副家长口吻。

五月一日，天安门广场照例举行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游行队伍和去年一样，高举著斯大林的巨幅人头照。全中国各城市的游行亦莫不如此。次日，毛泽东主动拜访尤金。根据苏联外交官康士坦丁‧克鲁提可夫（KonstantinKrutikov）的回忆，毛泽东再次表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斯大林「功过」的立场；可是他又提到上次和米高扬谈话之后，「我终于明白为什麽斯大林不信任他……很显然，斯大林认为即使他最亲近的副手伏洛希罗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根本比不上外国的受提携者。」可是，他拜访尤金另有目的。毛泽东是来表达他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的一些立场。赫鲁晓夫提到「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和「现阶段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他不能苟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悄悄表示，它不能同意同一份报告中有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九日有一篇文章谈论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这个主张即被刻意忽视。

毛泽东决定也要对「和平共处」表达他的观点。他採取非常迂迴的方式，不直接攻击。他告诉尤金大使，三国时期（西元二二○年至二八○年），由于年年征战，中国人口减少了四千万人，而在唐玄宗时期，安禄山作乱（西元七五五年至七六三年），人口减少得更厉害。他的意思是用不著害怕和帝国主义发生核子战争。即使帝国主义者能佔领苏联的欧洲部分和中国的沿海省份，社会主义最后仍会胜利。他的结论是，帝国主义只是「纸老虎」。不知什麽原因，他很喜欢「纸老虎」这个字词，在几个不同场合使用过，甚至还开玩笑地称江青为「纸老虎」。这一次，他只是迂迴地重述他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与芬兰驻中国大使卡尔—久翰‧孙士敦（Carl-JohanSundstrom）所说过的话。当时他说：「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美国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麽，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吧，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他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他们发动战争愈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灭也就愈早。

就在最近，即四月底，毛泽东在为期四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一项不寻常的讲话。四月二十五日的这项讲话，题目是〈论十大关系〉，它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基本上，这项讲话代表毛泽东整个世界观的重大转折，反映中国共产党思想正在解放的新气氛。它界定了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政策，这条路将不同于苏联模式。首先，毛主席痛批苏联经验，公开主张党要走新路径：「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显然他已经开始重新检讨斯大林主义模式，觉得它不够激进，而且苏联的发展步调太慢。

毛泽东没有提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详尽计划；然而，他指示一些策略元素，强调需要遵循「多、快、好、省」的原则。他心中盘算的是：大幅提升对轻工业及农业的资本投资，快速开发内地省份，减少在国防部门的投资，以及加速整体经济建设。毛泽东也谈到加强对工作的精神、而非物质鼓励，减少集中化官僚管理下的经济范围，并且开发相对自主的生产基地。他没有隐瞒新策略和苏联策略之间的差异：「我们必须以分析、批判的眼光学习，我们不能囫囵吞枣抄袭、机械地移植……有些人从来懒得分析，只知「跟风」。今天若吹北风〔即苏联〕，他们就加入「北风」派……如果每句话都奉行、即使是马克思说的话，一定大乱……我们若是已经清楚明白，我们就不能每个细节都学别人……苏联有许多人很自负、很傲慢。」

毛泽东的讲话稿当时没发表，一点儿也不奇怪。毛主席不只是公开批评苏联。他的想法与中国许多领导人的想法南辕北辙。后者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邓小平也不瞭解他的想法。譬如，一九五六年四月底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张增加人民币二十亿元的资本建设，周恩来就公开和他争辩。周恩来认为，这样做就会很难供应基本必需品给老百姓，会导致城市人口异常大增。毛泽东被这个主张刺痛，五月二日他把他的新主意又向最高国务会议成员提出来。

在这个情况下，中共中央觉得有必要派发毛泽东四月二十五日的讲话稿，但只发给党的高阶及中阶干部。这时候，周恩来、陈云和其他经济专家忙著起草第二个五年计划，他们没有完全理解毛泽东的非正统想法。基本上，他们没理睬他。刘少奇和邓小平也是如此。他们全都忙著日常的党、政工作，没有时间与「伟大的理论家」进一步讨论他的新构想。

毛泽东很生气，他提的构想竟然没人闻问。一九五六年中期，他从北京飞往广州视察，希望能像以前一样取得地方干部的支持。当时天气非常热，广东人饱受蚊蝇肆虐之苦。毛泽东居停的住处没有冷气机，可是他并不急著回北京。他必须解决一大堆问题、接见许多人、评估他们的想法、争取他们支持他和「死硬的温和派」继续斗争。这些「温和派」利用主席不在家，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批评「保守主义」和「急躁情绪」。毛泽东的反应却十分孩子气，他说：「我才不读它。我干嘛要读他们骂我的文章？」

他对这些完全缺乏「勇气与决心」，「仍有奴隶心态的殭尸」感到疲倦。不，他必须向他们展现他比全部人加起来都还有力量。

他决定要实现旧梦，游渡三江：广州的珠江、长沙的湘江，和武汉的长江。他的确是个游泳健将，但是他的想法也的确很荒谬。这三条河流都宽得不得了，长江更有许多漩涡和急流。但是想让他改变主意根本就是浪费时间。一九五六年五月底，他跳进水面宽逾一点五英里的、污浊的珠江。职责在身、必须陪他下水的医生说：「水可真葬，水色污浊，偶尔有粪便从身旁流过。毛躺在水中，大肚子成了一个气箱，全身鬆弛，两腿微曲，彷彿睡在沙发上。他随水流漂浮，只有时用手臂打水，或摆动两腿。」这次在珠江口漂浮了将近两小时，超过六英里。不久之后，他离开广州，前往长沙，两次游渡一英里宽的湘江，湘江的水也没比珠江乾淨。毛泽东高兴得不得了。他大声喧嚷：「湘江太窄，游长江去。」

毛泽东终于在六月初抵达武汉。很快地，在四十多个卫士簇拥下，他来到这条大河岸边。当然，他没办法游渡长江；那会是愚蠢之举。水流力量极大，毛泽东只是顺流漂浮而下，和珠江一样；这次漂流超过十八英里。毛泽东高兴得无以言宣，新闻记者也准备好了，立刻向全国发布「我们敬爱的舵手」勇敢征服长江的「好」消息。毛泽东在武汉逗留那几天，在长江游水三次。他后来热切地说：「事情就怕认真对待。认真准备，事无不成。」我们晓得，他心裡念玄在玄的就是政治局裡的「温和派」。

可是，新的一桩失望在北京等著他。政治局裡的「温和派」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把个人崇拜问题放到议程上。北京的气氛十分紧绷，毛泽东暂时不去碰党务，躲到黄海边安静的度假小城北戴河避暑。他可能心裡想：「你们想逞能呀？请便。大家走著瞧！」他又玩起他锺爱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夏末，他向左右宣布，基于「健康」原因，他打算交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只保留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一职。

刘少奇和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不希望冷落毛泽东，也赶到北戴河去。主席一直都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只希望有些集体领导权。可是这也正是毛泽东所不能同意的。他认为，赫鲁晓夫的融化不仅威胁中国，也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业，后果如何尚不可预料，中国共产党比以往更迫切需要团结在他四周。

中共八大就在这两种观点对立衝突的背景下召开。正式会议是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一千零二十六位党代表和一百零七位候补代表，代表将近一千一百七十三万名党员出席会议。但是，正式会议之前，从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二日还有闭门讨论（所谓的预备会）。在这些讨论中，敲定了大会的一切基本决策。代表们在闭门会议中讨论及通过所有的决议，以及所有的基本报告和讲话的文本。他们也要解决人事问题。

这一次，毛泽东非常小心。和以往一样，为了测试他的对手，他不主持任何一次会议，也不发表任何报告。他把最活跃的角色交给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他本人要故示「谦虚」。他只发表两次简短谈话欢迎与会代表，一次是八月三十日预备会第一次会议，另一次是九月十五日全代会开幕式。同时，他竭尽全力推介他的构想。特别是在这两次简短谈话，他都重申「十大关系」中的主张，他也修订刘少奇将向全代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草稿。他添了下面一段文字：「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麽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为了明白显示他拒绝接受苏联的家父长主义，毛泽东甚至拒绝出席九月十七日的会议，因为赫鲁晓夫的代表米高扬被安排在会上演讲。

全代会的基本调子却完全不符毛泽东的意向。在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领导下，与会代表尊重苏联模式，只支持毛泽东意在加速完成斯大林化的社会实验。全代会正式宣布中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已经胜利。所有发言者都热切称讚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

然而，最重要的是，全代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让毛泽东痛彻心脾。在赫鲁晓夫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讲话所创造的新气氛影响下，中共八大的代表竟然同意从党章中删掉中国共产党由毛泽东思想「指导它整个工作」这句话。取而代之的一段文字是：「中国共产党由马列主义指导。」邓小平在宣读〈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特别强调需要针对强欲别人接受意见、并且将它光荣化的斗争。他宣称：「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固然他也提到毛泽东在反对中共党内个人崇拜的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全代会恢复设置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这一点也相当重要。毛泽东亲自提议由邓小平升任总书记。即使邓小平不瞭解「十大关系」，毛泽东认为他是「相当诚实的人」，因为邓小平并不像刘少奇和周恩来那样公开表示反对毛泽东的冒进。

可想而知，毛泽东并不满意八大所通过的许多决议。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最让他不满。全代会之后不久，他即决定反攻。他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故作不经意地说：「中国也有些人公开批评我。中国人民宽容我的缺点和错误。那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服务人民、为人民工作。」这些话听来颇有向毛泽东的对手警告的意味，尤其是毛主席还解释说，「老板主义」在中国还不是问题。他还说：「有些人批评我之时，其他人会出来反对，指责他们对领袖不敬。」这时候，在他的亲信圈子内，他开始批评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政策。他向他的译员李越然抱怨，斯大林是「该被批评、但不是杀头呀！」他在生气时向另一个译员阎明复表示，赫鲁晓夫「不够成熟到可以领导那样一个大国」。他也对其他副手说，赫鲁晓夫「不遵守马列主义」。

一九五六年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反斯大林主义事件，也大大增强了中国领导圈内的崇拜气氛，进而增强了毛泽东的地位。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工人示威风潮下起而掌权的波兰共产党新领导人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将斯大林派赶出波兰工人党政治局。其中之一即波兰国防部长兼部长会议副主席康士坦丁‧康士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元帅（MarshalKonstantin Konstantinovich Rokossowski）。他是由斯大林钦点出任这两项要职。原本在波兰人民中就很强烈的反苏气氛，开始快速增长。同时，在匈牙利方面，由于民主革命的结果，政府权力交到颇孚民心的自由派共产党人纳吉（Imre Nagy）手中。东欧社会主义的危机，毫无疑问是因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讲话所引爆。

毛泽东对此非常瞭解，也不隐藏他对赫鲁晓夫行动的不满。十月二十日晚间，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他首次谴责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他听到新闻报导说，赫鲁晓夫打算动武、对付哥穆尔卡，他不愿见到这一幕。苏联干预波兰政局可能引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开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立刻召见苏联大使尤金。毛泽东不顾礼节，穿著睡衣，在卧室接见尤金。毛泽东十分激动地说：「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

接到尤金报告后，赫鲁晓夫惊慌不已，于十月二十一日决定，「鉴于情势……对武装干预〔全面〕节制。展现忍耐。」毛泽东觉得他赢了。十月二十三日半夜一点钟，又把倒楣的尤金找到他卧室讲话；当著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整个政治局核心的面，他愠怒地指出，俄国人已经完全丢弃了斯大林的利剑。他说，结果是敌人捡起剑来、杀共产党人。他说，这不啻是搬砖砸自己的脚。

现在让毛泽东不安的大事是匈牙利的局势。到了十月二十三日，它已经发展到更加紧张的地步。因此，匈牙利问题是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讨论的重点。刘少奇与毛泽东一直保持密切联繫，而毛泽东起先建议赫鲁晓夫，对匈牙利也採取和对波兰相同的和平方式。他相信「匈牙利的劳动阶级」能够「重新掌控情势，自己平息动乱」。但是情势在十月三十日下午急转直下。毛泽东同时接到中国驻匈牙利大使和刘少奇的报告，国家安全官员在布达佩斯被私刑处死，这下子他按捺不住了，决定不能听任事态发展下去。看来，匈牙利的革命和哥穆尔卡的自由派共产党改革不一样。它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局势。刘少奇通知了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人员毛泽东的新观点：「〔苏联〕部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这是淮予镇压匈牙利民主运动的绿灯。

十月三十一日晚间在机场为中方代表团送行时，赫鲁晓夫显然已听进毛泽东新立场的意见，他告诉刘少奇说，苏共中央主席团已决定「恢复匈牙利的秩序」。赫鲁晓夫日后回忆说：「不再有争论。刘少奇说，如果在北京还有人有不同意见，他会通知我们。」但是毛泽东没有再次改变立场。结果是赫鲁晓夫决定全面进击，尤其是很快就发现，匈牙利政府宣布它有意退出华沙公约，并转向西方国家及教宗求助。十一月四日，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匈牙利人民革命淹死在血水中。

儘管如此，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十分震惊，社会主义国家裡竟然会发生自由民主运动。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继续发展他的「弃刀」论。他对苏联的攻击空前猛烈。他控制不住怒气，甚至宣称许多苏联领导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丢弃列宁的刀」。甚至，他更标举他和莫斯科在另一范围也有歧异，他首次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之理论。毛泽东强调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当然，他发动的论战明显是设计出来的：毕竟，没有人能预测未来。纵使如此，从这时起直到一九七○年代末期，苏联和中国领导人一直激烈辩论「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毛泽东也试图向东欧若干国家领导人招手。他认为这些国家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共产党员没有妥当地进行阶级斗争。因此这些国家有「太多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

利用这个情势，他同时试图推动在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步调的主张，再度攻击仍然倾向苏联经济经验的「温和派」。他在二中全会前夕指出：「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一方面确认社会主义已经胜利；另一方面，他表示怀疑党有能力在划时代的短时间内，把中国改造成为军事与经济大国。为了重振党的活力，他吁请非党员群众，尤其是「民主党派」及其他知识分子，来批评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党员，对党的政策提供大胆、诚实的评价。他呼吁直接针对官僚主义发起大规模的意识型态运动。他或许希望能把来自底下的批评，导向他在党内领导圈的对手。他提议这项运动的口号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最早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这个口号，但是当时由于党内的反对和知识分子的怀疑，并未形成风潮。现在毛泽东再次试图发动运动。虽然他的讲话一直要到六月才发表，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通过措施以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把他的指示作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基础。这项决议成为重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毛泽东认为党已经变得太保守、太官僚化，因此才不能採纳他激进的政治、经济原则。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成为密集批评的目标。

五月间，新的「百花运动」正式展开。毛泽东显然赋与人民完全的言论自由。他现在的讲话鼓励意识型态和政治的多元主义。从五月初起将近一个月时间，中国所有的报纸和其他大众宣传工具，统统开放，任何人想对政治议题发表批评，一律欢迎。然而，许多人批评的不是「个别错误」，而是整个共产党专政的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型态基础—马列主义—遭到猛烈批评。民主党派人士章乃器、章伯钧和罗隆基等人特别活跃。他们的反共文章获得许多大学教员的支持。学生陷入骚乱。

中共领导人和毛泽东本人显然没有预料到会有如此热切的反应。他们还没准备好和对手认真讨论，而对手显然颇孚民心。毛泽东显然失算了。知识分子并没有帮他的忙，他们展现出的是排斥共产主义。除了终止运动，已经别无办法。六月八日，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共中央通过一道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言论自由全面取消，共产党恢复原先的政治和意识型态暴政。同一天，《人民日报》对政策突如其来大转弯提出以下的解释：「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

《人民日报》等于承认党的领导人发动一场大规模政治骗局。现在，一场规模空前庞大的镇压运动排山倒海扑向知识分子。中共党史上第一遭，「右派资产阶级分子」的标籤贴到数百万知识分子头上。大约五十万人被打入劳改营。他们并不全都批评政府，许多人其实忠于新政府，只是被阴谋及「阶级斗争的逻辑」害了。

恐怖的气氛使得毛泽东可以克服他在经济建设领域的主要对手，周恩来首当其衝。一九五七年夏末，毛泽东抨击周恩来，指责他犯了严重错误，试图追求中国经济平衡发展。毛主席宣称他本人本质上是个冒险家，不怕捣乱局势，以便加速中国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

就在三中全会中，毛泽东首次提到农业生产巨幅增长的可能性，提议重唱早已遗忘的「多」与「快」口号。他说：「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麽多时间。」

毛泽东觉得时间站在他这边。社会主义在中国基本上已经建设起来，工业已经开发，在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共产党专政也坚强屹立。现在看来，原本声势鼎盛的莫斯科，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它在共产世界的权威；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事例。当然，赫鲁晓夫握有核子武器，而且苏联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发射了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可是，毛泽东要向所有这些共产党同志显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现在究竟在哪裡。

毛泽东开始发展他最早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思想。他前思后想各种大跃进的方法，想要找出一种善加利用中国相对优势、尤其是取之不竭的人力资源，以加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他歎息说：「我们这个国家就是钢太少了。就是要搞实力地位才行，要不然你说话，谁人来理你，人家看不起你，你讲半天有什麽用。」

他在莫斯科就夸下海口，十五年后，中国的钢铁生产量要超过英国。他对出席共产党及工人党大会的代表们说：「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毛泽东之所以会夸下海口，其实是被赫鲁晓夫激的。赫鲁晓夫天性爱吹牛，十分有名。毛泽东说话之前两个星期，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週年会议上，高声喧嚷，未来十五年，苏联不仅要赶上、还要超越美国。毛泽东输人不输阵，回应「老大哥」，也要「超英赶美」。

毛泽东这麽说，其实还算谦虚。事实上，他内心有一股熊熊之火，决心超越苏联，要让人人知道，尤其是要让已经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的赫鲁晓夫知道，我毛泽东也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小婴孩。他在一九五七年初对中国同志讲的一席话，就有不少的辛辣和怒气。他说：「〔苏联领导人〕什麽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麽？这叫不算数。看见这麽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麽共产党员，什麽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之故，毛泽东的新路径充满了中、苏关系无可避免、日益交恶的因子。

一九五八年一月的杭州（浙江）会议和南宁（广西）会议中，毛泽东增强对反对「仓促」和「冒进」的人士之抨击。他再度责备这些人遵循苏联模式。他说：「如果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和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做的事一模一样，那我们就不会有纺织品，也不会有粮食（没有纺织品，就没有东西去换粮食），不会有煤、不会有电力，什麽都没有。」他在杭州会议上改口宣称，整风运动要贯彻到底（他自己前不久才在三中全会上决定要放鬆整风运动）。一月十八日，他在南宁警告干部说，「反冒进」无可避免将「浇灭……六亿人民的热情」。甚且，他告诉周恩来说，周和其他几个同志「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支持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干部被迫要进行自我批评。日后周恩来向他的秘书解释说，他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型态上他落在毛泽东同志之后。周恩来哀伤地说：「我必须仔细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然而，毛泽东甚至提议换下周恩来，让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出任总理。过后不久，周恩来同意下台，但毛泽东又改变心意、原谅了他。

毛泽东再度胜利。一月三十一日，他以一份重要文件〈工作方法六十条〉总结两次会议的结论，它基本上订下大跃进的方针，提出「苦战三年」的口号。这成为他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于是乎，毛泽东中国特殊发展道路的概念，最先出现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后来在一九五七至五八年间发展，而它只能在赫鲁晓夫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创造的后斯大林环境中才能萌生。赫鲁晓夫刺激了毛泽东，不仅加速斯大林化，还牴触赫鲁晓夫的意向，决定性地排斥了苏联的发展道路。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原先激励著毛泽东，现在已经失去动力。结果是始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时的斯大林化时代，现在完全走到结局。从现在起，不再适合谈论斯大林化，应该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化。同时，我们不该忘记，在政治及意识型态领域，毛泽东只不过是中国版的斯大林主义，换句话说，它是中国版的共产主义。并且，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式斯大林化已经终结，斯大林主义作为极权的政治及经济权力制度的影响力，在中国并无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