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吾才让：回忆跟随张大千先生的日子

从１９４３年到现在，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５０春秋，我由一个１９岁的小青年变成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然而每当回忆往事时，当年我跟张大千大师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情景，却总是历历在目，永不消失。张大师用长满络腮胡子的脸亲我脸蛋的感觉至今犹存。

大约在１９４１年春，准备去敦煌临摹壁画的张大师冒着高原的寒风，先行来到宗喀巴的诞生地塔尔寺，聘请临摹壁画的助手，购买画料。

那年，我正跟伯父在塔尔寺绘画。十分幸运地被张大千大师相中，和其他四位师兄弟一起跟随他到敦煌，给他临摹壁画。

我初见他时，他约５０来岁，穿浅灰色长袍，一身标准的汉族文人打扮，留着浓黑的胡子，个头不高，老练稳重，说话很和气。我们住在一个叫彭措昂噶日德的庙宇里，住了约３个月。他和我伯父商量之后，决定带我们５个徒弟到敦煌为他临摹壁画。有一天他从西宁雇来一辆卡车。车上装着他在塔尔寺采购的颜料和临摹的壁画，他坐在驾驶室，我们几个坐在车厢里，中午到西宁住进一个旅馆里。不一会，有位军官拿来一张请贴递给张大师，我们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大师说，是张名片，马步芳请他会面。大师说：“我不去，他（指马步芳）是什么人！”

一到西宁，大师很忙，当天在西宁雇了一位厨师和一位勤杂工。次日我们一起乘卡车到了兰州，行至市区黄河大桥时，兰州郭总督和罗军长乘一辆黑色小轿车迎接张大师，将他接到总督府，我们几个被安排在七里河罗军长公馆里。在兰州住了约１０天。期间，大师每天出出进进很忙碌。他还经常提醒我们要当心，不要丢了东西，更不要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他还安排我们洗了澡，给我们换了一套蓝布制服。我和杉知卜年龄小，大师格外喜欢我们两个，说：“我把你们两个当我儿子一样看待，你们和我儿子没有区别”。

经过一番准备，我们大约于五六月间从兰州起程去敦煌，我们共乘一辆卡车。汽车行了半天，来到一座古城，我们问他这是什么地方？他说这是甘州，还风趣地说：古人说“甘州不干水滩滩，凉州不凉干滩滩”。

我们到敦煌不久，大师的夫人及儿子也来到了敦煌，我们同住在一座大庙里，大师全家住在后院，我们住前院。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心智，约１９岁，小儿子约三四岁。他夫人４０来岁，对人很热情，留短发，四川口音，常穿黑色和降色旗袍，大儿子长得很潇洒，和我们混得很熟，常见他读书写字。大师的女婿叫什么记不清了，专门画虎。还有一位专门登记各洞壁画的。

我们的工钱是分三种情况给的。项杰和多杰先木年龄比我们大，绘画手艺也比我们高些，每天给５块白洋，我和杉知卜每天给两块白洋，多杰仁饮年龄小，每天给１块白洋。我曾问大师，你这么多的开支，经费来源由谁解决？他说全部自费，全靠卖画收入。他说每年要拍卖一次画品，每张可卖到３００块白洋，每次卖出４０幅，一般人还抢不到手。大约收入１００００多元，一切开支就全靠这些卖画收入。

那时我们只略略懂些汉语，张大师经常耐心教我们学习汉语文。当时学汉文数字，如一二三四五等，结合工作学了些汉语。这些事也充分表达了大师对我们的关怀。

我和我的师兄弟们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总计临摹了３６０多个洞窟的大量壁画，有些大幅的约有山墙那么大，长度达四五间房子那么长，宽度达二三米，这些大幅壁画要分几个部分来临摹。临摹之前，往往由张大师做指导，勾出线条，然后才进行正式临摹，有些临摹不准确的，张大师要亲自进行改正和涂抹。张大师对每幅画都那么熟悉，那么精通，技艺是那么精湛，要理论有理论，要历史有历史，要技术有技术，真是一位艺术天才！回首往事，我在艺术道路上初迈步时，就能在敦煌这样罕见的艺术宝库中跟天才的艺术大师一起临画，实在是太幸运了。

回想起那时张大师结合绘画实践常讲绘画理论的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们藏僧画匠只注重实干，师傅只传授绘画手艺，而忽视绘画理论和绘画历史知识的教育，师傅怎么教，徒弟怎么画，一切依照蓝本和师傅的传授，不提倡创新。张大师却经常结合绘画实践，给我们讲绘画理论和艺术表现手法，他的谆谆教诲，对我一生受益匪浅，许多教诲至今记忆犹新。张大师常说：“画人要先画好他的骨头，如果骨头画不好，皮肉和衣服画的再好也是外表，也不会美的”。他还说：“看人先看脸，看脸先看口和眼睛，口和眼睛画不好，身材画得再好也不会传神。人的神态变化主要在口和眼，眼为心苗，口传心声，口和眼睛最能反映心情变化，”张大师还特别注意头发的着色，记得他说过，人的头发要秀美，但不要反光，在画面上反光反而影响头发的秀美。为此，他用一种不易反光的墨来画头发，果然黑得秀美。关于表现手法，他说：“勾线条，手上要有功夫，动作要快，这样才能使线条刚劲有力，否则就会使线条软弱无力或僵硬无生气”。

他还给我们讲了许多绘画与历史知识的关系和释迦牟尼佛的历史以及佛教史。张大师说：“不懂得历史和被画的历史人物的历史，便画不好他们，不懂历史人物的历史及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就画不好历史人物。因为各个历史时代的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社会风俗、政治制度不同，他们的心理和生产方式也不同，所以说，只有懂得了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历史背景，才能理解他们，画好他们”。

张大师讲的这些道理太实在了，尽管当时我并不十分理解，但在后来的绘画实践中逐渐理解了。就拿我这一生来说，前后经历了两个朝代和几次大的变革，解放后，从社会制度到生产方式、生活、条件、服饰、语言、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变化就更大，我在寺院当阿卡时只穿袈裟，不能穿别的衣服。１９５８年我还俗后穿藏袍，后为还穿蓝制服，近年来我到北京开会，不但穿西装，还扎领带，思想上的变化是就更不用说了。很显然，如果不了解这些巨变，就不可能在绘画艺术上正确地反映这个时代的生活情景和人们的精神面貌。

大师在敦煌临摹壁画时曾出现过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曾发表一则消息，说什么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有破坏文物之嫌，行政院还发电报给敦煌县长，对张大千施加压力。从此以后，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谣言就四处流传。事实并不是那样，我是见证人。我一直在他手下临摹，对他的一言一行都很清楚。在临摹过程中，一天他发现一个小洞孔，敲了敲里面是空的，而这个洞口上也没有画，他就将洞口弄开，发现里面又有一个洞。当时我也跟他进去察看，只见正上方和左右壁上有画。洞有一间房子大。这并不存在他破坏敦煌壁画的问题，实际是有些心怀嫉妒的人怕他出名，故意造谣生事，给他施加压力，企图赶走他，人有了名气，也就有了对立面。

临摹工作快结束时，张大师和我们５位藏僧画匠合影留念，他还特意给我画了一幅墨画，画的内容是一个白须老人，倒背着手，含笑而立，可能是个寿星，画上还加盖了他的印记，过去我将这幅画一直挂在僧舍墙上，视为珍宝。可惜１９５８年还俗时丢失了，至今深感心痛。

整个临摹工作结束后，大师雇了一辆大卡车，他们全家和我们７个人一起回到兰州，仍住在罗军长的七里河公馆里。我们青海来的７人约住了３天。临别的前一天，大师邀请了一些朋友和知名人士举行宴会。罗军长、大师和我们几位藏僧画匠同桌。大师说，这是专为我们几位从塔尔寺来的藏僧画匠饯行的。

在兰州逗留期间，大师一再劝说我和杉知卜再不要回青海了，干脆脱掉袈裟跟他到四川去作画。大师还对我说：“你们还很年轻，很有艺术才华，将来会大有前途的。到四川就正式还俗娶妻，成家立业。再说我也很喜欢你们两位，我一定会把你们当我亲生儿子一样看待的”。在大师这样诚心热情地劝说下，我一度也动了心。但当时还很年轻，自己拿不定主意，就将此事告诉了师兄项杰和多杰先木，两位师兄对我说：“我们临走时师傅是怎么说的，他一再叮咛我们要把你们几个年龄小的师弟照顾好，一同去一同来。你们若是跟大师去了四川，我们回去怎么向老师交待”。就这样，我一度想去四川的动意，因得不到师兄的赞同，终未去成。

第四天，张大师雇了一辆卡车专门将我们从青海请来的７人送往西宁。临行时大师一再嘱咐那位年长的厨师在路上照顾好几位藏僧画匠，并要他把我们５位画匠送到塔尔寺交给我的师傅。

临走的那天早上，大师和夫人及儿子和女婿还有些亲友，把我们送上车，依依不舍地目送我们走出老远，才挥手告别。张大师还一再要我以后到四川去看他，可惜此别竟成永别。

我于１９８４年被评为全国工艺美术大师，成为国家级的高级画匠。我的艺术成就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我成功的道路上，张大千大师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教诲，他是把我引上艺术道路的恩师之一。大师已离开人世。此生不能再相逢，只有期盼来世再重逢！

作者：夏吾才让 赵清阳

本文选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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