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海丝 当潮州人陈祖义与郑和相遇在南中国海

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第一个在正史中出场的“海外潮商”，当属陈祖义无疑，虽然陈祖义出场的方式有点特别——海盗。

说起陈祖义，还要从郑和下西洋说起。永乐三年农历六月（1405年7月），明成祖朱棣（1360—1424）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62艘，远航西洋。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同时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郑和的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其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20多年间，先后七次出海远航，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出使过的城市和国家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浡泥、苏门答腊、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专业作家李露晔（Louise Levathes）女士在其著作《当中国称霸海上》中言之凿凿地认为，郑和还到过澳大利亚、美洲、新西兰和南极洲等地。

郑和每次下西洋，随船队带回世界各国的奇珍异宝。有一次，郑和给朱棣带来了一只长颈鹿，国人以为是“瑞兽”麒麟，一时间朝野上下喜气洋洋，觉得是天降祥瑞，大明国祚将长久悠远云云。来中国朝贡的各国贡使、国王等都大量增加。他还多次把心怀不轨或者主动挑衅的小国国王及其家属擒获并带回北京，献给永乐皇帝朱棣。1423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16国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到永乐晚期，来朝贡的国家达60多个。史载，明成祖在位期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关于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向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为了追捕在“靖难之役”中神秘消失的侄儿建文皇帝，以绝后患；有的说是为了播扬国威；有的说是为了对外贸易；有的说是为了寻找能够铸币的金银铜铁；等等。不过，且不说朱棣的动机如何，从郑和下西洋的客观表现上看，确实做到了一个天朝上国的气度和胸怀，即所谓对待东南亚诸国“无间内外，均视一体”。大明帝国作为天朝的气度，在帝国建立之初就已经初露端倪了，朱元璋甚至把日本、泰国、安南（越南）等10多个周边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即不征伐的国家，以示天朝气象和怀柔远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评价说：“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以恩人自居，但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确实，在建立温和松散的藩属关系和薄来厚往的朝贡体系的同时，郑和还奉命调解海外各国之间的纷争，饱受强国欺凌的满刺加国（马六甲王国），就是在郑和的帮助下获得独立。大明帝国的这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天朝风范，确实维护了南海乃至印度洋海域诸国的国际秩序和海上秩序，也维护了区域国际力量的平衡，比几百年后大英帝国通过武力和掠夺建立起的殖民帝国和所谓“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要温和、文明得多。这个历史文化资源，成为现代中国宣传和平外交的宝贵财富。

不过，大明帝国的“大头虾”和平外交以及遽然终止航海导致的损失很惊人，不仅失去了海上贸易之利，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失去了整整500年的海洋历史先机，还失去了大明帝国在面临灭顶之灾之际得以逃出生天的海外飞地。随着西方航海家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西方大踏步地跨入了近代社会，而中华帝国却把辽阔的海洋拱手让给西方，关起门来寻找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和满足感。英国著名史学家查理•拉尔夫•博克塞教授指出：“要感谢中国皇帝孤立的海禁政策所造成的刻意缺席，使得葡萄牙人能在毫无东方海权的抗衡下，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印度洋上的主宰者。”大明帝国退出海洋之后，1494年葡萄牙取得万里之遥的南美洲巴西，并作为帝国的殖民地。300多年后的19世纪初，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挥军横扫欧洲各国，1808年，拿破仑军队入侵葡萄牙。葡萄牙王室不甘就范，在英国的护送下迁往巴西，保存了王室血脉和复国希望。

如果大明帝国此时能够依凭强大的海上实力，取得东南亚尤其是菲律宾、马来亚、印尼等作为海外殖民地，或者即便是在大明帝国即将灭亡之际郑成功能够成功远征菲律宾，那么，在17世纪中期明清易代的历史，将可能完全重写。类似葡萄牙王室的情形，也曾经发生在宋代。祥兴二年（1279年），宋将张世杰兵败崖山，左丞相陆秀夫（江苏盐城人，“陆秀夫陵园”现位于潮州黄田山东麓，其族人流落潮州，已繁衍七百多年，传至25至30世，约有3万多人口）负幼帝蹈海而亡。秀夫幼子陆自立和其他南宋遗民竟然乘番舶远遁至南洋爪哇岛。陆自立被推举为国王，以图再举。元世祖时派遣使臣孟琪往爪哇，爪哇将孟琪黥面（在面部刺字以示羞辱）。世祖大怒，1292年12月，元朝悍将史弼受封荣禄大夫、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率亦黑迷失、高兴等以五千人从泉州出发远征爪哇。元军登陆后遭遇激烈反抗，竟遭败绩而仓皇撤退。元军航行了86个日夜后回到泉州，最后损失了三千余士兵。

此前元朝两次远征日本均遭败绩，如今远征爪哇竟然也无功而返，从这一系列事件中也可以看出，擅长陆上大兵团作战的元军确实没有海洋天运。以南宋张世杰强大的海军实力，如果不死板固守崖山，而能够采取更加灵活机动和开阔开放的战略战术，那么，在广阔的海洋之间与元朝分庭抗礼、开创汉人新国家以图未来也未可知。不过，虽然元朝没有海洋天命，但他们的海洋雄心和远渡重洋的远征行动，却是千百年来汉人政权所没有的，这种野心和气魄，此后也再没有在汉人的朝廷中出现。汉人朝廷裹足不前，汉族的民间却不然，尤其是以潮州人、福建人、浙江人等为代表的沿海商民，他们在艰难困苦中，远蹈万里波涛，足迹遍布一片片广袤大洋的彼岸。

强大的郑和舰队在七次下西洋过程中，总共发生了三次战斗。第一次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到达今印尼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郑和船队的人员上岸到集市上做生意，被西王麻喏八歇王误杀170多人。郑和部下的军官纷纷请战，要给鲁莽的藩王以报复。“爪哇事件”发生后，西王十分惧怕，派使者谢罪，并愿意以赔款赎罪。郑和遂未加惩治，避免了一场血腥战争。如今，在郑和当年登陆处，有一座以郑和本名命名的城市三宝垄，现为印尼中爪哇省的首府，人口约150万，是华人聚居的印尼主要城市之一，当地华人大多数以经商为生。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日是郑和抵达的“圣日”，这一天全国各地的华侨华裔都要到这里参加庙会，也成为该城市各族居民的共同历史财富。

第二次武装战斗发生在访问锡兰山国（斯里兰卡）时。锡兰山国王诱骗郑和到国中，发兵五万围攻郑和船队，又伐木阻断郑和归路。郑和趁贼兵倾巢而出，国中空虚，带领随从二千官兵，出其不意突袭王城，生擒国王和家属。永乐九年（1411年）回国献国王给永乐帝，朝臣齐奏诛杀，永乐帝怜悯该国王无知，释放国王和妻子，给予衣食，并命礼部商议，另选其国人中贤者为王。在明朝的直接干预下，波罗伽罗摩巴忽六世登上了王位。史料记载，这位波罗伽罗摩巴忽六世后来成了斯里兰卡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位成就卓著的君王。公元1409年，郑和在斯里兰卡立 “郑和布施碑”，碑高约145厘米，宽约76厘米，厚约13厘米，顶部雕刻有栩栩如生的龙形图案，现存于科伦坡国立博物馆。

郑和舰队的第三次战斗，就是与主宰南洋的潮州海盗陈祖义舰队的战斗。这次战斗是郑和历次下西洋中最大规模的海战，后世史家称为“旧港之战”。由于这次海战，海外潮州人在中国正史上第一次真正地出场了，虽然出场的方式有点特别——海盗。恰恰是这一出场的方式，生动诠释了潮州早期海商亦商亦盗、与西方大航海时代同步的精神和特性，也说明了潮州人开拓海疆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其重大的历史标本意义在于：这意味着中国民间力量尤其是潮州民间海商力量强大的进取心和生命力，同时，也昭示着中国海外商业力量的悲惨命运和历史宿命。

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寸板不许下海”，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这个时候，靠海吃海的潮州人，纷纷出海南奔，寻求生路。陈祖义就是在这个时候，举家逃到南洋并聚众入海为寇。陈祖义盘踞马六甲十几年，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海盗集团头目，成员最鼎盛时期超过万人，战船近百艘，活跃在日本、中国台湾、南海、印度洋等地。陈祖义的海盗舰队劫掠万艘以上的过往船只，攻陷过50多座沿海城镇，南洋一些国家甚至向其纳贡。明太祖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他。永乐年间，赏金更是高达750万两，而当时明朝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才1100万两。陈祖义成为有史以来悬赏金最高的通缉犯。朱棣如此不惜代价，包括派出郑和下西洋，与明朝从立国开始就惧怕敌对势力从海上发起颠覆行动的“靖海思维”有直接的关系。元末明初，张士诚、方国珍两支反元武装力量被朱元璋打败后，残部逃遁入海，并从海上发起袭扰和攻击。

为了逃避明帝国海军的围剿，陈祖义后来逃到了三佛齐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一带）的渤林邦国，在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当上了大将。这个王国，早在唐宋就向中华帝国纳贡。唐代咸亨二年（671年），大唐高僧义净访问室利佛逝国，停留六个月。话说陈祖义在渤林邦国国王死后，便自立为王，成为了渤林邦国的国王，完成了从海盗到帝王的华丽转身。这样的成就，恐怕在世界海盗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陈祖义当上国王之后，还一度向大明帝国纳贡称臣。

明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下西洋经过三佛齐。明朝正史记载，陈祖义诈降郑和，暗地里却胆大包天，谋划打劫郑和舰队。郑和根据当地穆斯林华人施进卿的密报，获悉陈祖义的计划。郑和发起突然攻击，击杀陈祖义舰队海寇5000多人，并乘胜追击将陈祖义活捉。同年九月，郑和回国，一并把陈祖义押回明廷。明成祖朱棣下令当着各国使者的面杀了陈祖义，并斩首示众，以警示他人。九月的大明帝都，已是肃杀的秋冬时节，在漫天的风沙和唾骂中，不知道这个被迫落海为寇并成为异国国主的潮州人，在面临祖国刽子手的刀锋那一刻，是怎样的一种感想？

澳洲华人作家雪珥在其著作《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中，第一个描述的“中华先锋”，就是陈祖义。雪珥先生在书中娓娓道来的中国海盗，包括后来的林阿凤、林道乾、布兴有等不同时代的海中蛟龙，几乎全是潮州人，甚至包括最为著名的安徽海上盗商王直的手下干将也多为潮州人。如果潮汕人把书名一改，几乎可以称作《潮汕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了。雪珥并不认同正史记载的陈祖义诈降说法。他认为：“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出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他甚至认为，正史记载的当时向郑和密报陈祖义诈降计划的当地华人施进卿是穆斯林，而郑和也是虔诚的穆斯林，郑和的攻击行为有宗教取向的成分，随后施进卿还被大明帝国任命为旧港宣慰使。确实，后世不少史学家也认为，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建立伊斯兰宗教场所，与后来伊斯兰教成为东南亚主要宗教之一有莫大的关系。

不过，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是，此时阿拉伯商人同样在南海和印度洋有巨大的势力和利益，阿拉伯人与同样影响力巨大的中国海外侨商存在明显的竞争。同时，由于阿拉伯商人大部分是与中国海商进行贸易，海外华商的居间贸易直接损害了大明帝国的海外贸易利益，这也是大明帝国所不容许的。在这种情况下，与阿拉伯商人具有共同信仰的穆斯林华商施进卿向郑和告密，或者郑和主动发起攻击的说法，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不过，笔者更相信施进卿具有宗教和经济动机，而不认为郑和的攻击有同样的宗教动机。因为郑和在斯里兰卡扶持的国家就是信仰佛教的。此时的陈祖义已是渤林邦国的国王，根本不存在投降与否的问题，最大的可能是陈祖义邦国在海上的强势地位，对穆斯林商人的商业利益构成了巨大威胁。据正史记载，陈祖义在海上抢掠无数，这是其重要罪证这一。其实，这是海上的丛林法则决定的，也是国家政治在海上世界的投影和折射。谁主宰一方海域，谁就有向过往船只征收税费的特权，如若船只拒绝，那么，其将面临的唯一结果就是被抢掠一空。葡萄牙和荷兰的海盗是这样，郑芝龙和郑成功的海上武装集团是这样。

不管有没有陈祖义诈降这个历史事件，也不管郑和的宗教动机如何，不计成本、不择手段、不留后患地剿灭海盗就是大明帝国的“基本国策”，更何况陈祖义怀有异心并在海外自立为王，这对大明帝国和朱棣来说，更是心腹之患。陈祖义舰队长期纵横海疆、久经沙场，并不容易对付，但从其在郑和的攻击下损失惨重的程度，可以看出郑和的决心，也可以大体判断郑和有备而来、主动攻击的可能性要更大些。

郑和所不知道的是，即便是消灭了陈祖义，大明帝国依然在海上贸易利益上一无所获，因为贸易体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且，杀了陈祖义，自有后来人。尤其是大明帝国迅速退出海洋之后，一大批中国沿海商民尤其是潮州海商将迅速填补大明帝国和陈祖义离开后的海洋真空，并再次重建和主宰南海贸易体系。所以，有史学家认为，有“靖海癖好”和“贱商痼习”的大明帝国主动从海洋消失，其实对中国民间海商尤其是潮州海商力量来说，并不失为一个重大的利好。试想，如果大明帝国一直主宰海洋，以帝国对海洋商业的鄙视和剿灭海商的无情，还有民间海上贸易的空间和机会吗？而如果陈祖义能够躲过郑和舰队的剿灭，那么，以陈祖义舰队力量的强大，整个南海的海权格局将有可能重写。此刻的大明帝国并不明白，让利于民与藏富于民其实对国家是最有利的，如果帝国能够整合像陈祖义这样的海外侨商势力，进而利用他们维护和达成帝国的利益，完全不失为一种有效而长远的高明策略。可惜，帝国一向具有根深蒂固的垄断经济、与民争利的痼习，恨不得把所有有利可图的事情都抓到国家手里。通过激发民间商业热情从而促进国家利益的道理，在大航海时代之后，将在西方国家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并成就了一个又一个海上商业帝国的传奇。

电视剧《郑和下西洋》中，侯祥玲饰演海盗陈祖义。

陈祖义的故事和遭遇对人们的启迪。2009年，唐国强、罗嘉良、侯祥玲等主演的59集电视连续剧《郑和下西洋》在央视8套黄金时段热播，当看到豪义无畏的陈祖义从容受死时，不少观众为陈祖义落泪叫屈。观众的这一反应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在进步，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更加客观而理性，对逆境中的抗争和艰难有了全新的认知。如今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愿意铤而走险、投身怒海甚至与官府为敌？李露晔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中对陈祖义等人远走他乡的看法就极具见地：“中国人离开中国，可以推测一定是情势所迫，例如水灾、饥荒或政治迫害等的威胁。中国人向来不愿意抛弃尽孝与看顾祖坟的重要责任。”这一点，对固守传统、安土重迁的潮州人来说，更是如此。

像陈祖义这样的中国海盗的故事，一点都不比世界历史上北欧海盗的传奇逊色。西方海盗的历史是西方海洋文明和海上贸易文化的重要源泉和重要部分。可惜，中国海盗没有西方海盗那样的好运气。陈祖义在被砍头的那一刻所不知道的是，他将不是最后一个被祖国剿杀的海盗，后来者的命运将同样的悲惨和凄苦。陈祖义那些落海为寇的同胞和乡亲，将在今后几百年中遭受一轮又一轮的来自祖国军队的残酷剿灭，并且大多数时候，这种围剿，是祖国海军联合西方海盗舰队和海军而进行的。而西方海盗却因此在中国获得了奖励，被额外开恩允许居留澳门，开展贸易，并一步步侵占中国的领土，将中华帝国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而中国海盗则在这种联合围剿中，颠沛流离，四海为家，最终被消灭殆尽。大海茫茫，乡关渺渺，祖国和故乡变得越来越遥远而模糊。

李露晔如此评价郑和的远航：“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达到巅峰，印度洋和中国周边海洋沿岸，从韩国和日本到马来群岛和印度，以及非洲东岸，所有的重要商业据点在名义上都处于中国势力之下，并承认中华帝国的宗主地位。在如此完美的历史时刻，中国本来可以巩固统治地位，从而成为塑造现代世界的支配性力量。当时欧洲仍在极力摆脱黑暗时代，郑和巨大的海军舰队完全可以使中国成为16世纪的殖民强权，取用全球各地的财富，可惜这种鼎盛时代只维系了五年的时间。”

随着中华帝国退出海洋和葡萄牙恩里克王子开启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一个个西方小国渐次崛起，在海上霸权，创造前所未有的成就，并且他们都几乎无一例外将在日益老迈的中华帝国的身上证明自己的成功和辉煌。西班牙和英国人将占领全球无数殖民地，成为在国土上任何时候都能看到太阳的“日不落帝国”；荷兰将成为全世界的“海上马车夫”，控制全球贸易，他们唯一的失败，是在东方败于中国海盗郑芝龙和郑成功；大英帝国将通过鸦片战争获得香港，并一直保留至1997年，成为大英帝国在全球最后的殖民地。就连俄罗斯人，当他们在克里木与西方海上帝国的争夺中趋于下风时，也迅速掉头向东，在中国身上赚得盆满钵满，弥补了他们在西边的损失。东方第一个赶上大航海时代末班车的日本，也痛扁并痛宰中国。而大航海时代的启幕者葡萄牙人，在全世界第一个迎来海上帝国的辉煌，葡萄牙殖民帝国在15、16世纪达致全盛，在非、亚、美拥有大量殖民地。这期间，不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葡萄牙都已远远超越欧洲其他国家。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海上征服中，葡萄牙人把葡萄牙语种植到了四个大洲，目前，全球讲葡萄牙语的人口达27000万人，葡萄牙语成为世界第六大语言，而2013年葡萄牙人口的数量是 约1000万，约为汕头市、揭阳市两市人口之和，国土面积约为9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广东省面积的一半。海外葡萄牙语人口是本土人口的27倍，葡萄牙的海外国土面积曾达到1120万平方公里，是其本土面积的130多倍。1553年，葡萄牙人占有澳门直至1999年，澳门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块殖民地。中国以自己“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成就了一个又一个西方海上帝国的辉煌。

作者：谢海生 节选自《潮汕的春天还会到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