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医生孙伯民：攀登世界功能神经外科高峰

孙伯民世界功能神经外科学会副主席，亚洲功能神经外科学会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1986年开始从事功能神经外科，1994-1999年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中心功能神经外科中心进修、学习功能神经外科。1999年回国后率先采用脑深部电刺激（DBS）治疗帕金森病及手术治疗难治性强迫症等精神疾病，2001年在世界上首次报告内囊前肢毁损产生脑葡萄糖代谢改变，2003年在世界上首先报告丘脑底核电刺激治疗肌张力障碍，2007年发明手术方法治疗神经性厌食症。近年来在国外专业杂志发表专业论文二十余篇，四十多次在国际专业学术会议大会报告。

"手术前，她不到四十斤，现在，一百二十斤，算是恢复了。"说话的时候，他指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厌食症女孩，是触目惊心的对比。

孙伯民教授，亚洲功能神经外科学会主席，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擅长手术治疗帕金森，顽固性癫痫，神经分裂症。

初到上海，他有过人生低谷，幸运的是，遇到了伯乐，瑞金老院长，力撑他建立这个科室。现在，这个科室的脑起搏器等功能神经外科手术，全年七百余台。

"医生是应该选择病人的，你是医生，当然清楚什么病你能，什么手术你会，但病人不清楚，所以，当有病人道听途说选择了你，不管他多有钱多有权，你必须说no。"

他一直在飞，学术交流，课题研究，他说，最轻松的时候，是放下演讲报告的一刹那，尘归尘，土归土，那个时候，喝一杯咖啡，内心才是短暂的宁静。

"压力不在于手术，在于怎么在国际医学界的这个领域继续往前走。国际上本领域的同道都盯着你，你必须有所创新。"

最初的梦想

孙伯民之所以对神经外科发生兴趣，是源于他最初的工作。1985年，他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合肥精神病院做住院医生，后来得到机会，参与了一个研究精神病的手术治疗的项目。渐渐地，他知道了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自然而然地，他的目标变成了"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学习神经外科精神病的手术治疗。

之后，他去考了神经外科的研究生，学的是癫痫病的手术治疗；研究生毕业以后，又去了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中心功能神经外科，呆了六年。按照他的说法，那段时间实在是"大开眼界"。

1947年Spiegel和Wycis将立体定向技术应用于临床，创立了立体定向功能神经外科，60多年来，它已经完成了向现代功能神经外科的转变。我国的功能神经外科，上世纪五十年代已经起步，但快速发展起来是近十多年的事情。

正是在1999年，孙伯民回国，在华山医院徒手起家，开始做起了功能神经外科。

当时国内情况比较差，工资也比较低，但他还是回来了。谈起自己在国外的收获，他说自己在专业、学术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接触到很多人，眼界开阔了，也是对自己的磨练。然而国内的体制和国外并不一样。在国内，很多时候更依靠人脉、关系，而国外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留学时期的经历，让孙伯民养成了独自担当的行事方式。他认为自己有坚韧不拔的特质，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难倒他，更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屈服。

在华山医院的三年间，他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好像还不够。华山医院的神经外科，以治疗脑肿瘤为主，孙伯民的专业发展遇到了瓶颈。于是，2002年底，他选择来到了瑞金医院，寻觅另外的机会。

那时瑞金医院的李宏为院长，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当时，由于手术室不足，孙伯民的手术经常会被安排到很晚，有时会进行到凌晨两三点钟。李院长的肝移植手术，也经常会拖到那个时间段。就近观察过几次之后，孙伯民用手术治疗精神疾病，得到了李院长的重视，决定好好支持他。于是，李院长排除了很多阻力，支持孙伯民单独成立了功能神经外科。

至此，孙伯民终于有了可以让自己尽情发挥的舞台。

他还记得当初犹豫是否离开美国的时候，导师对他说，我支持你回国去发展，因为在美国的神经外科，由于语言、文化、信仰等原因，你做完住院医生，大概就快要退休了；而回国的话，凭你学到的知识和现在的年纪，会有一个好的平台，让你在学术上走得更远的。

是的，孙伯民做到了。

创新不止

八点钟之前到医院，安排手术，组织手术前的讨论，进行手术，其间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做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乃至对外交流，孙伯民的生活始终都处在不停的忙碌之中。2015年的春节，假期还没过完，他便又飞到欧洲去讲课。

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孙伯民的眼光一直盯着功能神经外科的最前沿，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前端的，哪些是没有发展前景的，然后确定科室的整体发展方向。

在学术领域，孙伯民领导的团队处于国际领先的位置：2003~2004年开始，孙伯民团队发现的新的治疗肌张力障碍的手术靶点开始使用，目前获得了全世界的公认；治疗神经性厌食的神经环路手术方法，是孙伯民团队发明的；他们还在国际上报告了慢性难治性精神分裂症及强迫症的大宗病例长期随访报告，发起制定国际精神疾病治疗临床指南，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

最早在国内开展脑起搏器手术的时候，孙伯民请了自己在美国的导师来帮忙。回国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在一起谈学术也谈人生。2014年，孙伯民和导师合作，联合主编了一本英文专著《Neurosurgical Treatments for Psychiatric Disorders》，即《精神疾病的神经外科手术治疗》，这是40年来在精神外科领域的第一本专著，也是中国神经外科界第一本由世界著名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专著。

他已经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功能神经外科医生了，但他觉得，国际上的学术发展非常迅速，必须要奋斗不息，创新不止才能始终站在最前沿。

"虽然不断有新的治疗方法被发现，很多病还是不能够被根治，况且治疗效果的好坏取决于病史、年龄、手术的准确性、安全性等等诸多因素。例如，对于帕金森来说，病是不断进展的，无论你怎么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情况都会每况愈下。医生可以做到的就是，改善目前的症状，让生活质量提高。"

人类会有战胜所有疾病的那一天吗？没有人知道。但是像孙伯民这样的千千万万个医生，正在砥砺前行，每取得的哪怕一点点进步，都将会是医学走向终极光明，不可或缺的一步。

口述实录

《问健康画报》：您面临的压力都有哪些？

孙伯民：更多的是自身发展的压力。有的医生只想日复一日地看个病人，开个刀，就足够了；可是另外的医生就会想着发展，想着超越。功能神经外科一旦进入国际环境，压力就非常大。国际上的发展非常快，必须要出新，不能炒冷饭。否则，两三年以后你就不属于国际顶尖的了。

《问健康画报》：什么样的医生是好医生？

孙伯民：我首先想到的是医技高超。就像吃饭一样，绝大多数人吃饭是奔哪里菜做得好，治病也是一样。治病不是观光旅游，技术好肯定是第一位的，就算环境、态度差一点，病人也顾不了那么多；当然在这个基础之上，病人会希望这个医生能够亲切和蔼一点。医德，也是治疗的一部分。医生是一个特殊职业，专业性很强，但和社会也很接近，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群，跟他们的交流沟通，的确也很重要。

《问健康画报》：虽然说医生不能选择病人，但什么样的病人是好病人呢？

孙伯民：医生不能选择病人，只是说对了一半。其实医生应该选择病人，因为现在都是术业有专攻。同样做神经外科，假如一个肿瘤病人到我这里来，虽然我也能做，但是我相信专攻肿瘤的医生做得一定比我好。这个时候，医生要学会对病人说不，把他介绍到更专业的地方去，给病人一种最好的出路。

在国外，我看到过很多的病人，客观地说，要比中国的病人要客观很多。病人一定要清楚，医院不是能看好所有疾病的。另外，既然来找我看病，首先你要信任我，不能怀疑我。

《问健康画报》：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中国医疗的现状？

孙伯民：中国和国外差别最大的是，医生的水平不均衡。医改应该改什么？医学教育、医学培训制度，都必须要实实在在地改。目前的教育、培训制度效果不好，目的性也不强。医学生应该是精英教育，而不是一届五六百学生，毕业后只有一二百人进医院，其他人都改行了。

分级诊疗，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医生水平不均衡。病人不想到二级医院去看，因为那里可能真的会害死人。在上海的地段医院甚至要沦为养老院了，病人住在里面住到死。这些不解决，分级诊疗就实现不了。可能病人不知道自己是否得了疑难病，如果去地段医院，那里按照简单病去治，真的病入膏肓了再去大医院，就不行了。

医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能要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官员都应该集中精力去实现它。但是现在都只看局部的片面的，觉得医药分开比较容易改，老百姓也说，好啊，药卖得便宜了，但是其实这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没有人说，老百姓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就像洪水一样，这头堵，不知道哪里就会开个新的泄洪口了。

《问健康画报》：现代人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厌食症这些病呢？

孙伯民：这和社会发展有关。以前我们大家都穷，吃饱都难，但是都很快乐，那时的根本不会有厌食症。现在进步了，痛苦来源于比较，工作压力也比以前更大，就会出现心理问题。所以，提倡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很重要，心理咨询，会越来越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