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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乌托邦电影:播撒自由的种子

反乌托邦电影:播撒自由的种子

去年上映的《雪国列车》中的种种设置,呈现出一幅典型的乌托邦世相——一个在末日浩劫之后残存的人类文明,被极权统治者凭借一己“崇高理想”,推行等级森严的血腥统治。而影片所传承的,正是从乔治·奥威尔的《1984》、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等反乌托邦文学中衍生出来的反乌托邦精神。反乌托邦文学都旨在反映一个被虚构的理想社会,物质文明发达得近乎完美,然而在这样的“天国”中人们的精神却受到严苛的控制,毫无自由可言。由于20世纪的独裁现象此起彼伏,反乌托邦精神成为一股新的潮流,遍洒全世界。而电影,则适时地继承了这一精神,并运用想象力将其充分发扬光大。反乌托邦电影用最直观的视觉冲击包裹着严肃且不乏深刻的思考,将自由的种子播撒到亿万人的心中。每有一部反乌托邦电影上映,我们独裁距离的危险就少一分。

《雪国列车》早已不是第一部被贴上“反乌托邦”标签的电影,早在1927年,德国表现主义大师弗里茨·朗执导的《大都会》就用超越时代的想象力表达了对乌托邦理想深刻的忧虑。而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乌托邦电影越来越频繁地开始出现,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遍地开花结果。纵览形态各异的反乌托邦电影,不难发现贯穿其中的相似元素。

反乌托邦电影:播撒自由的种子

末日:是天灾更是人祸

自从启示录问世以来,末日二字就是徘徊在人类上空的魔咒,世界各地的文明都曾以各自的形式表达过对末日的预言和警示。在反乌托邦电影中,末日的例子比比皆是,毕竟浩劫过后的破败世界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质感。

末日,时常是一场天灾“速成”,《12只猴子》(1995)、《生化危机》(2002)、《我是传奇》(2007)都大同小异,造就末日的原因乃是致命的病毒施虐全球,人类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也有些时候,末日是由外星人带来,例如在曾影响过《黑客帝国》(1999)的科幻片《移魂都市》(1998)中,就是天外来客们以征服者的姿态降临,动用灭绝性的科技和武力打造出巨大的黑暗都市,每晚都将人类的记忆进行移植并且将城市景观进行变换,世界就这样被不断重启,人类再也记不清曾经的自我和世界。而在《人类之子》(2006)中,末日更像是上帝的一个恶作剧,他在人类的DNA上动了一点手脚,就此剥夺了人类的繁衍生育功能,于是看不到未来的人类社会,顿时陷入集体无政府状态。

但在更多反乌托邦电影中,末日往往是人类咎由自取的产物。之前提到的各种病毒施虐,看似天灾,实则人祸,是野心家和阴谋者试图研发超级生化武器的结果。《雪国列车》的末日,也是人类自身一手造就。为了抵御全球变暖(这还是人类做的孽)发射的代号CW-7的冷冻剂,谁知却将地球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极寒深渊,绝大部分人类死于寒冷与恐慌。

另一种常见的人祸式末日则是核战,对于曾处于冷战阴影下的人而言想必都不陌生。《撕裂的末日》(2002)中,一场全球核战让世界化为乌有,战后组建的政府基于对战争的恐惧,为了不让末日重演,甚至强迫所有人服用压抑情感的药物,美其名曰“扼杀仇恨的种子”。在我们更为熟悉的《终结者》系列中,最后的“审判日”正是天网系统启动之时,一个按钮按下去,全人类在核武器的洗荡下完成新的“创世纪”。

而对于人类向地球家园的肆意破坏、予取予求则更为普遍地出现:梅尔·吉布森的成名作《疯狂的麦克斯》(1979)中的世界,石油早已耗尽,习惯了物质充沛的普通人立马化身为不惜一切争夺资源的暴徒,血腥的枪战和搏斗,每天在这个蛮荒颓败之地上演;《未来水世界》(1995)中,文明直接倒退回前工业时代,人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曾经毫不起眼的一口淡水、一把土壤,都成了比黄金更稀缺的珍贵资源;《人工智能》(2001)中,人类虽然发明了智能机器人以应对恶劣的环境,然而一个淹没在海底的世界终究还是到来。面对人类对环境的巧取豪夺,末日似乎是上帝给出的应有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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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谎言编织的真实

在《楚门的世界》(1998)的结尾,当痛苦的楚门(金·凯瑞饰)决心走出镜头,走出17亿人长达30年的集体窥视之时,宛若上帝一般的真人秀导演克里斯托夫如此挽留他:“桃园岛一切都会十分美好,你会像过去一样过着皇帝一般的神仙日子。外面的世界或许真实,但那也意味着外面会有更多的苦痛和折磨。那么,你是否还会选择出去?”

《黑客帝国》尼奥(基努·里维斯饰)被按在一把椅子上,他被告知:“你所处的‘现实’世界,其实是一个叫做Matrix的计算机系统——一个被高级智能计算机操纵的‘梦境’。人类就像它们饲养的动物。现在你面前有两颗药丸,吃下蓝色的那颗,我会很快消失,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你继续过你的日子。吃下红色的那颗,我会带你去看看什么叫他妈的‘真实’!”

最后的结果,我们都已知道,楚门仍然选择走出了桃源岛,而尼奥吞下了红色的药丸。就某种意义而言,桃源岛就是Matrix,都是一个被某个更高的主宰建构的虚幻世界,那里其乐融融,极尽美好,只可惜一切都是假的。几乎每一个具有乌托邦情结的人,尤其是统治者,都会憧憬一个属于自己的桃源岛,在那里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划实现最完美的社会体制和人类目标。人们不需要思考,他们只需不停地做梦。

对于生活其中的人们而言,,一旦意识到这一虚假的层面,便会像楚门和尼奥那样产生深深的反感。当你周围的家人朋友,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谎言,那么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从何谈起?所以楚门和尼奥会义无反顾地选择走出去,虽然诚如导演所言,真实的世界可能更加污秽不堪(如《黑客帝国》中真实的锡安)。如今,相似的问题再度摆在《雪国列车》的主人公柯蒂斯面前——威尔福德对柯蒂斯声称,他可以选择继承自己的位置,在永不停歇的列车上成为全人类的最高主宰,而走出这趟列车则只有死路一条。有那么一刹那,被巨大的权力包围让柯蒂斯产生了眩晕,但当他看到这架完美的机器是以无数孩子永世的奴役为代价时,还是选择了摧毁列车。

上世纪末,一大批此类思考世界真实的影片集中出现,除《楚门的世界》和《黑客帝国》外,《攻壳机动队》(1995)《移魂都市》(1998)《感官游戏》(1999)等影片最终都将思考指向于此。时刻提醒着人们,当有一天完美的乌托邦真的驾临,那或许仅仅意味着——这一切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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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通往奴役之路

如果说完美是一切乌托邦的目标和诉求,那么对于日趋进步的人类文明而言,高度发达的科技就是实现乌托邦理想的最佳手段和途径。各种具备未来感的高科技成为反乌托邦电影中最常见的元素,反乌托邦电影在许多时候也属于科幻电影的亚类型。

在《发条橙子》(1971)中,库布里克试图用一个根除人们暴力倾向的疗法将犯罪行为一劳永逸地根除。这一疗法最终不但彻底失败,而且用极端手段的消除邪恶的方式,本身就是最大的邪恶。

与根除暴力旨在消灭犯罪行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通过预测未来从而预防犯罪的设想。斯皮尔伯格的《少数派报告》(2002)中就有这么一套“先知”系统,它成功地预防了一起起即将发生的犯罪,但也让预防犯罪小组的领袖约翰·安德顿(汤姆·克鲁斯饰)自己蒙上了不白之冤。最终,约翰被证明并非系统预言的凶手,幕后的黑手实则系统的缔造者。如果人们陷入对这套系统的盲目迷信当中,类似的冤狱或将泛滥成灾。

无论是根除暴力还是预测未来,却都不如创造一个完美的人种来得最直接彻底。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到纳粹狂人希特勒,完美人种的梦想在人类的脑海中消失。在《千钧一发》(1997)里,基因技术已经实现了“完美人种”的构想。从此,每一个用强化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人类都可以彻底远离各种缺陷与疾病。但完美的基因并不意味着完美的人类,灵魂,是科技鞭长莫及的层面。“不完美”的主人公文森特(伊桑·霍克饰)可以实现“完美”的杰罗姆(裘德·洛饰)和弟弟无法实现的梦想,因为他始终都在为心中的梦想而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后者虽然拥有完美的身体,但却失去了对未来的向往和希望。

完美基因或许离我们还还有点遥远,但克隆技术如今已经几乎成为了人类的现实。在以克隆人为题材的反乌托邦电影里,无论是《逃离克隆岛》(2005)还是《银翼杀手》(1982)又或是《月球》(2009),克隆人往往都逃不开被人类视作可利用的低等工具的悲惨处境。他们作为被复制的“赝品”,是否应该又或能够被当作人类一视同仁,是一个难解的悖论。在这一悖论尚未被攻克之前,克隆技术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始终都是危险的潘多拉魔盒。

相比克隆技术从未止息的争议和质疑,人工智能技术从一开始就被描绘了一副美好的蓝图:人类的双手和大脑都将史无前例地得到解放,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将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们幸福水平一劳永逸的良方。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库布里克在《2001太空漫游》(1968)里已经表达了对机器的忧虑,无所不能的HAL用高于人类的智慧企图杀死人类,只为了完成自己最初被下达的终极指令。而到了新世纪,机器更是有成为人类公敌的趋势:由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小说改编的《机械公敌》(2004)如是,《黑客帝国》和《终结者》(1984)亦如是。拥有超高智商的机器人奴役人类的未来,不断在银幕上上演。

无论是机器还是人类,若想真正实现对人的奴役,洗脑都是必备的手段。《移魂都市》中的洗脑方式是外星统治者每天晚上不断重启世界,抹去人们的记忆。《全面回忆》(1990)则简单得多,只要一架机器,你就心甘情愿地被清空了过去。而《雪国列车》则传统得多,列车上专门设置了一个教室,在那里,威尔福德钦定的老师们将会对年幼的孩子们灌输自己的一切主旨,未来,他们就是维持秩序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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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幽灵般的至高存在

无论是人祸造就的末日,还是主宰编造的现实,又或是危险与便利并存的科技,最终都是为极权统治服务。因此,在各式各样的反乌托邦电影中,极权统治者就像是一个幽灵般的至高存在。

《楚门的世界》中的克里斯托夫、《黑客帝国》中的“机器大帝”、《移魂都市》中的外星人、《饥饿游戏》(2012)中的总统、《V字仇杀队》(2005)中的舒特勒、《撕裂的末日》中的主席(这一角色又十分容易让人联想到《1984》中的老大哥)以及《雪国列车》中的威尔福德,等等等等。如果罗列完这个名单,估计一天的时间未必够用。

但所有这些独裁者,又都几乎可以化为一个人的身影:他会像《1984》中的老大哥那样不断地在大屏幕上出现,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宣讲自己的政策和理念;他也会像《移魂都市》的外星人那样给人民洗脑,无论用的是服药、教育还是彻底虚构一个世界的方式;他还会像《饥饿游戏》中的总统那样,不惜一切代价恐吓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只不过在《饥饿游戏》中它以一种全民娱乐至死的方式上演,在《雪国列车》里则演变为一场深不可测的阴谋。对于他们而言,底层民众的死活从来不在他们考虑的范畴,他们希望每一个人都乖乖停留在自己本来的位置,安心地屈从于他们施予的一切安排。至于思想,则是万万要不得。

打从人类社会诞生的那天起,完美世界,就成了一些人最孜孜以求的信仰和梦想。于是,再自然不过地,很多沉浸于自己理想世界的独裁者们,正是乌托邦精神的最佳继承人,他们相信世界在他们的手中,终于可以达到柏拉图曾寄望的完美境界。以至于“从希特勒到波尔布特的每一位20世纪的独裁者以及21世纪的每一位恐怖份子都被贴上了乌托邦主义者的标签。”

在20世纪一个个独裁者缔造自己乌托邦美梦的背景下,许多优秀的反乌托邦电影,并不止于宣扬推翻一个独裁的统治,而在于让这种反抗具有更为持久的价值。《V字仇杀队》的最后,恐怖分子做派的V将炸药的引爆器交到了艾薇(娜塔莉·波特曼饰)手中,让她那未曾沾染鲜血的双手去选择世界的未来。而在《雪国列车》的最后,柯蒂斯毅然地放弃了自己的右手,拒绝了一个让独裁循环往复的诱惑。这,或许正是反乌托邦电影最动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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