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首位80后学者唐博讲清代南京科举弊案

科举弊案，在清朝屡见不鲜。考试作弊很正常，现在有，古代也有，但是这一桩弊案在清朝影响非常大。（弊案）发生的时间是康熙五十年，这一年的九月初九，江苏举行乡试。有人问，什么是乡试？是不是乡里举行的考试？不是。明朝、清朝的科举考试，分成三个级别，最低级别是乡试，之后是会试和殿试。会试和殿试在北京考，乡试考中的举人，会到北京赴考。殿试完了之后考进士，第一名叫状元。所以第一轮是乡试。乡试由各省组织，是省一级的考试，一般在省城，每三年考一次，考中的人叫举人，举人中的第一名叫解元。

江苏当时不是一个独立的省份，江苏加上安徽和上海，两省一市加起来是一个省份，叫江南省。因而，在历史上，这次乡试被称为“江南乡试”，考试的地点设在江南贡院。因为江南贡院设在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因此也称为江宁贡院。

这一天，考完了发榜。考生们看自己的名字在不在金榜上。有些人很高兴，名字在上面；有些人不高兴，名落孙山了。但是，不管高不高兴，他们都对一个现象很不满——他们发现有两个人的名字也出现在金榜之上。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叫吴泌，一个叫程光奎。吴泌是两淮的一个盐商，大商人；程光奎则是盐商的孩子，富二代。这俩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学无术，写的文章文理错乱，很不连贯。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来凑数的，是来玩票的，不具备考上举人的水平。结果，他们却榜上有名。所以，那些考生群情激愤，特别是没有考中的那批考生，尤其不满。大家都怀疑，这里头肯定有问题。于是，一千多名考生聚在一起，抬着一个五路财神，把它抬进了南京的孔庙，摆在“孔子”的身边。他们怀疑，考官作弊，考官受贿，把举人头衔卖出去了。所以，他们把五路财神放在孔子像边上，表达这种不满。

那么，他们怀疑的考官是谁呢？这科考试的主考官叫左必蕃，副主考官叫赵晋。大家编了个顺口溜：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这两个官员，来南京主持考试。我们知道，左丘明是《左传》的编写者，他是在两眼失明的状态下把《左传》写出来的，历史上很有名。他们就拿这个去调侃左必蕃。左必蕃作为主考官，到了南京之后，眼病发作，眼睛睁不开，没法管事。所以，主考官的责任，全部交给了副主考官赵晋，由他来办。结果，副主考官就没了监督，所以，（考生）拿赵子龙作比喻，称他“一身是胆”，到处收受贿赂，把举人头衔往外卖。那么，左必蕃知不知道呢？知道，但是视而不见，就是装作没看见，你愿意折腾就折腾吧，我就当没这事。

这是清朝后期国外一些记者拍摄的贡院情况，咱们江南的贡院，房子是连排的，里头每一间都有隔间，一间一间地隔开。考生要在里面坐好几天，做好几科的答卷。

更有一些考生很不爽，他们跑到贡院，把贡院名字给改了。贡院的牌子挂在上面，他们用白纸把“貢院”俩字的部分偏旁部首给贴上，“貢院”变成了“賣完”。大家知道，赵晋也好，左必蕃也好，都是北京派来的官员，他们却到南京来受贿。咱们说“外地的和尚不好念经”，他一定是在本地有内应的。谁是内应呢？一定是找几个官比自己大、势力比自己强的人作内应。在南京，只有四个人，势力和官位都比他们俩大。南京有两个人物，曹寅和噶礼。苏州有两个大人物，李煦和张伯行。我们先说说曹寅和李煦。曹寅是曹雪芹的爷爷，曹雪芹写了《红楼梦》。曹寅是江南织造，李煦是苏州织造。织造，相当于清朝皇家的后勤部门，在内务府。内务府不仅在北京有机构，在外地也有很多机构。织造放在江南地区，就是给皇家采买衣服、采买丝绸的机构。曹寅和李煦当时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盐业在清代是专卖的一个行业，利润非常高，所以皇帝让曹寅和李煦监管两淮盐政。任务很艰巨。为什么让这两人监管呢？这两人都是汉军旗人。曹寅是康熙皇帝的包衣奴才，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四次住在曹寅他们家。李煦是曹寅的远房侄子。李煦和曹寅两人关系比较默契，矛盾很少。（当时）两淮盐政亏空比较严重，他们两人正忙着赔补，根本没时间搭理科举考试这档子事，也不可能去作弊。

我们看看另外两个人，噶礼和张伯行。噶礼当时是两江总督。换句话说，相当于今天江苏、江西、安徽三省的省委书记。张伯行是江苏巡抚，就是江苏省省长。噶礼，朝廷给他这样一个评价：“当官勤敏能任事，然贪甚，纵吏虐民。抚山西数年，山西民不能堪。”他当过山西巡抚。噶礼这个人，办事很机敏，能力很强，是个“能吏”，但是，贪的也很多，道德操守比较糟糕。张伯行跟他正好相反。张伯行工作能力也比较强，但是操守比较好。张伯行在上任的时候，当地曾经有个规矩：上任的官员要给当地上级机关送礼。这时，张伯行还不是巡抚，只是个布政使。送礼要准备钱，四千两银子。张伯行说，我一年的工资才七八千两银子，让我拿一年一半的工资出来送礼，我送不起。那就盘剥老百姓吧？不行。张伯行说了这样的话：“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我不会找老百姓要一分钱。后来，他还留了一句名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在名跟利之间，他把名节放在了挣钱之上。康熙皇帝称赞他，给他送了一块牌匾，叫“天下清官第一”。张伯行非常清廉。张伯行身为江苏巡抚，遇到这样的科举大案，自然脱不了干系，他有领导责任。他赶紧给皇帝写了份奏折，他通过明察暗访了解到，具体办事的两位同考官王曰俞和方名，这两人受贿，跟吴泌、程光奎有脱不开的关系。在奏折里，他同时指出，主考官左必蕃知情不报，副主考官赵晋严重受贿。这奏折就送到北京了。

奏折到北京后，主考官左必蕃也听说这事了。左必蕃一想，张伯行都这么干了，是不是恶人先告状啊？他告了，我就被动了，后发制人可不行。于是，他也写了一封奏折，说确实有作弊这档子事，但是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患病，眼睛睁不开了。他就这样把自己的责任给回避了。康熙皇帝拿到这两份奏折后，没啥动静，没吭声，他在等另外两份奏折，就是曹寅和李煦的奏折。曹寅和李煦，表面上在监管两淮盐政，表面上当他的织造，暗地里还有一个任务：监督当地的官员，监督当地的社情民意。很快，曹寅和李煦他们的密折也送到了康熙的手里。曹寅、李煦这样讲，说确实有考试作弊的事情，而且左必蕃确实是知情不报，这件事赵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两位同考官也受贿了；甚至，有老百姓怀疑，他们的后台是噶礼。康熙皇帝收到这份奏折之后，终于做出了一个决断：派一位钦差到南京正式查明事情的真相。

他派了一个叫张鹏翮的人。为什么选他？这个张鹏翮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张鹏翮是个大帅哥。为什么说他帅？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说张鹏翮皮肤很白，比我都白，比在座各位女士都白，而且皮肤很柔嫩。柔嫩到什么地步呢？跟他一块考取进士的同僚，经常戏弄他，说你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把他当作一个姑娘。他长得很帅，小鲜肉类型的。第二个特点，清正廉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清正廉洁。第三个就是爱惜人才。张伯行有段时间，在官场上遇到一些障碍，仕途受阻，是张鹏翮把张伯行从仕途受阻的困境下当中给提溜出来了。发现他是个人才，把他给提溜出来了。可以说，张鹏翮具备这三大素质。康熙皇帝非常信任他，就把他作为钦差大臣派到了南京。

（他们在南京）搞了一个三堂会审。噶礼、张伯行这两个当地的高官和张鹏翮一起，共同来审这些作弊的嫌犯。审的过程中，一顿拷打，程光奎和吴泌就招了。他们说，当时我们已经送了很多银子，他们就这么安排，不管我们考卷写得多么稀里哗啦，都要在考卷的末尾写三个字：“其实有”，做一个标记。虽然考卷是密封的，看不到名字，但考官看了这三个字，就知道是你们俩的，就会给你们高分。后来又招了一些其他人员进来，一阵拷打之后，结果涉及的嫌犯越来越多。终于，有一个嫌犯是一名高官的家丁，爆料说，我两次把大量的银两送到了两江总督噶礼的府上。第一次送了二十万两，第二次送了三十万两。根据当时的购买力来核算，一两银子相当于今天两百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五十万两银子就是一个亿。为了搞一个举人的头衔，花了一个亿，也真够下本的。大家注意啊，在这名家丁招供是噶礼受贿的时候，噶礼就在堂上坐着呢，他一听就坐不住了，怒了，做出了失态的表现——“辄令夹胫钳口”。什么意思？（噶礼）马上下令，他诬告我，赶紧派人过来，把他的大腿用铁东西夹住，把他的嘴钳起来，不让他再说了。噶礼很紧张，当时的场面一片混乱，案子没法再审下去了。张鹏翮只好宣布暂时休庭，回去好好研究。

张鹏翮回去，仔细琢磨着这个案子要怎么办。原以为，到了考官这个层面就可以了，也差不多了，结果，噶礼被卷了进来。他很犹豫。为什么呢？张鹏翮虽然清正廉洁，但有一个软肋，这个软肋就是他儿子张懋诚。张懋诚当时在安徽休宁当知县。注意，安徽是归两江总督管的，两江总督管三个省，安徽是其中一个。也就是说，张懋诚的顶头上司正是噶礼。噶礼对张懋诚非常不爽，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你是张鹏翮的儿子，我天天都想把你给杀了，看你不顺眼。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张鹏翮一想，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还是不要得罪这个地头蛇，得罪不起。张鹏翮决定，各打五十大板，该处理的嫌犯先处理，噶礼身上有责任，降一级。当时，噶礼担心自己阴谋败露，他也确实受贿了，恶人先告状，找皇帝告了张伯行一状，说张伯行也犯了几条大罪。其中有一条，在当时相当于死罪，就是私刻图书。张伯行确实干了这个事。张伯行也因私刻图书的罪名，降一级使用。各打五十大板。

这样一个决断出来之后，群众不干了。当时江苏巡抚的衙门在苏州，两江总督的衙门在南京，苏州的老百姓不干了，跑到苏州巡抚衙门门口，坚决要求挽留张伯行。这样的清官几百年都碰不上一个，为什么要处理他？这件事情最后传到了北京，康熙皇帝犹豫了。噶礼这个人，工作能力很强，到了江苏之后，他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理积欠，江苏欠了中央很多税，他给清理干净了。第二，康熙的奶妈就是噶礼的亲妈。我们讲，疏不间亲，关系那么近，康熙下不了手。但是，康熙觉得，张伯行虽然办了点错事，毕竟是汉人清官中的典型代表，如果把张伯行给收拾了，会犯众怒。最后，康熙说，这样吧，我问问噶礼的母亲，这个事该怎么办，就把自己的奶妈叫来。结果这个奶妈深明大义，历史上记载：“其母尚耻其行，其罪不容诛矣。”他犯了受贿罪，他妈妈都觉得罪不容诛。康熙最后做出了一个决断，说：“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朘削几半矣。”必须留着张伯行这样一个清官，来牵制噶礼这样一个贪官。最终，康熙最后做出了一个相对正确的决断：两个人都免职，免去噶礼两江总督一职，去职保命；张伯行“革职留任”，还当江苏巡抚。这下，老百姓都高兴了。后来，张伯行调到北京，当了仓场侍郎，最后还当了部门的尚书，这个就不说了。而噶礼呢，觉得自己的官被免，全是自己亲妈造成的，竟然想把自己的亲妈毒死。后来阴谋败露，没毒死成，就被人告了。康熙皇帝非常生气，说你这个人不忠不孝，连自己的亲妈都敢害，最后，赐噶礼自尽。噶礼就死掉了。这就是整个科场案的全过程。那些作弊的官员和作弊的举人，几乎都被斩首。

通过这个案子，我觉得有四点体会。

从张伯行这个角度讲，在当时，清正廉洁是一个正能量，而且直到现在也是一个永恒的正能量。从噶礼这个角度来说，整个全省的工作，噶礼是两江总督，是三个省的领导，但是他这个头带得并不好。康熙作为中国整个行驶列车的火车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中国在十八世纪，之所以能够促成“康乾盛世”，在很大程度上是康熙个人努力的结果。张鹏翮虽然是个清官，但是他在断案的过程中，瞻前顾后，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捆在了一块，搞不清楚这之间的主次关系，最后贻误大事。那么，那两位问题考生，吴泌和程光奎，做个标记，送银两，最后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这四点体会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字来源：唐博《清案探秘》8月1日南京鼓楼区图书馆分享会；摄影：余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