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当年也中枪：日本生化部队的“明枪暗箭”

1939年5月4日至9月16日，在新左旗境内诺门罕布日德地区及蒙古国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满”蒙边境战争，即日本、伪满洲国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事件。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决定首先在诺门罕一带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占领其东部的领土哈拉哈地区，作为下步侵入苏联远东地区的跳板，进而实现蓄谋已久的“北进计划”。诺门罕战争刚刚开始，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视察了731部队后命令石井四郎尽快制订出配合作战的方案。石井四即接到参战命令后，派出731部队部分细菌战人员，以“关东军防疫班”名义参战。

到诺门罕战争时，“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已经研制出“石井滤水器”、“火焰喷射器”、“石井细菌喷射器”、“石井细菌瓷壳炸弹”等新式武器。并培养出了成吨的各类传染病菌，有些已经放在华中战场上。

各类传染病菌病原菌主要有：

——鼠疫杆菌。主要培养在跳蚤身上，这些跳蚤因饥饿就要吸血，很快地能在人畜身上蔓延传染。一般症状是发高烧同时发冷打颤，恶心得厉害。结膜充血，步行困难，语音涩滞等，如同酒醉。随之淋巴腺逐渐发肿，全身心烧，以致皮会变成黑色。患者一个星期就能死去。在菌量多或菌力非常强的时候，能在细菌侵入血液前，引起毒血症而死亡。

——炭疽热菌。是一种在炮弹破片所造成的创伤上发生的感染病，伤口小而又不干净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病原菌叫做“炭疽”但并不只是一种菌，一般广泛分布在土壤中，呈现类似症状的一系列菌群，能产生强烈的毒素。发病时伤口周围红肿，体温急剧上升，引起肌肉坏疽并产生炭气，潜伏期五至六小时后突发性死亡。

——斑疹伤寒。是寒带病的一种，也叫做战争伤寒，几乎是战时必然发生的一种传染病。这种传染病对战争胜与败有很大影响，是由战场上的跳蚤和虱子来做媒介的。

——鼻疽菌。是马、牛、羊的大敌，得病以后从鼻子流出很多浓鼻涕，两周内就死亡。

——霍乱菌。能引起急性肠道传染病。症状是腹泻、呕吐，大便很稀象米泔水，四肢痉挛冰冷，休克。患者因脱水而眼窝凹陷，手指，脚趾干瘪。

　　这些细菌都是用活人作试验研究出来的，被用于细菌试验而死亡的达数千人，大都是反满抗日的民族斗士和无辜的和平居民。试验过程灭绝人寰，惨无人道。

1939年发生的日本关东军与苏联红军的诺门罕战役中，日军使用了细菌攻击，田村良雄曾参与制造了两千多个榴散弹片，其中可能使用了炭疽菌。

5月14～15日，关东军东八百藏联队在5架战机的配合下，向哈拉哈河以东的蒙军742高地攻击。5月17日，东八百藏率部队返回海拉尔。苏联政府依据《苏蒙互助协定》立即介入，将第57特别军司令部从乌兰巴托迁到距哈拉哈河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苏联的飞机也不断在战事地区集合，并在诺门罕地区飞行侦查。蒙军骑兵第6师又渡过哈拉哈河，架起浮桥。

1939年5月28日拂晓，由县武光大佐负责指挥的第64联队、东八百藏中佐联队及伪满兴安骑兵第1、2、8团各一部围攻蒙军，结果被苏蒙军击败，关东军进攻部队全军覆灭，东八百藏本人被击毙。

接到关东军总司令植田谦吉大将细菌部队参战的指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就拟定在诺门罕地区的细菌战计划。在诺门罕前线，“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组建了一支40人敢死队，队长为碇常重少佐。7月13日，碇常重少佐带领22名敢死队员组成投毒分队，用鲜血签名，宣誓用生命保证不泄露任何机密后，便携带大量“细菌”偷偷地沿哈拉哈河岸奔驰而去。投毒分队队员们纷纷登上两只大胶皮船，船上载着十几个高大的金属容器，容器里装的22.5公斤毒剂：分别是伤寒、霍乱、鼠疫、鼻疽等细菌。特别是鼻疽菌，只要牲畜喝了被鼻疽菌感染的水，两周内就死亡。而人饮了含有鼻疽菌的河水，就发高烧，浑身浮肿，四肢无力，最后死亡。当时还没有制造出克制“鼻疽菌”的特效药物。

敢死队员顶水奔到上游向河中心划去，当驶到岸上绳子拉紧的时候，两只船上的士兵同时打开了每个容器的盖子，然后将容器扔进河水中。容器在水底下慢慢地、不断地放出鼻诅菌，顺水向下游漂去，两只胶皮船顶着水慢慢向上游划着，伤寒、霍乱和鼠疫的容器被丢在水里，两名军官在提取水样，测试温度，做着记录，并进行拍照。任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日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敢死分队全军覆灭：他们迂回了数十公里后，竟然在下游被自己投下“毒药”传染，药倒的30名队员，无一例外加入到了“参拜天照大神”行列。与敢死队员迂回的同时，日军还向苏军阵地发射了装有细菌的炮弹，致使这一地区发生了传染病疫情。为此，石井部队还受到了关东军司令的特别嘉奖。

日军原本饮用安全的哈拉哈河水解渴，现在一下子要冒着生命危险，才能享用。但日军士兵因干渴嗓子冒烟，很多士兵都不能忍住，将水壶偷偷灌满了喝水……。其实是诺门罕战役，使用细菌部队参战，关东军上下欺瞒了战斗部队的士兵，军队上层将在河水中投毒列为高度的军事秘密。可以说，“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是以哈桑湖军事挑衅为转折点，从研究细菌战的准备阶段，进入了施行阶段。日军步兵首先成为细菌部队秘密武器牺牲品，成为战场上第一批成功的“战场试验者”——“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敢死队”第一场实战，首先遭殃者却是他们战友。

日本关东军显然是出现了方法错误。他们大概忘记了细菌作战的对象是苏联部队，不是中国军队。苏联军队装备比中国军队好，与中国军人相比，苏军装备绝对是现代化的，军队几乎都是在密闭的坦克、装甲车中，饮用的是自来管中的自来水，所以受到细菌感染的人数十分有限。而日军因为没有自来水，士兵虽然被禁止饮用河水，不少士兵还是会偷偷去饮水。整个作战期间，数千人失去战斗力，有1173名日军不明病情死亡，

日军本想要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解决苏联红军。谁料想竟有大批量的日军染上了细菌战剂。大概有1340名日军染上伤寒病、赤痢病和霍乱病，“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军医和敢死队员，被细菌传染而亡命的达40多人。这对于一个仅仅有40人细菌部队特别分队来说，绝对是灭顶之灾。

诺门罕战役历时四个月，三万名参战的日军中约八千人死亡，九千人受伤。苏蒙联军投入约五万七千名步兵、五百辆坦克及三百五十辆装甲车；真正死亡人数约为七千人，超过一千人失踪，另外一万六千人受伤。

关东军受了多大损失？参战的中佐以上高级军官就“挂了”12个。当时日军称战死7720人。但这个数字绝对是假的。据靖国神社后来的消息，诺门罕战役实际战死18868人，这才是真正的数字。这也是日本目前承认的死亡数字。至于受伤的多达数万。一说伤亡超过5万。

战役结束时，诺门罕前线日军最后只剩下400人，整建制逃出来的只有骑兵联队百十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辞职，前线总指挥小松原切腹自杀，参谋长冈本双腿被斩断。这场战争让日本的优秀指挥官损失殆尽。而最让日本人伤心的莫过于观战的德国军官在给国内发回的报告中称“日军的战术水平至多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

而苏军还在诺门罕中首次实施了空降作战，首次使用了“进攻防御”和“夜间强光照明”的战术，首次采取了电子干扰战和心理战，后勤部门还创造了超远距离连续补给的世界奇迹。所有这一切都在后来的卫国战争中得以广泛采用，给德国法西斯以沉重打击。诺门罕战争竟“阴差阳错”的成为苏军的练兵场。

诺门罕战争期间，正值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此战使日军向关内增兵计划一时无法实现，有力支援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诺门罕战争后，一贯骄狂的日军对苏军产生了心理障碍，日本基本死了与苏联再战之心，东京政府因此终于下决心调转枪口袭击英美。不久日军便奇袭珍珠港，将隔岸观火的美国拖下了水，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最终日本兵败亚太战场。可以说，诺门罕战争是二战早期最精彩的一个伏笔。

另据“飘炸行动”的发明者荒川秀俊战后供称：日军不仅使用气球炸弹飘炸美国。当时日军设在我国东北的“陆军兽医研究所”，甚至曾秘密研究用气球携带细菌，飘放到苏联亚洲部分的滨海地区。大概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才使得日本战争狂人的这一丧心病狂的计划未能实现吧。

不仅如此，第100部队成立之后，在中苏边境，还曾组织数次“远征队”，攻击目标是附近牧场上的牲畜。准备一旦日本战败，便进行细菌战。

1944年3月，关东军司令部责成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隆笃拟令，经司令部第二侦探部(亦称特务部)批准，命令第100部队组织“远征队”到海拉尔地区，侦察附近的道路、夏冬牧场、贮水池，以及当地饲养的牲畜头数和分布状况。其目的是：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在中苏边境进行细菌战，制造牲畜死亡和居民点混乱。

这次“远征队”写在军部档案上称“别动队”，队长由若松少将部队长亲自委任中尉军医官平樱全作充当。委任令是由第二部长中佐惠坂下达的。同时，配备了七名士兵和技术员。

别动队出发前，第100部队长若松少将在向“别动队”队长平樱全作进行训示的同时，亲自交给他一份盖有“极密”红印章的手令，严肃地告诉平樱全作：这项命令，是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命令内容是：日苏战争一旦发生，必须立即将染有各种病毒的牲畜，在日军撤退之后，全部驱赶到大兴安岭以东地区。

为此目的，要查清这个地区的牲畜总量以及牲畜中的常见病，以便准备出足够用于传染牲畜的病菌，制造大面积的病菌传染。命令中还估计到，“此一目的若达不到，应该另外准备就地消灭这些染有病毒的牲畜的地方” 。这就是说，万一阴谋失败，也不要暴露出去。

除了生产实验外，日本细菌部队还将炭疽杆菌这种违反国际公约的生物武器瞄准了中国的军民和家畜。他们曾数次在东北利用飞机撒下炭疽杆菌到草料上来传染牲畜；他们也曾采办过大量的马，给马染上炭疽热，然后将马散往各处，将炭疽杆菌传染给东北和苏联居民的牲畜。

为此，别动队“远征”前，先派出军医上尉浅尾带部分士兵，化装潜入北兴安省的三河区。在靠近中苏边境约一公里的地方，向河流中投放了鼻疽菌，作为试探性的“远征”。其试探成功了。别动队才开始“远征演习”。

别动队携带的全是第100部队自己培殖的病菌。在行军中，还携带了实验室，配备了技术人员。一路上，不仅动用牲畜做各种细菌传染实验，还对河流、水井进行了实战投放细菌的实验。

别动队在平樱全作指挥下，在“远征演习”中，做了两次“演习”：一次是在结尔布勒河和附近牧场的贮水池中，投放了鼻疽菌，考察牲畜在饮水时，能否感染病毒?二次是将鼻疽菌、炭疽热菌，投放在牧场上，考察能否制造大面积的病毒感染?

因为是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所以兽医部长高桥隆笃自始至终听取汇报，做指挥，并先后三次向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汇报。

第一次汇报在1944年7月，即山田乙三接任关东军总司令职后不久，亲自召见了高桥隆笃。在汇报时，主要询问第100部队的性质，以及研究牛瘟、羊痘、鼻疽、黑穗病菌等情况。

第二次汇报是1944年11月，主要汇报别动队的活动情况，以及组织“远征演习”的可能性。山田乙三大将着重问及，一旦日苏战争爆发，在细菌战中，将采用哪些细菌合宜?这次在座听汇报的还有参谋长笠原幸雄、副参谋长池田、若松部队长、部长松村知胜和笈井等将佐。

第三次汇报是1945年2月，在研究“远征演习”计划的同时，山田乙三大将传达了日本国大本营的命令，要求第100部队在日苏战争发生时，应成为生产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的工厂。还要第100部队保证，在进行破坏性的细菌战时，应有足够的细菌武器供应需用。

在这次会议后，山田乙三大将以总司令的名义，分别命令关东军第73l部队、第100部队，都应在实际上成为细菌战的部队。同时，下令给兽医部、医务部，要两个中将部长高桥隆笃和棍冢隆二．直即给“两个细菌实验部队，配备足够的细菌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兽医学家。以及有关的技术干部，加紧研制各种烈性细菌和药物，探求大批毒杀人和牲畜的办法”。

1945年3月，100部队中尉平樱全作即奉命令，率别动队去海拉尔地区执行“特别任务”。出发前，若松部队长亲自下令将藏在山沟里的牲畜，分别染上炭疽热菌、鼻疽菌、牛瘟、羊痘菌，等待中苏战争的爆发。后来，将这批染病的牲畜驱赶到海拉尔城西北约80公里的山沟里。为指导这次阴谋计划的实施，若松部队长派出军医少佐山口、军医中佐雄坂远行。

1945年8月7日，苏军突破中苏边境的日军防线。别动队虽按原计划执行，将染有病菌的牲畜全部赶到苏军后方，但他们自己却没逃脱惩罚，被苏军所捕获，并送上远东军事法庭审判。

第100部队实验用的牲畜从何而来？是日本鬼子以“剿匪”、“防匪”为名强抢的。日本军队在辽西省和热河省西部，以及长城以北的一带地区，推行“集家并屯”的政策。将这一带地区的居民，l105人撵出家园，烧毁房屋382万间，在17．5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

日本战败前夕，第100部队接到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的命令，将大部分建筑物炸毁，还烧毁和撤走了几乎所有文字图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