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是如何当上我党总书记的？被捕后泄露了哪些机密？

1928年7月，中共召开六届一中全会，向忠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领袖。1931年6月22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6月24日被国民政府枪杀于上海，终年51岁。

向忠发被抓后，叛变了。那么，他是如何当上中共领袖的？他向国民党泄露了哪些秘密？

向忠发成为中共高层后，实际地位仍旧是最低的

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小学五年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4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治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治萍工会工作。

几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有四名党员是从早年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就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

邓培是1921年入的党，向忠发和王荷波晚邓培一年，而苏兆征更晚他们3年，是1925年入的党。但就党内地位而言，向忠发和苏兆征最初远不如王荷波和邓培。王荷波和邓培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的，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时，他们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或候补执行委员。他们在中共的工会工作中，也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直到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才开始成为中共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向忠发则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时，即1927年 4月底至5月初，由于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苏兆征和向忠发才取代邓培和王荷波而异军突起，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

说向忠发在党内崭露头角很大程度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汉的结果，并不等于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只要有了工人领袖这块金字招牌，谁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

当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刚刚攻克岳阳，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白昊等4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作为汉口当时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了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在总工会成立之后，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13个猛增到270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也功不可没。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均移到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中共中央，可以说也是情理中之事。

向忠发虽然在中共五大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但他毕竟仍旧是一省工会系统负责人，不仅离中共中央甚远，而且连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很少能够涉足。向忠发的突然得势，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日一纸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机会主义错误是怎样产生的？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认定，这是由于“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八七”会议当然要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而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还能有谁呢？那只有三个人，这就是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结果，经过投票，苏兆征、向忠发均以仅有的两个全票（20票）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则以多数票（17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当然，“八七”会议并不能使向忠发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问题。因此，向忠发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从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开过的20多次常委会议和四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由此可知，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旧是最低的。

向忠发是如何成为中共领袖的？

向忠发一方面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这自然又要让向忠发心存某种程度的不快。他当然知道共产国际主张发挥他这种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但自己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开始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

共产国际几乎同向忠发一样，不那么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造结果。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实际上的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中央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反共事变之后甚至阻止过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这件事更让共产国际感到不满。常委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来，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连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的工人领袖来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还不那么容易。

机会终于送到向忠发手上来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当然是再合适没有了。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达上海，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了此一情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李维汉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份作中共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

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2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向忠发10月革命节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和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会议等，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当委员，可谓风头出尽。而向忠发的报告，包括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确实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显然是这时向忠发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问题。此一风潮发生于1928年1月间，100多名中国学生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解决。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此事的最后解决，基本上是按照向忠发的提议办的。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发乘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种欲望。

1928年1月，向忠发被共产国际从休养地召回莫斯科，准备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他同时得到了中共中央11月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罗明那兹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消息。这立即给了向忠发发难的理由。2月上旬，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组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与向忠发、李震瀛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向忠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当然，向忠发很聪明，他并不指望能够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中国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发难，而是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

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组织大批工人作为100至110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经有了相当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考虑到此前共产国际始终未能确定此会的召开地点和时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显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时终于选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来。毫无疑问，即使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向忠发是工人出身，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确实较其他共产国际所了解的中国工人领袖更有组织和指挥能力，这在斯大林等人看来，多半也就足够了。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响综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为凡是大的问题，都有莫斯科在指导把关呢。

向忠发事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还在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开幕之前三天，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

中共六大上，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农分子即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在6月17日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可以说已经初露端倪了。根据这一日程安排，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到7月10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在这个36人的名单里，工人就占到了22个，而且，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当上总书记的向忠发挥霍无度

共产国际几次电报，中共中央却仍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国际指示。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先行回到上海，并于22日向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周、瞿回国之际，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两次会议记录。

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对冒犯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的严重后果，还缺乏深刻的了解。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向忠发的领导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因此，中共中央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所以，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直到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先是陈绍禹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大发雷霆的消息，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对此，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竟还蒙在鼓里，以至于他还敢在11月17日的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把陈绍禹等痛骂了一顿。但当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根据从远东局得到的关于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关报告和中共中央8月初两次会议记录，断言李立三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同志已经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向忠发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信。在22日与团中央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到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过去那点打抱不平的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甚至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摘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辨”，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己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当然，他这时还不了解陈绍禹等留苏学生背后有苏联的大手在撑腰，因此还是咬着牙不收回过去对陈绍禹等人的处分决定，并且不能容忍陈绍禹等人对中央的态度，坚持要“与之斗争”。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并与向忠发谈过话之后，向忠发彻底老实了。他甚至提出辞职，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瞿秋白第一个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

虽然向忠发仗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反复公开地承认错误并把自己说得几乎一无是处，结果使他明显不再象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他开始把宝押在陈绍禹的身上，极力想让刚刚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陈绍禹进入政治局常委，来帮助把关。因为他这次政治上的严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不能象过去那样呈英雄了，他几次提出需要有个“帮手”。而这个帮手最好就是陈绍禹。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绍禹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干将。但过去他过于自信，竟没有把陈绍禹放在眼里。如今他翻然悔悟。虽然米夫和远东局最初并不同意让陈绍禹迅速进入常委工作，但他还是每每必定拉上陈绍禹来开会，并且一反过去那股从不服输的劲头儿，即使是陈绍禹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好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开会，他只是喏喏而已。

不过，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还是做过两件对中共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件是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去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再一件事是让毛泽东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很明显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向忠发在中共党内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就到此为止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去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被先后送到各个红军根据地去，向忠发原来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会的召开由于违反了党的几大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为代表的25名重要干部在开会反对四中全会时，被人告密全部牺牲，接着又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城市工作及工会工作严重受损，从此几乎一蹶不振。面对这种情况，向忠发再也鼓不起过去那种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总书记固然并非完全虚置，但他可以考虑和可以用心去筹划的工作毕竟越来越少了。理论上有陈绍禹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实际工作上有周恩来等，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听几个报告，发两次言而已。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他一面因看不上陈绍禹不可一世的样子，动不动就和陈大吵，使得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磨破了嘴皮；一面不顾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不仅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好一段神经紧张，而且搞得部分领导人对此议论纷纷。因此，周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

其实，这期间“堕落”的又何止一个向忠发。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1931年6月22日被捕变节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14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这也就难怪，当向忠发被捕并被杀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明确表示想要接替向忠发做总书记，却不被共产国际所考虑。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是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共领袖的事了。

向忠发被捕后泄露了什么机密？

1931年4月下旬，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取道武汉回上海，途中落入国民党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手中，随即叛变，供出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的住处及中央秘书处、特科机关所在地。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得到这份情报后，立即赶往上海报告周恩来，中共中央机关得以迅速转移。

顾顺章急于向敌人邀功，想法设法要把中共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等抓到。他对抓捕向忠发颇有信心，因为他了解向的习性和行踪路线。当时，向忠发在上海装扮成一个有钱的古董商人，与杨秀贞在法租界善钟路附近的一幢三层楼房里以夫妻身份同居。杨是经顾顺章的撮合才与向在一起的。

在得知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马上通知向忠发搬了家，接着又决定让他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但向舍不得杨秀贞迟迟不愿离沪，提出离沪前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就在这时，顾顺章觅到了向忠发的踪迹。根据顾顺章密报的线索（向忠发左手一指半截的特征，年轻时为了戒嫖，将左手指砍去一个）。国民党松沪警备司令杨虎在向忠发去告别杨秀贞必经的“探勒”汽车行设下埋伏，于6月22日上午9点将向抓捕。

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六月二十四日，便被押上刑场。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及：“他（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当时特务们问她知道不知道向忠发的身份。她摇头说不知道，特务们又动刑问她知道不知道。她还是说不知道。最后她终于说知道了，而其过程却是如此的让人愤恼。竟然是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先叛变了，然后走到杨秀贞的那里对着中统特务们依然说道：交代了吧，他们都知道了。

向忠发向敌人泄露了哪些我党的机密呢？向忠发供词包括“自述”和“供白”两大部分。其“供白”共10项内容，涉及中共大量机密。此10项内容摘录如下：

一、国际——国际共党驻沪东方部负责人，前为俄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巡捕房中。

二、中国——中国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陈郁(已去莫斯科)、卢福坦(即老山东)、徐锡根(去鄂西赤区)、项英(去赣赤区)

候补委员：王克全、罗敦贤、张国焘(在赤区)、关向应、顾顺章

职务：

总书记——向忠发

宣传——张闻天

组织——朱森

军委——李福春

三、特务委员会

从前是我和周恩来、顾顺章，但自顾顺章被捕后，经人报告，业已自首，遂施行改组。前由顾顺章负专责，现改为廖成云负责。其组织如下：

1.廖成云总负责(前江苏省委)

2.赵云 (第三科——红队)

3.潘汉年 (第二科——侦探)

4.杨森 (第一科——社会及各种技术)

5.陈寿昌 (第四科——交通)

四、苏区负责者：

1.苏区中央政治分局 项英

2.鄂西分局 夏曦

3.鄂豫皖分局 张国焘

4.闽粤分局 邓发

五、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去了。

六、各地上层负责者：

我因为近来同周恩来不合作，下层的组织及负责人的情况多不知道，现在所能说出的仅限于各地上层负责者……

七、各地实际情形：

1.以江苏省委较有力量，上海为最，但亦极为薄弱。

人数(党员)除赤区外，约有20000党员，内中大部分挂名和不起作用的，自然亦都算在内。

2.成分：工人占10%，农民占60%，智识分子占30%。

3.上海方面：党员580人，青年团员276人，工会党员470人，月缴会费共计270余枚铜元，由此亦可见力量之薄弱了。

八、军事——从前经中央局决定共7军：

第一军毛泽东朱德

第三军彭德怀黄公略，总称一、三集团军

第二军贺龙

第四军邝继勋(鄂豫皖)

第五军毛泽东(一部分，力量很小)

第六军周郡

第七军李明瑞

总计赤军人数12万余人，枪枝70000余。

九、共党经济来源：

(甲)国际供给者：国际帮助中国共党每月15000元美金……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我不知其详。但是从前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时，由我来支配经济，所以我知道得很详细……

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发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有时因国际的关系一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这种工作主要是由特务第三科红队负实干的。

十、附记：

1.喻泽时——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里。

2.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负责人，于前星期内被公安局捕获，共有7人，闻现解司令部，他知道我的机关很多，经过此次破坏，各处机关均迁移，因此我也受了国际的严重警告。

3.妇女部——周秀珠住闸北邓托路口同春里72号。

4.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住古拔路横路3号，开会地点在西摩路。

5.国际接头处及领款机关在忆定盘路。

6.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200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200人，人才极感缺乏。(《前伪共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转变》1933年10国民党内部版。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汉京文化1988年版)

向忠发还供出了公共租界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中共中央机要处。驻守该机关的是张纪恩(黄寄慈)、张越霞夫妇。因向忠发的出卖，23日晨1时该机关被搜查破坏。张纪恩听到敲门声，知道事情不妙，忙发出警号——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开门之后，涌入大批身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着。但巡警在楼上查出了一份王明的手稿和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张纪恩夫妇遂被铐在一起，押往江宁路巡捕房。在狱中，张纪恩和张越霞未暴露政治身份，半年后张越霞与陈琮英同时出狱。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获刑5年，转押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后经堂兄、浦江籍知名画家张书努力保释提前出狱。张纪恩夫妇入狱期间，他们唯一的女儿失踪，一直下落不明。

邓颖超也因恒吉里机关被破坏而遭遇危险。邓颖超晚年回忆说：“我(22日)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吃晚饭。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因此下午4点多，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同志家。这时，秘书长余泽鸿正在焦急地找我和恩来，通知这个消息。”(邓颖超《关于向忠发叛变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破坏了中共中央机要处后，向忠发又带人对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进行搜查。向忠发虽刚刚在此住过，但说不出具体地方，他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23日晨1时向忠发终于带人找到这个住处。万幸周恩来夫妇已转移到都城饭店而免遭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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