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辉：债转股不可能成化解坏账主流方式

本期嘉宾： 著名经济学家 宋清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吕随启；21世纪宏观研究院研究员 谭翊飞

时隔十多年之后，银行债转股卷土重来。有消息称，债转股实施方案最快或于本月推出，首批债转股规模为1万亿元，预计在三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化解1万亿元左右规模的银行潜在不良资产。

在当前经济下行背景下，解决企业流动性危机，防止债务风险发酵，十分紧迫，而债转股就是把企业欠银行的巨额贷款转换成银行的股权，这样既可以使负债企业解困，也可以使银行的账面坏账减少很多，债转股能有效避免企业破产倒闭、银行紧缩银根、职工失业等一系列问题，可谓皆大欢喜。

但问题似乎并非如此简单，银行“借钱借成股东”，不良资产仍然在银行手上，未来是否仍有可能演化为“不良股权”？ 如何界定企业是“出现暂时困难”还是“僵尸企业”？企业参与债转股真的可以起死回生？债转股到底是中国经济自救的妙药，还是有害于长远发展的毒药？本报特邀著名经济学家、《一本书读懂经济新常态》作者宋清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吕随启，21世纪宏观研究院研究员谭翊飞，对此发表看法。（东莞日报记者 贾庆森）

短期对经济有积极作用，未来风险需警惕

记者：如何评价债转股的整体影响，“债转股”到底是中国经济自救的妙方，还是一枚危险的炸弹？有人说，对经济整体影响短期是蜜糖，长期是毒药。

吕随启：对于目前的债转股，不能简单说好还是坏，因为目前媒体热议的“债转股”概念，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债转股。在一般意义上，一个企业需要钱，既可以选择债权融资，也可以选择股权融资，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两种融资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债权融资有优先求偿权，而股权融资没有。作为债权人，如果看好一个企业的前景，自主选择将债权转为股权，这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优先求偿权；相反，如果债权人对企业前景不看好，就会保留债权，即保留优先求偿权。这也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债转股，只是发生于债权人看好企业前景的情况下。而目前正在热议的银行债转股，情况与一般意义上的债转股不太一样，现在情况是，银行贷给企业的贷款无法回收，已经形成不良贷款，企业拿出一张纸，说债权转换成了股权，其实还是一张“白条”，银行是被动的债转股。可发可转债债转股，是直接融资内部的问题，是债权与股权的转换；而现在所讲的银行“债转股”，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转换。

谭翊飞：从短期来看，债转股毫无疑问对经济有正面作用，但是，我们担忧是未来长远的问题，如果债转股操作不当，可能对未来经济造成拖累，甚至让经济陷入泥潭。目前，银行的整体资产质量还算不错，但是债转股之后，银行可能要补充资本金。债转股是以时间换空间的短期疗法，暂时治标，让“病毒”不扩散，等待其他部分“肌能”恢复正常，最终寻求治本疗法。现在一些钢铁企业的巨额债务，涉及很多银行。对于银行来说，不管是否债转股，都是很大的麻烦，“债务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但是债转股之后，可以将这些麻烦延后一些。

宋清辉：短期内，对于股市走势来说，万亿规模的债转股属于较大的好消息，部分国企的业绩有望直接受益于此，支持其股价上行，对大盘也是一种有力的支撑。但长期看，债转股将伤害每个老百姓的“荷包”。对老百姓而言，债转股影响可能更偏于负面。

不良贷款将下降，银行股权管理能力面临考验

记者：目前银行业不良贷款风险是否可控？债转股之后，银行不良贷款降低，但“债权”变“股权”，会不会给银行带来新的麻烦或风险？作为主要关注信贷的商业银行，是否具备足够专业的股权管理能力？

吕随启：如果不良贷款风险可控，何需推行债转股？目前，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中国信用评级，信用评级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债务的违约风险，债务违约风险提升会引发信用评级下调。而且，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上升也表明，企业经营状况的基本面还很不乐观。如果没有债转股，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可能会大幅提升，报表会很难看，这进而会影响银行股的股价，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所以，推行债转股，有可能会掩盖或延迟暴露一些问题。

宋清辉：对银行而言，债转股的推出，将为银行提供更多可选的不良债权处置方式，减少AMC公司参与的交易环节，降低账面不良额以及不良贷款率，提高拨备覆盖率，最大限度地缓解银行的核销压力。

谭翊飞：商业银行主要是做信贷业务，没有参与实业管理的经验，直接参与债转股之后，银行成为企业的股东，但它对企业发展不一定有帮助，银行并不能直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所以，更好的方式是，通过市场化的办法来处置这些不良资产，由银行来拍卖这些不良资产。银行如果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承接了股权，也仅仅转为优先股。

记者：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债转股经验，债转股真的可以救活困难企业吗？有报道称，上一轮实行了债转股的国有企业，如今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债转股的主角。

吕随启：上世纪90年代的一轮债转股，与现在要推行债转股，也是不一样的。上一轮债转股，是通过成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把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出去，银行剩余的资产质量大幅提高。而目前将要实施的这一轮债转股，是银行将外部不良债权收回自身，因而银行资产的平均质量可能会下降。这就意味着，两轮债转股无可比性。如果一些企业的经营状况一直未得到改善，那么，实行债转股就相当于让这些企业从股市拿钱，它们就更无动力还钱了。之所以上一轮债转股的企业，此次有可能再次参与债转股，是因为一些企业尝到了上次不用还钱的“甜头”。最糟糕的情况是，债转股有可能让一些企业把银行当成提款机，只管借钱，不管还钱。

谭翊飞：企业效率不提高，一切办法都是瞎扯，上一轮一些企业参与了债转股，经营状况没改善，这一轮有可能又要再次参与债转股。如果一些企业已经病入膏肓，到了下死亡通知单地步，即使参与债转股也没有用，如果强制实行债转股延缓其死亡，这就会无妄地花掉很多“医药费”，“输血”的过程将更多人拖下水，银行等因此会损失更多，这些钱可能最终由国家埋单。

宋清辉：债转股很难复制美国的成功经验，美国拯救的是市场系统性风险，国内历史上的债转股都是根据政府指令来完成的，主要对象集中于产能严重过剩的领域，与市场化也相距甚远，因此埋下的隐患可能非常之大。

债转股要遵循市场化，让市场决定企业生死

记者：在债转股操作过程中，具体哪些债务可以转为股权，这由谁来确定？也就是说，谁来确定负债企业“出现暂时困难但具有潜在价值”，而不是无药可救“僵尸企业”？

谭翊飞：谁来判断一家企业有无前景、是否值得救，这在纯理论层面其实是一个悖论，如果困难企业能够自救，或者自己通过市场途径找到自救资金，那活下来就不是问题，又何需债转股？债转股存在两种途径：一种是行政化途径。如果通过行政手段推动债转股，就可能演化为“定指标、分猪肉”，那是最坏的情况。另外一种途径是，用市场化手段推进债转股，也就是说，债权的定价、处置、转为什么样的股权都由市场和市场机构决定，而不是行政权力决定。最要警惕的是用行政化手段分配债转股指标，企业、银行争抢指标，最后企业照样不能提高效率，同样面临破产的困局，那对中国经济将是后患无穷。因此，一定要强调减少行政干预，用市场化的办法债转股。

吕随启：哪些企业可以债转股，哪些企业不可以债转股，这会引起一些企业争夺参与债转股的资格，进而可能会带来权力寻租的空间。这里的悖论是，既然通过债转股化解的是银行不良贷款，那么，这些不良资产谁还愿意接收呢？如果债转股涉及的并不是不良贷款，那这些“正常贷款”还有什么必要转为股权？

谭翊飞：我认为，任何部门或个人都没有能力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有前景，只有市场才能决定一个企业该生该死。基于此，在现实中，债转股可能会采取折衷的办法，不是纯粹市场化，也不是纯粹行政化，而是在行政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之间找到平衡点，政府不能参与债转股指标的分配，但可以适当降低银行的股权资产的风险权重。

宋清辉：债转股需要特批，一般情况下大规模推开的可能性比较小，不太可能成为化解不良贷款的主流方式。此次债转股采取银行主导型的方式可能性较大，降低不良贷款率，提高拨备覆盖率，最大限度地缓解银行的核销压力。

短期利好国企股，但长远或影响民众福利

记者：债转股会对普通老百姓带来哪些影响？有观点鼓吹，债转股是A股反弹发动机？

宋清辉：万亿债转股利好国企股，短期内，对于股市走势来说，万亿规模的债转股确实属于较大的好消息，部分国企的业绩有望直接受益于此，并能够支持其股价上行，对大盘也是一种有力的支撑。但是，若说债转股是A股反弹发动机，则有点夸张成分，顶多是暂为利好。债转股怎样落实尚需研究，是不是能够成为化解不良贷款的主流方式，还待进一步观察。

吕随启：债转股之后，因资金未回笼，银行发放新贷款的能力会受到影响，这进而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央行或被迫印钞，通胀背景下的物价上升影响民众切身福利，汇率的稳定性也会受影响。

宋清辉：债转股目的是为了拯救银行，相当于量化宽松（QE）。QE会造成流动性泛滥，催生资产价格上涨，导致纸币贬值和购买力下降。如当前猪肉、蔬菜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就是对货币发行超量的一个反映，也是百姓收入购买力下降的一个印证。

谭翊飞：“1万亿规模的债转股”，这个消息没有得到权威证实，但也没有相关部门予以否认。我们要限制债转股过快发展，事先确定“1万亿”这个规模指标很不好，应该是由市场确定。上一轮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其中的“账”还远远没有算清，原本要随不良资产处置完毕而要关闭的资产管理公司，到现在还没有一家关闭，它们反而成了比一般金融机构还厉害的金融控股公司，而银行赚的钱用来贴补之前的亏空，其享受利差保护利益，老百姓享受更好的金融服务却遇到了更大困难，金融改革的步伐也因此受到拖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