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摄影文化地图》选：纪实存真-纪实摄影

摄影书籍《当代摄影文化地图》于今年早些时候上市了，本书由著名评论人顾铮所著。这本三百四十多页的书涵盖了摄影理论、中外摄影表现、当代摄影、摄影的制度、摄影的展示与传播、摄影的市场与保存及摄影的教育七个方面，其中既包含了严谨的论文，也有轻快的写作和议论。Photofans 在这里刊登部分节选：

文 / 顾铮

图片来自本书及网络

第一章 摄影的魅力——中外摄影表现

一，纪实存真——纪实摄影

纪实摄影是一个复杂的范畴。广义地说，只要是见证了历史事件、风俗、文物、世相百态的摄影，都可归入纪实摄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旅行摄影、新闻摄影、街头摄影、司法摄影、医学摄影、科学摄影乃至风景摄影等，都有可能因其历史文化的内容而具备了“纪实”的特质。

由西方人发明的摄影术使他们获得了一种见证、探察对他们而言属于另类异端的东方文化的利器。摄影也是他们以视觉方式分析、把握异国社会形态的有效方式。英国人约翰·汤姆逊携带笨重的照相机穿行了大半个中国，拍摄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生活诸相。

约翰·汤姆逊自拍像，厦门，与河南士兵在一起，1871

他并不太为一些文化上的奇观所激动，而是以自己缜密细致的眼光记录中国人的生活样式，尝试以影像方式揭示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社会运行机制。 而法国人马克西姆·杜坎（Maxime Du Camp，1822—1894）与大作家福楼拜的东方之行，则似乎更出于一种对东方奇观异景的好奇。虽然两人最后不欢而散，但坚持到底的杜坎所拍的埃及照片终于让未能远行的法国人和欧洲人一睹他们想象中的“另类”文明的实相。对于许多西方摄影者而言，摄影既是一种刺探异文化的视觉手段，也是一种确认自己所属文化的现代性的手段。

马克西姆·杜坎

马克西姆·杜坎，《埃及阿布·辛拜勒神庙前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像》，选自其摄影集《埃及、努比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Egypt, Nubia, Palestine, and Syria: Photographic Drawings Made During the Years 1849, 1850, and 1851.）

对美国人来说，“拍摄照片不仅是为了表明什么东西值得尊崇，还在于揭示什么东西需要正视，令人痛惜——以及需要治理。”（ 苏珊·桑塔格语）20 世纪初期，社会学家刘易斯·海因毅然拿起照相机，潜入工厂、矿山，拍摄了童工劳动的悲惨情景。他以这些照片作为证据，呼吁立法禁止雇用童工。海因的影像终于打动人心，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雇用童工。之后，海因还来到爱丽丝岛，拍摄了在那儿等待美国移民局批准进入美国的各国移民的照片。他的这些照片也引起了舆论的同情，为改善移民的处境起到了积极作用。海因用自己的照片证明，纪实摄影也是一种推动社会改良、唤起公民良知的重要手段。 摄影最本质的功能是记录。这一功能在海因的同时代人、法国摄影家欧仁·阿杰的手中得到了朴实而且是彻底的发挥。阿杰曾经是一名演员，也做过画家的梦，但最后无奈地 选择以摄影谋生。他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行走在巴黎街头，细细拍摄了 19 世纪巴黎的建筑、街道、店铺、公园、民居室内景观等举凡因了现代化步伐的驱逐而行将消失的各种事物。他以一种哀而不伤的视线将这些事物一一挽留于自己的照相底版上。这样，阿杰终于在晚年自豪地宣称：“我拥有了整个巴黎。” 当然，这是19世纪的巴黎。阿杰的摄影行为是一种地道的摄影记录，从他的行为可知，将即将消逝的过去凝固保存正是摄影，尤其是纪实摄影的拿手好戏。

刘易斯·海因作品

刘易斯·海因作品

欧仁·阿杰作品

不仅是像阿杰这样的个人深知摄影与历史的关系，许多国家的政府机关、社会组织也都知道利用摄影为其行政或社会的目的服务。美国农业安全局摄影计划是摄影史上空前绝后的政府行为。为调查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农业凋敝的情况，农业安全局派出了许多摄影家深入各地农村拍摄。他们拍摄的照片被送到华盛顿官员的案头，成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感性材料。沃克·埃文斯、多萝茜娅·兰格（Dorothea Lange，1895—1965）、阿瑟·罗德斯坦等纪实摄影大师都是在农业安全局的摄影计划中形成了自己关注大众疾苦的立场与风格。

多萝西娅·兰格作品

多萝西娅·兰格

1936年，美国人亨利·鲁斯创办《生活》画报。日益增长的照片数量与巧妙的照片使用方法使照片具备特有的传播魅力，这使读图文化的形成有了可能。《生活》画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个图片媒介。作为《生活》画报的当家“花旦”，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1904—1971）出入于世界各地，代为无法亲临现场的读者见证历史，传播真相。在伯克-怀特上天入地奔赴各种报道现场时，她本身也成为了一种传播媒介，将图像文化的价值观与传播方式带到世界各地。尤金·史密斯（William Eugene Smith，1918—1978）也许是20 世纪最后一个深信摄影可以替天行道的浪漫主义者。他于20世纪60年代末深入日本渔村水俣，冒着几乎被打死的危险，用三年时间拍摄了一部揭发水银公害的摄影集《水俣》， 成为摄影史上最早投身于环保运动的摄影家。他拍摄的《入浴的智子》被誉为可与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皮埃塔》媲美的杰作。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与智子母亲一起承受这一巨大苦难的慈爱之心。在史密斯手中，摄影再次成为勇气、良心与人类关爱的证明。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作品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作品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作品

尤金·史密斯作品

尤金·史密斯和夫人艾琳

但是，史密斯的《水俣》也许是基于西方普遍价值观的人道主义一元论式的“大叙事”作品的绝响。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具“大叙事”风格的纪实摄影开始式微，展示日常生活的平俗，揭示另类他者生存状况的具个人视角、有私密色彩的私密纪实摄影开始抬头。从瑞士出生的罗伯特·弗兰克拍摄的《美国人》、黛安·阿巴丝的畸形人写真到南·戈尔丁的80年代反映边缘青年生活实态的《性依赖的叙事曲》，清晰地显示出这种脱轨的痕迹。他们的这些反映美国人生活真相的照片，表明了《生活》画报式的以照片宣传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观的神话的破产。到了20世纪90年代，纪实摄影的主观性问题浮出水面。英国人马丁·帕尔公然提出了自己的纪实摄影是不为“客观真实”所囿的“主观纪实摄影”。他的几个著名系列，如《旅游》等，就反映出当代纪实摄影的工作方式的重大变化。以前纪实摄影家的工作方式是就一个事件在一个地点以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进行深入拍摄。他们力图通过对一个点、一个事件的深入把握与开掘，从中寻找、提炼带有一种普遍性的结论。然而，在全球化的不可抵挡的推进过程中，世界的同质性有时使得集中于一事一地的拍摄方式反而显得不够具有概括性。于是，大面积、大格局的拍摄就成了一种基本方式。摄影家企图同中看异，这也许是当代纪实摄影的一个重要变化。同时，这也表现出当代纪实摄影的另一个新特点是，它不再奢望通过摄影图像给出某种普遍性的结论，而只是满足于现象的充分罗列。包括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1944— ）的许多气势恢宏的作品（如《劳动者》、《移民》等）， 在工作方式上都是如此。这反映出全球化进程对当代纪实摄影的深刻影响。

马丁·帕尔作品

马丁·帕尔作品

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创世纪》系列

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创世纪》系列

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

当然，这种工作方式的变化，其实也对摄影家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工作方式要求摄影家具有开阔的视野与宏观把握的能力，同时还要求摄影家具有较强的表现力、行动力与沟通能力。帕尔、萨尔加多等也许可以说是适应这种新变化的新型纪实摄影家。

优秀的纪实摄影家往往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在南非摄影家居伊·梯尔林的《卢蒙巴大街》系列中，他所呈现的非洲各国的贫困景象，是通过遍布非洲各国的一条条由非洲独立之父卢蒙巴的名字命名的大街景象来呈现一种悖论现实：非洲人民追求独立并赢得独立，但独立后西方殖民者就此撒手，结果是赢得了独立却没有改变贫困状况。 在中国，纪实摄影起步虽然晚于西方，但早在20世纪前期，就已经出现了像庄学本这样涉足中国边地川藏地区，历时多年深入拍摄各少数民族生活情景的重要摄影家。而沙飞、石少华等摄影家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华北抗战中的八路军拍摄了大量的历史照片，保留了珍贵的历史影像文献。

居伊·梯尔林作品

关于作者

顾铮，1959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研究员。1998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府立大学人类文化研究科比较文化研究专业，获学术博士学位。1991—1993年进修于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系；2001年访问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专事摄影理论与实践、摄影史、视觉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