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禅的融合 刘祥彬

书与禅的融合

刘祥彬

何谓书法？汉朝杨雄言：“书，心画也。”东晋王羲之云：“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笔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元代郝经《论书》云：“书法即是心法。”

《中国百科大辞典》则如此定义，书法是“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一种，使用毛笔书写汉字的艺术及方法”，显然是从介质上而言。而现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当代著名书论家熊秉明先生称书法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而‘核心的核心’是书法”。两位大师已经将书法艺术提升到了哲学的层面。

中国哲学以佛道儒为主，三者互相影响渗透，对书法上却有共同的认识，“心正则书善”，如宋代黄山谷说：“书须胸中存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正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书耳。”明朝项穆《书法雅言》：“六经非心学乎？传经非六书乎？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心为书道之体，法为书道之用。”

练书法，也就是练心境，心为主，笔为用。唐代孙过庭《书谱》云：“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在人为道心即本心，心源。书法犹释氏心印，发于心源，成于了悟，非口手所传。”当书法技艺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它表现的不再局限于造型技巧和线条章法，而是体现了书法家人品内在的修为。这种修为并没有传授之法门，与佛门“自悟”如出一辙。

康有为将书法与佛法相提并论，云：“吾谓书法亦犹佛法，始于戒律，精于定慧，证于心源，妙于了悟，至其极也，亦非口手可传焉。”写字必戒躁，持戒以定心，定心以悟禅。

戒、定、慧，出自《楞严经》：“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佛教认为世间学问都有缺憾，为“有漏”之学。三无漏学，即是达到解脱烦恼的修行方式。在佛法修行中，戒是起，定是持，慧是果，由戒而清心入定，从定而感悟出慧。书法也一样，勤学苦练，是戒；心中有美感，是定；不受外界影响，是慧。

佛家认为书法也是佛事，唐泽《楞伽经》卷二：“佛告大慧，辟如入学音乐书画种种技术，渐成非顿。”《五分律》云：“比丘差次，不知书记佛听学书，不得为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好，而废道业。”文益禅师云：“古人道一切声是佛声，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凭么会取？”弘一法师提到：“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戒。然研习之者能尽其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也。”

唐朝中后期草书的兴起与流行，可以说是书与禅在形意上完美融合达成了效果。

适时禅宗盛行，主张“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甚至出现狂禅，直抒心意颠狂放浪，批判权威诃佛骂祖。在这种大环境下，书法界也出现新的主张：于书法有心得者，应对前人字形视而不见，超越其笔墨技巧，从内心出发，直接感受其力量。如张怀罐云“圣人不凝滞于物，至于无法，可谓得矣。何必钟王张索，而是规模。道本自然，谁其限约，亦犹大海，智者随性分而挹之。”孙过庭谓“背羲献而勿失，违钟张而尚工”，“得其法而不着，至于无法，可谓得矣。”

到了张旭怀素那里，更是按本性去进行狂纵的草书创作，化心为气，以气达狂，其无羁束的自然美，将“狂草”推至巅峰。

无论佛法书法，到了“慧”之层面，感悟能达到高度一致。如黄檗禅师云：“夫学道人，若欲得知要诀，但莫于心上着一物。佛真法身；犹如虚空。此谓法身即虚，虚空即法身。虚空与法身无异相，佛与众生无异相，生死与湟槃无异相，烦恼与菩提无异相，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也。”法不着相，则见如来。

唐代楷书尚法，而草书是尚法的彻底否定。张旭“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焉。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怀素“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人草；又遇壁坼之路，一一自然”。字不着相，自然而美。民国时期大书法家于佑任在谈写书的体会时说：“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坐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决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犯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因为自然之波澜以为波澜，乃为致文。”

综观中国书法史，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复古，清人兴碑，而书家在临池翰墨的时候，佛学之义理已经潜移默化渗入其精神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