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少数派报告——多一点真情，少一点套路

文：赵老实

本月17日是“国际不再恐同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北京联合国大楼举行了《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发布会。报告指出，中国的性少数人群依然生活在阴影当中，只有5%的性少数认识公开了他们的性倾向或性别身份。绝大部分LGBTI人士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受歧视。本该是给予爱和支持的家庭反而是排斥和歧视发生最多的地方，学校和工作单位次之。

（所谓LGBTI人士，指的是L（Lesbians）女同性恋者、G（Gays）男同性恋者、B（Bisexuals）双性恋者、T（Transgender）跨性别者与I（Intersexuals）两性人。 ）

我们在社会中被整齐地归类，接受社会赋予我们的角色。所谓“正常人”，就应该男女结合，而婚姻的重要社会意义之一就是繁育下一代。而这些性少数者，看起来是那么的刺眼。于是，他们被厌恶，被排挤，被歧视。

然而奇怪的是，在古代文明中所谓的性少数者并不是突出的问题，甚至是被允许的。

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类最初的时候分为男性、女性和双性。最初的人类每个人都有两张脸、两个生殖器、四条腿和四只胳臂。后来因为傲慢的缘故，这些最初的人被宙斯一分为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样子。于是，每个人这辈子都在找寻被分开的那一半，原来是双性的，就找异性结合；而由两个男人劈开的和由两个女人劈开的，就找同性结合。

【柏拉图设想的原始人类】

柏拉图本人就喜欢男人，这一点在他的《会饮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而在希腊文明的克里特岛和以特别能打仗著称的斯巴达等地，男孩子由成年男子传授知识和各种技艺，白天念书、晚上一起睡。如果成年男子只顾着自己获得快感而忽略了引导孩子，孩子是可以上诉并换掉这个老师。

当然，这样培养出来的希腊军队里自然弥漫着深厚的“同志”情。希腊底比斯（不是埃及的底比斯）有一支精英小队，是由150对“相爱的”青年人组成的。因为他们之间互相爱护，在战场上肯为了爱人去拼命，所以是底比斯战斗力最强的队伍。在喀罗尼亚战役中，所有雅典同盟都溃败了，只有底比斯人留下来和马其顿的腓力二世战斗，最后全部阵亡。

战后，腓力二世对这支顽强的军队非常好奇，当他知道这三百人是爱人之队的时候，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在罗马帝国时期，男同之间的性关系是合法的，只不过贵族男性不能成为“被插入”的一方，不然就显得自己没有男人味。也就是说，在罗马的传统里面身份（权力）与男性尊严联系到了一起，有地位的男性要具备勇敢、阳刚的气息，不能表现出一点娘娘腔的成分。而身份地位的从属者，则不要证明什么。

到了4-5世纪基督教慢慢在罗马占据统治地位，基督教禁止同性之间性行为的教义被接受了下来，因为有索多玛城的例子在前，大家都害怕上帝的灭顶惩罚。公元533年，查士丁尼颁布了“行事有悖天性的人”如果不忏悔将被判处死刑的法令，这是罗马帝国首次明确出台打击主动同性恋者的法规。

【罗得将天使护进家里，免遭邻居们的骚扰】

可是查士丁尼的法典并没有被欧洲广泛采用，对同性恋者排斥的根源还应该在教会。中世纪时期，教会认为除了为了繁衍后代的夫妻之间的性关系之外，其他所有的包括同性恋、手淫、通奸等等都违反教义，都不能上天堂。而且，夫妻之间的姿势只能有一种，就是女下男上的面对面式。于是这种姿势也被叫做传教士式。

然而欲望是不能抑制的，所以我们在中世纪的文献中经常能看到对于同性恋者的惩罚，比如斋戒3年、自我惩罚两年、活埋、火刑等等。

古代中国呢？

在中国的历史中时常能看到同性恋的身影。龙阳之好、断袖之癖、分桃之谊等等。很有趣的是，与西方同一时期相比，传统中国对于男同性恋非常宽容。

在传统观念中看来，男性的责任是家、国、天下。而家是最小的单元。在家里男人要结婚生孩子，把家族延续下去。只要男性之间的同性行为没有影响到家庭，就完全没有问题。

乾隆时期有个状元叫毕沅，年轻的时候很落魄，却得到了当红男伶李桂官的资助，科举一举题名。而高中状元的毕沅对李桂官不离不弃，甚至超过了家中的妻妾。这个事情，在袁枚和赵翼的文章里都专门写过。

【毕沅（1730～1797）清代官员、学者】

到了20世纪，伴随着中国卷入西方支配的话语体系，从此走上了漫漫的“复兴之路”。“国家危亡，人民要振奋”，原先文弱的、有点娘娘腔的审美意识被打破，而西方强壮、阳刚的形象被植入进来。

不过在20世纪20-30年代，同性恋题材在文艺作品依然有所反应。比如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说的是女学生郑秀岳的同志经历。同一时期，还有石评梅的《玉薇》、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某种原因，大陆地区对性少数行为管控得很严格。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略微放松，97年“流氓罪”被从《刑法》中删除。

2013年初，微博上发起了“撑同志反歧视”运动，随着手机互联网的普及，对于“同志”以及其他性少数的生活状况才越来越多的被世人关注。

“撑同志反歧视”运动是由香港地区艺人在微博上发起的，之后得到大陆、台湾等地艺人的响应，形成当年的一个网络传播大事件。然而，真要说起来，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LGBTI文化有着各自的发展脉络，也有着各自不同的使命。

台湾的性少数议题主要是关注这一人群的生活体验，比如白先勇的《孽子》，李安的电影《喜宴》，以及后期的《蓝色大门》、《女朋友男朋友》等。

【2012年上映的台湾电影《女朋友男朋友》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

而大陆则一开始就与政治联系得非常紧密。80年代末那场事件之后，与政治有关的话题遭到封禁，知识分子只能从少数群体被“集体”压抑的生存状态上进行思考和“反讽”，比如王小波的《东宫西宫》、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等等。作者本身并不是性少数，甚至在某些程度上还偏大男子主义，然而他们可以利用性少数文化来做一些其他事情。

【1996年发行的《东宫西宫》以王小波的作品为蓝本，张元执导。以1991年在北京一次假借”健康调查“为名而清算市内同性恋人士的事件为蓝本，讲述了一段同性之恋的故事】

香港的性少数文化则与消费文化紧密相关。梁文道曾经在《开卷八分钟》的节目里说：

“我发现今天我们太容易一讲到同志就想像出明星艺人的形象，想象出如果是男同性恋就应该很帅美，然后常常健身，身材很好，穿衣服很漂亮，最好还是中产阶级搞点创意文化做艺术之类的。”

这种被称为“同志骄傲”的认知其实是被塑造出来的，当生产商发现性少数群体的消费力很强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地针对这一群体做宣传。通过塑造健康、快乐的同志形象来恭维和讨好性少数群体。有人指出，世界上第一支同志广告就是IKEA（宜家）拍的。然而实际上无论从生活境遇还是群体素质来说，性少数群体都没有那么阳光灿烂。

【阳光帅气的gay男形象，两人同穿一件衣服，沿用了柏拉图的设想】

如今，LGBTI文化已经成为亚文化的代表，绕也绕不开。厌恶还是支持，看起来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实质上有非常复杂的潜在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背景在起作用。比如这次的报告，基本在城市80-90大学生及以上教育背景的人中做调查，得出的结果是：70%的人并不赞同将同性恋视为病态，也不赞同对LGBTI人群那种基于僵化思维的偏见，近85%的受访者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如果将调查范围扩大到三、四线城市和农村人口中，结果还是这么乐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