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我不是潘金莲》，冯导执导的国产电影搞笑绝活
一、冯氏喜剧的进化
梳理冯导的电影履历，喜剧一直是他擅长的，1997年与葛优合作《甲方乙方》，成就了贺岁片这一新的电影档期。《大腕》之后，那个不痛不痒调侃生活的冯导开始深沉了起来，一部《天下无贼》在逗笑观众之余，影片的悲剧元素也真真戳了观众一把。在这时的冯氏喜剧中，小刚导演不再流于对影片故事的完整讲述，不仅在影片对现实关照的程度上进行挖掘，除了延续一贯的喜剧台词和搞笑元素，冯导对影片的叙事方法和镜头的美感也开始讲究了起来。
冯导走深沉路线的下一步就是拍了诸如《集结号》、《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这样带有史诗气质的民族电影，矛盾的是，冯导这些走心的大制作并没有如以往的喜剧片在商业上获得显著成就，却在冯导最不待见的影评人这里获得了好评。因为影评人发现，冯导不再是那个一谈起来就只有商业片的导演了。但是一言不合就撕逼的冯导与影评人的矛盾并没有缓解，还在《私人订制》这里达到了巅峰。现实状况是冯导与华谊兄弟电影公司的情谊，后者对冯导创作表达的支持让他重拾喜剧，延续多年前的《甲方乙方》带来了新世纪贺岁片。
赚得盆满钵满的票房成绩让冯导哭笑不得，还无奈感慨自己走心的创作不受理会，随便的商业制作就能有市场回应。
就如这纠结的创作之路，冯导在电影中也往往加入对拧巴生活的思考和领悟，在嬉笑怒骂中讲述现实的荒诞。而这荒诞感，在《我不是潘金莲》中通过一次“官场现形记”表现的炉火纯青。本片是冯导与作家刘震云的第四次合作（前三部为《一地鸡毛》、《手机》和《一九四二》），刘震云与冯导另一常合作的作家王朔不同，王朔以叙事反讽见长，刘震云则用幽默的方式描述生活的苦难和困境。
和《一句顶一万句》类似，刘震云在《我不是潘金莲》里也讲述了戴绿帽子的人的选择，不过这次站在了女性视角。李雪莲本应因丈夫的背叛要打一场看起来荒唐的离婚案，后来却因丈夫的一句话而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便认死理般的开始了让各级政府官员头疼多年的民告官之路。从镇到县再到市，最后还告到了北京人民代表大会那里，李雪莲的告状串起了二十八个不同身份地位的男性。显而易见，这个故事的发生太具有特殊性，在中国这个讲究人情社会的传统下，李雪莲这个懂法理不懂法律常识的农村妇女，正是抓住了人情这一没有明文规定、却是各级官员口中常常强调的人情社会的无形法理。
或许用“官场现形记”来形容这个故事并不恰当，因为它没有讲述党风不正之事，触及的是在法制社会进程时如何处理人情与法律的无解之事。对政治嘲讽的电影早在黄建新导演的《背靠背，脸对脸》、《黑炮事件》中就有了体现（黄建新导演在《我是潘金莲》中客串饰演省长）。当年感慨在如今审查制度下不会出现的电影故事却在《我不是潘金莲》这里来了次集体观影狂欢，影片明显的是延续了小说中人名的设置对社会进行讽刺：王公道、荀正义、董宪法、史为民、蔡富邦、贾聪明、郑重、马文彬等政府官员人名的出现让观众时不时会心一笑。再加上冯导在影片用字幕打上人名、地名、事件的介绍，当出现“喝茶”二字时，也是一种中国特色的表达。
隐藏在电影里的是人情与法律秩序的冲突，法律无法判断对错的事情，私下解决也遇到了阻碍。当劝李雪莲丈夫秦玉河先与李雪莲复婚再离婚时，秦玉河意料之外地点出这件事所造成的伤害之一就是因此事而患抑郁症的现任妻子。这个没有在影片露脸的人物正如冯导刻意设置的指引导向，我们的关注点是与告状事件有关的政府官员，而忽视了这件事的社会影响。不仅这一能让秦玉河面对范冰冰饰演的妻子的出轨对象没有出现（不少网友开始脑补这是一怎样的大美女），剧中人强调的众人皆知和常见的邻里八卦场面也被冯导刻意忽视掉。
一显一隐的有趣结合形成了本片难有的黑色荒诞之感。显的是对政治状态形式化一隅的展示，政府官员的群像组成了观众对于政治最直接的认识。但这个故事本身对政治造成伤害了吗？层层政府官员做错了什么事吗？它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吗？答案是没有，都说冯导触及电影审查制度之深，但也要看到本片可以出现在院线的原因所在，精明的冯导巧妙避开政治敏感话题，从这个意义来看，本片与带有政治隐喻的《秋菊打官司》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冯导用调侃的手段拍摄在群众心中已有的对政府官员脸谱化的认知。换句话说，他展示的是这些官员对群众之事十分上心的解决问题过程，但问题无解关键是这不是法律可以判决清楚的问题，由此构成影片算不清的糊涂账。冯导冒险一试调侃人民的公仆，在喜剧的外壳下，隐下的是世俗的故事而不市井的展现，这或许就是冯导对于本片的美学追求所在。
二、国产电影的形式花活
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的叙事结构很有意思，原著有二十万字，由两篇序言和一片正文组成，序言部分有19.7万字，讲述李雪莲为纠正一句话上访了二十年，影片把这时间缩短为十年。小说正文只有三千字，笔锋一转讲述曾被李雪莲告状拉下马的县长转行去卖肉，二人相见时，这位曾经的县长说有次因为在北京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也像李雪莲那样举牌伸冤，结果还真被人送回了家。小说的结构无疑在形式上提升了整体的荒诞性，故事重不在这场说不清的官司，而是这背后的生活逻辑，冯导说正是这结构启发了他对本片拍摄手法的考量。
影片最明显的是在国产电影中创新性使用了圆形画幅和方形画幅的交替使用。冯导说画幅的选择是受到加拿大导演泽维尔·多兰在25岁时拍摄并获得戛纳评审团大奖的影片《妈咪》的启发，《妈咪》主要使用1:1的画幅，当戏中人物在切合情感高潮之时用手扒开电影的屏幕，影片从而短暂的回到正常的宽屏时，这一让人惊叹的情景在戛纳首映现场获得了持久的掌声。对于华语影片，早在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中也有对不同画幅的设计，《山河故人》采用了三种不同的画幅比讲述三个故事：过去故事采用1.37:1画幅，当下故事采用1.85:1画幅，未来故事采用2.35:1画幅。
冯导说自己很想冒犯观众，于是使用圆形这一带有窥视感的视角表现李雪莲在小镇的告状历程，圆形构图脱胎于1:1的方形画幅比，只不过遮住了四个角，看起来很像望远镜，这也是影片在圆形构图时近景、特写镜头较少的原因。圆形构图有其拍摄的特殊性，摄影师需要重新找到构图的美感。本片摄影师罗攀的电影摄影代表作有《老炮儿》、《烈日灼心》，还凭借万马才旦导演的西藏题材影片《五彩神箭》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摄影奖。罗攀在《老炮儿》里使用的“熟悉场景陌生化”的摄影原则，在《我不是潘金莲》里通过画幅的设计又加大了这种陌生化。
本片圆形画幅整体的风格颇有古典绘画之美，冯导说他想要的是南宋文人画的感觉，于是在取景上选择以安徽古镇徽宅为主，婺源的小桥流水风光在本片里颇有诗意之美。因为圆形画幅的呈现效果是有黑色衬底，它在打光上就要求均匀和低反差的色调，否则就不具有圆形的美感，徽宅在色彩上的暗调就与此相吻合。在这种构图之下，宽屏的观影习惯难免让人对圆形构图有逼仄之感，这也正是李雪莲在小镇上的处境，当她克制住情绪说出“我憋得慌”时，以控诉之态质疑束缚她的牢笼，委曲求全不得，在长久的压抑后决定冲破无形的枷锁，影片也由此根据剧情的发展改变了画幅。
有趣的是，冯导又留了一手继续冒犯着观众，他没有直接换到宽屏画幅，而是在方形画幅中，讲述李雪莲进京告状的过程。一方一圆正如小说的两个序言，在两种画幅的交替使用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俗话在本片彻底被消解，李雪莲的规矩是法律无法解决的人情。在方方正正的构图下，讲究公正执法的官员并没有找到处理此事的圆满方案，正派之气的会议现场成了脱离于生活实际的庙堂之高，四处碰壁的李雪莲没有被社会接纳。告状成为了一个笑话，当李雪莲想开了不再执着时，影片回归了宽屏的现实处境。
电影的结局正如小说一样具有颠覆性，六分钟的篇幅点出了李雪莲告状的最大动因，是假离婚后李雪莲可以生二胎，然而丈夫背叛后孩子意外流产，她必须为自己和这一不为人知的生命讨一个说法。这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动机无疑增加了李雪莲坚持十年告状之路的说服力，当我们回过头来质疑这一农村妇女可以被解释为女权主义觉醒的执着时，结局的反转设置一方面增加了人物动机的现实原因，也消解了女权主义表达的力度。对生活的妥协正如带有腔调的圆形构图消失一样，当我们流连于方圆之间戏剧感时，最终还是被现实所说服，而现实的和解原因，还是来自一场意外的车祸。
三、克制的表演，外化的表达
女性人物李雪莲是影片的女主角，但却不是绝对的主角，真正的主角是由她串起来的28位男性角色。然而，女性人物和男性人物的表演方式上具有明显的区别，这体现的是这个故事一直强调的辩证思维。
李雪莲带有执拗的牛脾气，她一直在争取的是对自己身份的认可。范冰冰一向被视为气场女王，但在本片却没有霸气侧漏之感，她用一种克制冷静的方法，演绎了坚持起来让人害怕的农村妇女。圆形构图带来美感之时，拍摄大景别而拉远的镜头不可避免的没有过多展示范冰冰脸部的“演技”，虽没有过多关照人物的表情，但正是戏中人物浑身散发的执拗劲，才得以在十年间搅动一个省市的政治风云。拍摄方式与表演处理的取舍间，体现的是对角色处理的辩证思维。
另一个辩证思维是对男性角色表演的要求上，与饰演李雪莲的克制方法相比，男性角色就多了很多刻意的成分，带有戏剧色彩的放大各色人物的种种姿态，由此本片有了男性角色十分出彩的评价，堪称年度最佳群戏。当你看主演名单一头雾水后再来看本片，就会深深感慨冯导挑演员之厉害。
男性角色分为两拨：一方面，从小法官到县长、市长、省长、首长等人物，各级官员有着不同的说话方式、神情神态甚至是走路方式。比如大鹏饰演的人物，从影片开头的法官到最后升职为法院院长，他对待李雪莲的态度由最初的端着姿态到最后的极力讨好，这一小人物的明显变化就侧面说明着李雪莲多年来的一告成名。张嘉译饰演的市长是一本正经，走路方式刻意的外八背手与他以往的形象有了很大的反差，这就体现着本片对不同官员的演绎方式更多的是调侃而非写实处理。影片更为细节的是，从上到下，又会根据不同人的身份去设计典型性格进行放大，有说官腔的，有对上不对下怕事的，也有玩小聪明玩砸的。
另一方面，冯导在市井人物身上增加了许多幽默元素。影片有两个想要李雪莲的男人，刘桦饰演卖肉的老胡，他既憨厚搞笑地直接向李雪莲求爱，同时又思路清晰地算着这笔买卖划算不划算。郭涛饰演的赵大头则走含蓄派，影片有处精彩的圆形构图带来的镜头趣味性就是他与李雪莲这场半遮半掩的床戏，构图利用了留白的手法，房间内的赵大头霸王硬上弓，镜头内看不到赵大头如何扑倒李雪莲，展现的却是赵大头每次被李雪莲推出去（即镜头内）时都会少一件衣服，由此带来的戏剧感正是利用画幅叙事的结果。
而在影片结束时，范伟饰演的瓜农劝服李雪莲到隔壁果园上吊自杀的段落更是神来之笔。当我们为冯导设置的喜剧元素逗笑时，又会立马为掉入冯导设置的冷漠圈套打脸。明显的是，这处设计反思性多于现实性，用喜剧讲悲剧的创作圭臬在此表现的尤为精彩，李雪莲无力的一笑，也在此终结了串起众生相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