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当社会失衡之后

吴钩

光绪初年，刚从内忧外患中缓过一口气的清帝国，又碰上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荒灾。先是东南数省洪涝成灾，随后北方各省长年干旱，以致夏秋两季颗粒无收，大饥荒席卷半个中国，百姓流离失所，十室九空，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由于饥荒最为严重的年份是丁丑、戊寅年（即光绪三年至四年，公元1877—1878年），史称“丁戊奇荒”。

据统计，高达2亿人口在丁戊奇荒中沦为饥民，1000万人死于饥饿与疫病。当时前往山西赈灾的朝廷大员阎敬铭在奏报上说：“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者何止千人！”更惨不忍睹的，是晚清学者王锡纶记述的情景：“小孩弃于道，或父母亲提而掷之沟中者，死则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臠如宰猪羊者。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者。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悬饿死之人于富室之门，或竟割其首掷之内以索诈者。”今天，当我转述昔年的饥荒记录时，依然觉得触目惊心。

巧合的是，光绪的继承人宣统皇帝即位不久，也摊上了另一场荒灾。那是宣统元年（1909年）夏，湖南淫雨兼旬，山洪暴发，一时间，“庐宅荡析，人民漂溺，田畴刮削，丘墓掘发。其尤惨者，汪洋一片，尸肿遍浮，或至流人民户，积填壑中，甚或挂悬林间，漂搁岸上，然鱼鸟争食，哀不忍睹。幸而得保余生，或抱树杪，或蹲屋脊，然不为溺鬼，终不能不流为饿鬼”。

涝灾制造了数以几十万计的饥民，他们纷纷涌入省城长沙乞食。然而长沙粮库空虚，集市米价暴涨。湖南本是渔米之乡，自古有“湖南熟，天下足”之谚，从来米价都是维持在每石二三千文之间，即使在发生水患的光绪三十二年，每石米的价钱亦不过四千余文。而宣统二年，米价竟涨至七八千文一石，“实为百数年所未见”。长沙街头，灾民饥肠辘辘，嗷嗷待哺，“老弱者横卧于巷，风吹雨淋；冻饿以死者，每日数十人”；“妇女无处行乞，母子相抱而泣，或将三五岁小孩忍心抛弃，幼孩饿极，便取街道粪渣食之”。“人相食”的惨剧再次出现：“或杀同伴，或杀己孩，或易子相食”。

长沙城里的饥荒，最后引发了一次震惊朝野、中外的抢米风潮，湖南巡抚衙门、大清银行、官钱局、长沙税关以及多次粮店、新式学堂、洋行、教堂、外国领导事馆，都被失控的暴民捣毁或焚烧掉，这也是清末新政以来最大的一次民变。

三十年前的丁戊奇荒，不论是受灾人口的广度，还是灾荒持续时间的长度，都远远超过了宣统初年的湘省饥荒，但是，丁戊奇荒却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民变，虽然不少灾区也出现了“抢粮伤人之案”，甚至有游勇土匪“聚人数千”，不过属于局部性的轻度失序，总体的社会秩序并未失控，清政府的统治基础也未受到冲击。

为什么出现全国性大饥荒的光绪初年没有暴发大型民变，反而在局部受灾的宣统初年却发生了“长沙抢米风潮”呢？

我们可以从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机制，去寻找历史的前因后果。在传统中国，“官—绅—民”的三角关系构成了社会的框架结构，帝国也将它的社会控制机制建立在这个框架结构上，通过对“官—绅—民”关系的调节，维持社会秩序的平稳。当“官—绅—民”的关系达到均衡状态时，社会秩序保持稳定；反过来也可以说，“官—绅—民”关系失衡，则将导致原有的社会控制失效。所谓“民变”，无非就是社会失控的烈性反应。

为了使接下来的分析更形象一点，我用等边三角形来表示一个稳定社会的框架结构（见下图）。三条等边，可以看作是三条“力臂”——分别代表官对绅的有效控制力、官对民的有效控制力与绅对民的有效控制力。等边，并不是表示这三组控制力的矢量完成相等，而是象征它们之间的作用达成了均衡。如果三条“力臂”发生了改变（比如，官的控制力削弱了，或者绅的控制力增长了，或者民的离心倾向加强了），新的三角平衡又未能建立起来，这个等边三角形就会发生变形（见虚线图），我用它来表示一种失衡的、倾斜的社会结构。

大致来说，光绪初年的中国社会，还是一个稳定的等边三角形，而到了宣统年间，社会已经变成倾斜的、失衡的三角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