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干预接线员：我递给跳楼者一瓶安眠药

他很平静地说自己想要解脱。我告诉他：“我室友是化学系的，给你找瓶化学药物。你喝下去，还没感觉到痛苦，就死掉了。”

有种职业 第 7 个故事

一

夜晚是人情绪最脆弱的时间段。凌晨两点到四点，是自杀干预热线电话集中打来的时候。

如果说，前半夜的来电是来做最后的求助；那么，后半段拨打热线的人，多数对人生彻底失望，试图通过死亡获得解脱。

那天，我和拍档坐在自杀干预热线的值班室，凌晨两点钟左右还没人打来，我以为会是一个平静的夜晚，可快要睡着时，电话响了。

我轻轻“喂”了一声，那头沉默了一会，说话了：“你好……”对方说的普通话，一听是内地学生，我和拍档交换了眼色。内地学生来香港念书的，多是硕士或博士，在校外租房住。如果发生意外，我们可能没法及时救援。

“你是内地的学生吗？我也是内地来的。”我试图跟对方拉近距离。

“我的东西，都打包好了。”他声音哽咽。

哭说明对方还有情绪，还有救下来的可能。最可怕的，是那些语气平静到听不出任何情绪的人，他们可能已经理性地思考过死亡和身后事。

“你在家吗？我现在可以过去，一直陪着你。不要怕。”我们需要尽快对他进行定位。

“我住在劏房……”他大哭起来。

劏房位于香港相对贫困贫穷的街区，比如油尖旺。和我一样从内地来的同学，多是在这里，两人同租一间两平米的上下铺，人均一千块。

这里的住户人均居住面积不过两三平方米，大多没有窗户，卧室摆上一张单人床或上下铺之后，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一层楼四五户人家共用一套卫生间和厨房，住着很容易抑郁。

作者图 | Andy出事的地点

“我好绝望。”很快，他停止嚎啕，像受伤的猫一样，开始小声地呜咽，哭声克制又令人窒息。

“你在红磡吗？”我缩小范围，开始引导他的思路。

“ 嗯。”他条件反射般地回答。

“黄埔街？必嘉街？”我进一步试探。

“嗯。”

那就是二者之一了。我的搭档男同学在电脑上找到对应街区，指着其中一条街道给我看。

“机利士南路？”我问。

他没说话，看来是默认了。搭档立刻通知保安处准备，等我赶往事发地点确认后，他们再报警（如果是校内情况，保安处会直接出动；如果是校外，保安处只能帮忙拨打999）。

“我住在XX大厦，我到你那儿，用不了几秒钟。我的手机号是xxxxxx，我给你打过去。”其实劏房那边，我只知道这一个大厦，因为我有个同学住在那。按照来电显示，我用自己的手机拨给对方，接通后，他的第一句话是：

“我租的房子这个月到期。你过来也好，我不敢在屋里烧东西，怕万一着火。你来处置吧。”他声音平静，我知道不妙了。

我冲出值班室，往机利士南路的方向奔跑。路过一片殡葬区，路上堆着一排排棺材和一溜溜白花圈。我也顾不上害怕，在电话里稳住他：“我现在在机利士南路。你在天台吗？在哪幢大厦？我上去陪你。”

话筒里非常安静，只听得到我“呼哧呼哧”的吸气声。随后，他挂断了。我慌忙拨打999，又给搭档打电话告知情况。

二

在香港，所有大学都设置了学生发展处，只针对本校学生开放。主要提供心理健康咨询。

我很早就做了打算，毕业后当一名心理医疗师。在香港上大三那年，我去面试了学校里自杀热线接线员的工作，算是职业预演。

按照惯例，值班时间通常是夜晚六点到早上九点的任意三小时。值班室约十平米，正对着门两米远的地方，摆放着两对桌椅，桌上各摆着一台电脑，一部电话。两台电脑的屏幕，分别被学校的地图和香港地图占据着，以便随时定位。

作者图|值班室

通过拍档的定位指示，我赶到机利士南路去寻找那位自杀者，看见一辆警车停在一栋楼下，我飞奔过去：“你好，是有人要跳楼吗？”

警员愣住，指着旁边两个便装市民：“你们是一起的？”

两人夫妻模样，连连摇头：“有个内地来的大学生租我们房子。刚刚发信息说，水电煤气费用放在了他行李上面，他都打包好了，同学会来取行李。我觉得好奇怪，就报警了。警员说他可能有自杀倾向，我就过来看看。”女房东说。

在我们说话的间隙，警员们早已铺好救生垫，另一些警员开始上楼。

我跟房东核对了电话，是同一个人。我告诉警员自己就是那位同学，是赶来救他的。警员点点头，拿起对讲机跟同事说了什么，允许我进入现场。

劏房没有电梯，我跟随警员走楼道，霉味、公用厕所里排泄物的味道瞬间包围了我，手电筒的光亮路过角落，我看到几只肚子肥大的老鼠，迅速把视线挪开。

天台不大，只有拉起来的几条晾衣服的线。香港的大楼多是公共式天台，有人在上头种花、晾衣服、弹吉他，有流浪汉在上头居住，有人准备飞升。

三

男生站在边缘处，警员几乎贴在地面上前进，我浑身抖得厉害，不知道是害怕还是紧张，我哭出声来，行进中的警员停下，拍拍我的后背，“这里只有五楼，我们救生垫已经铺好了，他要是正常脚着地跳上去，顶多骨折。不用担心。”

男人背对我们站着。他个子不高，耸肩勾背，他垂着头，头发凌乱。我挪到他身后，安全区域的最前端。

他似乎感觉到有人在靠近。“以前觉得万劫不复，永世不得超生是最狠的诅咒。现在我觉得，永世不再为人才是解脱。”他很平静。

我脱口而出：“我室友是化学系的。给你找瓶化学药物。你喝下去，还没感觉到痛苦，就死掉了。”

他轻轻摇头：“都一样。”

其实，在危机干预时，对于抱有必死决心的人，通过阻拦造成的自杀未遂，会导致他们下次进行更决绝的自杀。我们有时会允许他们在可控范围内进行尝试，比如不阻止自杀者在五层楼内、有救生垫和救护车的情况下跳下，在能及时抢救的情况下，服下安眠药（正常包装、但里面是替换了的、低浓度的安眠药）。

对他们来说，生硬地劝阻，是不理解他们的痛苦。而允许他们尝试，是尊重对方选择的同时，也守好自己的职责。

警员悄悄递给我一瓶药，瓶子上写着：安眠药。我问他：“我这有一瓶安眠药。你吃吗？”他似乎动摇了，慢慢后退了两步，转过身，在原地，木木地盯着我手中的药瓶。

我索性直接拧开药瓶。他本能地走过来，一把抓过药瓶对准嘴巴，后面的警员递上一瓶水。我上前，按照教程紧紧抱住他，说着：“没事，没事”。

不知是药物还是拥抱起了作用，他平静了一些，瘫坐在地上。警员们将男生连扶带抱地带下楼，送上救护车。

现场医生对他进行救治时，我听到房东夫妇向警员道谢：“哎，可算没事了，谢谢你们啦。不然啊，我这房子就变凶宅了。没人会住的啦。不过被他这么一搞啊，街坊邻居肯定也知道了，我这房子也也不好租了。”

我后背一阵发凉。

四

夜晚四点，我上了救护车，给值班的搭档发了短信，告诉他我救下了那个男孩。男生被推进急救室后，警员告诉我，瓶里装的是镇静药物，他吃下后会暂时安静，并让我赶快通知学校。

天亮时分，学校的老师赶到了。因为昨晚是我一直在陪他，老师决定让我先跟进。我了解到他的英文名叫Andy，是学校理工科一年制的研究生。五月份结业考试，七月份毕业。他的成绩不算好，初步认为他是因找工作不顺利而自杀。

作者图|香港救护车

医院在病床前四周拉上帘子，算是隔开的个人空间。在这里，谈论隐私没有安全感。我向医生咨询后，带Andy出院。我们坐着老师的车，来到学生宿舍楼。老师已经准备好了专门的房间。

在安静明亮的独立宿舍里，他躺在床上，放松下来，似乎有了倾诉的欲望。我打开录音笔。我们会对来电者的所有信息进行记录、存档，将资料编号存入资料室，以便追踪他们后续的情况。

“五月份考完试，我一直在找工作。可能因为成绩太差，一直没找到。房子到期了，我也没钱交房租。”

Andy告诉我们，小学时，他父母都下岗了，父亲开始酗酒。冬天喝醉了倒在路边，要不是被路人救下，或母亲出去寻他，可能早就死在路边。父亲还变得暴力，平时稍有不顺心，就对妻儿又打又骂。

后来，Andy的阿婆（奶奶）生了大病。家里把房子卖了，钱依旧不够用。“爸爸当时整个人都废了，连阿婆也不管。阿公身体还能支持，他跟我妈商量，让我妈去香港打工，他在家照顾阿婆。”最后，一家人托一位偷渡到香港的远房亲戚，设法帮母亲偷渡过去。

他双手抓住头发，死死拉扯着，脸色变得痛苦。我抱住他。情绪宣泄出来，就好了。

“我妈开始往家里寄钱，寄钱的时候给我写几张信，信里说自己在做保洁，做保姆，做服务员。要我好好学习，照顾公婆（爷爷奶奶）。她偷渡来的，也没法回家。”他抱住头。

Andy听母亲的话，学习刻苦，成绩也挺好。可是母亲长年不回家，邻居们难免会说些闲言碎语。高二那年，阿婆的病好了。老人想让儿媳回家，Andy母亲说要先攒够儿子上学的钱。后来，Andy父亲收到钱后，就去赌博。还告诉Andy：你妈妈在香港做婊子。Andy苦笑着说：“赌博跟吸毒一样，最后都得家破人亡。”

他自然不信父亲的话，上大学后开始打零工存钱，那时候去香港，办好通行证，到口岸买个签注就行。十几年后，Andy在香港见到母亲。母亲化好了妆，但遮不住脸上的伤痕。

五

Andy那时才知道，母亲这十几年来在香港的生活。初来时无处可去，她只得出卖身体给那位远房亲戚。后来，为了快点挣钱救婆婆，做起了皮肉生意。亲戚抽到七成佣金，作为他母亲的房费、保护费、生活费等。等她广东话说利索了，对香港也算熟悉，亲戚给他母亲找了份保姆的差。Andy母亲白天去做钟点工，晚上回来接客。

她一直希望能住在雇主家，这样就能逃脱亲戚的魔爪。一年后，Andy母亲和一位雇主同居了，她睡在床边不到五十公分的空地上，要照单全收男人随时的欲望，还要帮忙料理家务。虽然算是在香港落了脚，但依旧没有身份，身体也日渐亏空。

婆婆病好后，丈夫又开始赌博，威胁她如果回家，就让儿子辍学打工赚钱。Andy母亲忍耐着，心想等Andy上了大学就好了。她一边攒钱，一边往家里寄钱。雇主却认为脚边的女人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想把Andy母亲的钱全部占为己有，还开始家暴她。

作者图|Andy母亲居住在旺角

“地球就是个地狱，这里只有魔鬼。我当时想把他们都杀了，可我发现，杀不过来……”Andy重复着这几句话。

讲述完这十几年的遭遇，Andy母亲把偷藏起来的钱给了儿子，告诉他自己不日会偷渡回去。Andy惴惴不安地回去，却等来了母亲坠楼身亡的消息。

偷渡回去并不容易，她需要借助别人。她去央求那个亲戚。亲戚也同意了，不过要求她用身体做交换。好巧不巧（Andy怀疑是雇主或是认识的人报的警），警察赶来了。Andy母亲在羞愤和恐惧中，也许是一个不小心，从窗户跌落了下去……

母亲在香港的困境在Andy身上留下了心结。大学毕业后，他一边工作存钱一边申请来香港读书。他立志要在这里像人一样体面的活下去。他的粤语不流利，成绩也不好，和西装革履的同龄人比起来，他穿着土气，样貌颓唐，三个多月来，一份工都没找到。他不想离开香港，为了母亲，他也要征服这里。

六

他靠着我的肩膀，我轻轻拍着他的背，告诉他熟识的学长学姐找工作也不是一蹴而就。我主动去就业网站帮他海投简历，又拜托朋友，让他先赊着租金，在家里打个地铺。

之后，我和Andy一直保持着联系。新学期开学后，他告诉我，自己收到了第一份面试邀请，在工地工作，工资不高，但他已经很满意了。

上班之后，他似乎慢慢回归了正轨。而我继续在接线室里，通过一根电话线努力接住那些悬崖边的生命。在学校做自杀干预那一年，这是我唯一一次出外勤。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通过电话进行干预。我大概接到了200个电话，打来的人大多是深度抑郁，且认真思考过自杀。

每次通话即将结束，我们都会告诉对方：想要倾诉时，随时打来，我们一直在。有些人会反复来电。自杀干预是即时性的，我和对方都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危险的念头会再侵袭他们。但只要电话打来，我就要用力将他从悬崖边上拽回来。

有一天，值班室的另一位同学告诉我，白天一位来做心理咨询的同学告诉他：“我昨晚站在天台上，一个住在上面的流浪汉对我说：‘你（要跳）去旁边屋顶吧。’”

我回想自己的高中生时代，我是班上的“差生”，一直活在老师的“你脑子不正常”的质疑中，同学们也会刻意疏远我。上大学时我选了心理学专业，就是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他们所说的“正常人”。

那时，从没有同学替我说过一句话，就像曾经的我一样。初一时，班主任在课堂上说，不要跟班上成绩最差的女孩讲话。我们听话照做，孤立她。

课间我们去天台吹风，那女孩经常独自站在边缘，掉眼泪。传言说她自杀了好几回。初二时，她退学了。快毕业我才知道，学校不许“差生”参加中考，怕拉低升学率。

时隔很久，我在夜里突然梦见初一时的那个女孩，她像记忆里一样，站在天台上哭泣。我问过一些同学，他们已经不记得她了。但我却忘不了自己作为旁观者的冷漠。

再后来，我大学毕业，离开了接线室。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的看向楼顶的天际线。生活中和别人讲话，我都尽量小声，多倾听，碰到有人情绪萎靡，也会上前聊聊天。

我意识到因为抑郁而自杀的人越来越多，似乎每一个孤零零的身影，都可能是潜在的自杀者。如果上前给予一些温暖，或许可以挽回一条性命。

作者唐木雨，研究员

编辑 | 崔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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