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初识温铁军

作者：荣大一姐 & 老编辑

5年前杜润生去世，一千多人参加了葬礼，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老了。

曾经以花白头发为标志特征的张维迎，在人群中不再显眼。80年代张维迎是莫干山会议最年轻的学者，那头挺拔头发是他性格刚烈的表征。这几年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杜润生去世前几年，他对人吐槽：我算什么主流经济学家，政府都不待见我。

另一个北大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如杜润生家人一样在葬礼现场手捧着遗像。早几年有人讥讽周其仁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一向言语谦和温厚的周其仁公开反驳：我不相信这辈子还有比杜润生徒子徒孙更高傲的称号。周其仁当年的研究领域是农村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葬礼前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税务》杂志社长张木生在葬礼现场总结：杜润生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现在仍专注农村问题研究的温铁军说：杜润生带领的农研室和其他政府部门最大的不同，是完全没有本部门利益。当时温铁军在农研室，外面的人以为他们是正部级单位待遇好，但实际上他上街甚至没有钱吃自己想吃的东西，还曾经想过给人做家教挣点外快。

“工作人员穷成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当然会有利于穷人”。

二十年来，温铁军在年轻人中至少流行了三次。

世纪之交的时候，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十字路口，仍然拥有九亿农民的中国小农经济非常焦虑。在李昌平那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没钱”背后，中国农民面临着失去土地，计划生育和农业税征收提留的三杀局面。

当时“三农问题专家”的头衔还不像今天这样滥竽充数，出身九号院，在基层跑了十多年，有美国留学经历，又和联合国、世行有多次合作的温铁军就浮现了。而且高校扩招之初，从县一中考上大学的农村娃比例仍然相当高，对个人出身和国家命运的忠诚，让他们把目光落在了温铁军身上。

2000年，温铁军以《“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获得首届长江读书奖优秀论文一等奖，这是温铁军第一次以“用脚做调查”的农民代言人形象在公众舆论中出现，2003年他获得央视年度经济人物，算是官方盖戳认证。

中国经济在“入世”之后高歌猛进，城市化提速，取消农业税，进城打工部分改善了农民的处境，三农的焦虑逐渐消退了。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了。我至今还记得那年3月份温铁军在华中科技大学西五楼的演讲一座难求，那时候萦绕在末代80后脑海里的，是外贸投资内需三驾马车如果在危机冲击之下瘫痪了两个怎么办？当时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比今天高很多，四万亿靴子还没有落地。温铁军的八次大危机理论，像是让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开始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之外寻找经世济民的答案。

到了今年，温铁军好像又流行了起来，B站上他的演讲集有几百个，豆瓣有专门的温铁军讨论区，社交媒体上他被新青年们称为“温大佬“。在经济学家们或归队，或淡出，国家治理模式和宏观经济的讨论已经干涸的时候，温铁军似乎成了年轻人唯一的选择。

但是这一次，年轻人已经不焦虑了。他们感兴趣的是，温铁军长期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和金融系统的解构，在美元交易体系外可能另起炉灶的观点，这些观点似乎可以用来佐证，美国霸权摇摇欲坠，如果能在金融霸权上松松土，就可以把老牌帝国主义从宝座上一脚踹下去。

纵观温铁军的三次流行，无论是三农问题，危机理论，还是结构美国的金融霸权，都不是他观点中最坚硬的部分，甚至不是他的重点。他最坚硬的部分，还是杜润生当年留给他的那句话，什么时候我们的研究进入正轨了，就是可以挂出农会的牌子，把农民组织起来了。

但是温铁军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实验，“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共进行了三年零七个月时间，终止于2010年。

一名社会学家，一名经济学家，和大部分人文学科的学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理论可以运用于实践。一旦不能运用于实践，大部分的讨论就只能流于意识形态化。

温铁军是特别排斥意识形态化的。

他和萨米尔阿明对谈，讲中国农村被城市剥削，有两个时期得到缓解，一个是50年代头五年，一个是80年代头五年，其他时间都在加重。法国老左就想诱导他说，温铁军下乡插队的那个时期也缓解了，温铁军说“看不出来”。

许知远来采访他，反复暗示，市场化和自由化让中国农民获得了某种解放，温铁军很不客气驳斥了好几次。他的研究结果，市场化可能反而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

面对事实，拒绝意识形态化，是温铁军至今还能活跃的原因。但是用杜老的那句话衡量他的工作，可以说是没有进展，甚至有倒退。他预想的50-80-10中国农村三十年一个大变局的模型，最后一步迟迟不能到来。

他的学术观点，总是不如他的演讲更打动人。他的演讲，充满了一个学者的坚持，“我的研究，不是我们那种一般的研究，就是论证领导决策和理性的研究”，也充满了对农民的人道主义关怀，他一直坚持三农问题首先是农民。

但是他的成本转嫁理论，常常被用来歌颂农民牺牲的同时合理化了这种牺牲。他的危机理论，把农村当作经济危机的缓冲带，当作城市发展的海绵，可是又有哪个农民愿意去当这个缓冲带，去做这个海绵。他提出的人民币锚定土地和碳交易，摆脱对美元交易体系的依赖，可是土地的流转，至今仍然是很大的禁忌。

1951年出生的温铁军，今年已经70岁了。今年山东合村并居，他再一次发声了，痛斥了半天地方政府，最后以一句“大家不要像我这么消极，要笑着面对一切困难”结束。

杜润生的葬礼上有一个环节，曾经在农研室工作过的人围成一圈向杜润生鞠躬敬礼。

30多年前，这批人都是中国农村改革最热情洋溢的参与者，杜润生是他们的旗手兼保护者。30年后这些人中还专注农村改革的已寥寥无几。

农研室80年代初赫赫有名的改革四君子，除了一人身居副主席高位，其他三个中翁永曦和黄江南去做了企业家，朱嘉明自90年代就跑到国外游学经商，与中国农村改革更是难有交集。

站在今天的历史背景向前看，80年代初期那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和青年学者受到的前所未有的礼遇，更像是历史的意外。

曾经经历过农研室辉煌时光的一个学者，翻遍80年代改革的历史文献后，得出一个悲哀的结论：九号院之上还有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告诉九号院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