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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女生状告铁老大”这类风波如何破解？

浙大学生陈绘衣因实名制车票丢失被要求补票一事起诉昆明铁路局。对此，昆明铁路客票所回应称，此前出现过恶意逃票乘车现象；铁路部门推出丢失车票挂失补办措施，旅客先补票乘车，核实后到站再退回补票款。（事件详情点击追问｜火车票遗失被要求补全票合理吗？不是已经实名制了吗？来源央广网）

铁路部门所指“恶意逃票”就是下图这种情况↓↓↓

（点击查看大图图片来自CFP ）

“女生状告铁老大”这类风波如何破解？

浙江大学女生陈绘衣因丢票后被要求“二次购票”，将昆明铁路局告上法庭。从舆论场看，大多数公众的声音站在陈绘衣这一边。从媒体报道看，也多是在从情和理的角度，讨论铁路现行车票管理制度的利弊与存废。

其实，判断是非也好，解决问题也好，都不能只凭舆论场上一时的声音大小、分贝高低。要破解火车票实名制时代屡屡发生的类似风波，全社会不妨更多地拿出法治思维，用法治方式来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二次购票”司法实践相当曲折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已受理陈绘衣诉昆明铁路局一案，并将于11月4日开庭审理。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次审理。换句话说，既然当事双方即将“对薄公堂”，那么关心此事的各界，无论您是站在陈绘衣一边，还是站在铁路局一边，届时都不妨先把情和理都放一放，秉持对司法的基本尊重，静待法官用法言法语来定夺。

之前的司法实践轨迹，耐人寻味。因为这并非“二次购票”风波引发的第一次“对薄公堂”。长沙旅客何奎去年在乘坐武广高铁时，不慎在车上把车票弄丢了，出站时几经交涉，仍不得不重新全额补票。之后，何奎将广铁集团告上法庭。2014年10月，长沙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判决，何奎胜诉。

“乘客告赢了铁老大”，舆论场上当时一片欢呼。时至今日，很多报道陈绘衣“二次购票”风波的新闻媒体，仍然在引用去年10月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判何奎胜诉的事例。然而，被普遍忽略的是，广铁集团随后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3月，该案二审判决，认为“原审法院虽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撤销了长沙铁路运输法院的判决。判决结果发生了逆转。

另一风波也同时发生。去年12月底，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递交消费维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状，请求法院判令上海铁路局停止强行要求乘客“二次购票”行为。随后中消协也发出声音，支持浙江消保委的做法。而一个多月后，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对浙江消保委诉上海铁路局一案裁定：不予受理。

进步要靠改革与法治“双轮驱动”

看清了围绕“二次购票”风波的司法实践轨迹，才能把眼前陈绘衣案的涵义和前景看清楚。

首先，无论有多大争议，当事各方都应用好法律武器，并尊重司法判决。现在，中国老百姓的法治意识增强了，越来越习惯到法庭上解决问题。这是进步。但有些人的头脑里还有另一个逻辑，就是如果法院判我赢，我就认为判决公正；如果让我不满意，我就认为判决不公。于是才会经常出现有人因不满判决，或转而用违法方式“伸冤”，或直接伤害法官，或用极端方式报复社会。

一张火车票引发的风波，看上去不至于引发过于极端的行为。然而这类车票争端又涉及太多人的同样体验，社会关注度极高。从之前的司法实践看，此次陈绘衣诉昆明铁路局案，陈绘衣胜诉败诉可能皆有，即便一审胜诉，后面还可能有变数。各界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尊重司法程序和司法判决结果，应是无需商量的选项。

其次，国内司法界应注意到之前判决与公众期望之间的距离。司法工作不能受舆论左右，这是司法工作者应恪守的准则。然而，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实践本身，又有着不断进步的内在要求。如果在某一类案件的司法实践上，法院不予受理的态度或法院最终的判决，屡屡与社会大多数公众意愿相悖，那么司法界需要高度重视，并在法律框架内寻找可能的问题所在。

比如，在长沙何奎一案中，不容忽视的细节是：一审由乘客所在地长沙的法院受理，乘客赢了；二审由铁路方面所在地的法院受理，铁路赢了。一些公众很可能就此产生疑问：法院判案，有没有地方保护主义？大多数公众是法律的外行，但他们有权利发出这样的疑问。司法界唯有不断用经得起挑剔的司法实践来回答。

第三，铁路改革不能停步，铁路人要让思维方式、管理方式跟列车一起向前。虽然当事双方选择“对簿公堂”，但铁路管理者不能“一推六二五”，忘记了自己的改革职责。

中国铁路刚刚经历了一次管理体制的重大转变，高铁这几年的迅猛发展也让中国铁路在老百姓心目中加了分。但是，铁路运输的管理方式，还有很多跟不上日益提高的乘客出行需求之处。虽然这些工作方式都有相关规章制度做依据，但铁路人有责任反思：仍在执行的各种规章制度中，哪些已经跟不上时代要求了，哪些需要抓紧修订完善了，哪些地方需要纳入技术进步要素了，哪些地方要更多考虑乘客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