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曾抛给崇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为什么不愿意接受？
于明朝的亡国之祸，历代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明朝吏治腐败，积弊太深的原因。清代的学者孟森认为明朝表面上亡于崇祯之手，实则亡于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而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甚至对这一说法做出了十分精确的时间判定，他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明确指出，明朝之亡始于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从这一年开始，万历皇帝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的罢工。他不上朝，不见大臣，面对违法乱纪的官员表现出淡漠的态度，不加管理。官职缺漏，他也不重新选拔官员补缺，以至于明朝后期的官僚系统几乎处于停摆的状态，使这个本就效率低能的政府陷入了不可挽回的瘫痪。
关于明朝末年面临的问题，有人曾做出了生动的比喻：治国就像治病，《黄帝内经》有云，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历代帝王皆重御世之术，轻经世之道。大明朝积弊已久，就像一个垂垂老矣行将就木的病人，非一味猛药可以医治。这番言论振聋发聩，不得不令人深思。
但是有一个问题却是不得不去面对的，那就是，崇祯是一个确确实实的亡国之君。大明朝从他手里接过来时，也确实是个烂摊子。但是他毕竟统治了17年，这17年里他又做了多少弥补积弊的事情呢？对于前朝的几位君主，崇祯可谓宵衣旰食，朝惕夕乾，算是一个勤政的皇帝。但勤政归勤政。我们审视历史的发展，绝对不能被这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重审大明亡国前夕的那段时间，不难发现崇祯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有着不可推卸的陷国家与绝境的责任。
1、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却对议和之事犹豫不决
就事论事，就在1644年3月帝国灭亡的前夕，上帝曾数次抛给崇祯救命的绳索，但崇祯却一根都没有抓住。1644年刚刚过完年，李自成的农民军从陕西西安浩浩荡荡杀奔北京城后，一路上势如破竹，先后攻克太原，大同，宣抚等重镇，于3月18日直逼北京城下，对北京城实行了合围。而在这之前，崇祯本来有机会可以南迁的，但是他主动放弃了，选择坐困孤城。此时此刻北京城被围得铁桶一般，崇祯就算是插上了翅膀，也飞不出去了。
然而就在此时，坐拥数十万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他派投降农民军的宣府禁军监军兼尚膳监掌印的大太监杜勋缒入北京城中，面见崇祯，递交一份降书。明末历史学家计六奇记载到：“贼攻平则门，喻时止。遣叛监杜之秩缒城入见当轴，议割西北一带。并犒军银百万两，皆咋舌相视，亦不敢闻于上。”当时降将杜勋在李自成的威胁下，用弓箭向城上射去一份书信。守城军士禀告后，崇祯的心腹太监王承恩把杜勋一人缒入城中，带入紫禁城面见崇祯。杜勋向崇祯提到李闯王议和的条件，称：“自成兵马强劲，愿归明为朝廷内遏群寇，外御强清，请上割西北陕西全境，划地而治，但不奉诏、不朝觐。并求犒赏义军百万饷银。若当如此，立即撤军，绝不停留。”
这无疑是上帝在明帝国生死存亡之际，抛给崇祯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崇祯无论多么地想去抓住它，也终究是虚幻了。他的致命性格，最后一次把他推到了灭亡的边缘。
据《明史》记载：“上召入，勋言李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上语魏藻德曰： “今事已急，卿可决之。”......藻德终无语。上谓勋曰： “朕即定计，有旨约封。”大怒藻德，推御坐仆地，入宫。”此时的崇祯，在深知北京城危在旦夕的情况下，仍然逃不掉他死要面子的性格的牵绊，想法设法要把这个割地议和的罪名推诿给内阁首辅魏藻德。他对魏藻德说如今失态紧急，让他一句话决定是议和投降还是死战到底。朱家王朝都快灭亡了，身为帝国的领导人竟然把这种决策权交给臣子，让臣子来替自己承担骂名。而魏藻德最终一言不发，议和之事无人决断，最终破产。崇祯失去了最后一次扭转局面的机会。他悲痛欲绝，大呼道：“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人人可杀。”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崇祯为何宁肯放弃议和亡国灭种也不肯自己来承担这一切呢？他和臣子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就那么水火不容呢？
2、崇祯帝的性格，决定了他注定悲剧的一生
《明史》载崇祯帝：“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幼年丧母的他，是在宫廷的血腥与阴谋，杀戮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对他日后的性格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他用人必疑，谁都不愿意相信。他一心想做中兴之主，却缺乏雄主的伟大胸襟与气魄。他不敢承担责任，在处理诸如议和割地等此类有损名声的重大国事时，他的一贯做法，是把大臣推到幕前去，拿别人当枪使。如果事情办成，于自己的最高统治利益和名节无损，他便把功劳归于自己，自我陶醉在“天聪圣明、沉机独断”的英明中；如果事情办坏，或事先泄露了风声，引起舆论哗然，他便拿受其命办事的大臣当挡箭牌，承担恶名，甚至不惜杀人灭口，以掩盖自己的罪责。最有说服力的一件事，就是崇祯15年兵部尚书陈新甲的议和一案。
崇祯15年的松锦之战，明军大败，五省总督洪承畴被俘虏。三月，松山、锦州相继失守，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此战以后，明朝倾尽国力打造的九边精锐损失殆尽，山海关外，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关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而此时的西北腹地还有数不清的农民军，大明朝可谓腹背受敌，两线作战，面临崩溃的境地。此时的崇祯，开始密谋与满清议和。
大明开国以来从无议和的先例。如果议和由皇帝发起，那将是莫大的耻辱。迫不得已，崇祯把议和一事当做机密事件，交给了兵部尚书陈新甲全权负责。陈新甲带着崇祯议和的密函前往山海关，却无意中被发现，被边关驻地的官员当成普通的军事情报《塘报》来传抄。结果事起泄露，内外官员都看到了这份议和密函的内容，群臣哗然，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说他名为议和，实则投敌叛国。陈新甲有口难辨，于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被下狱，他在狱中上书乞宥，申诉自己的冤枉与苦楚，却被崇祯驳回。崇祯心知肚明，议和是他让陈新甲去干的，但是他不敢承认。如果承认了，那么这“叛国”的恶名，就要自己来承担了。九月二十二日，崇祯以陈新甲“私款辱国”的罪名，将他斩首。
陈新甲死后，崇祯身边的大臣算是彻彻底底看穿了这个皇帝的本质，看穿了他的薄恩寡义。从此以后，没有人在敢提议和之事，也很少有人肯忠心为崇祯办事了。大家都秉着一个原则，办事不求实际效果，只求稳当，让人抓不到罪名，明哲保身。如此一来，无人肯办事实，纵然挽救国家危亡的举措很多，也无人敢提及。
如此一来，李自成大军压境之时，魏藻德面对崇祯询问的和还是不和，魏藻德不置一言，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魏藻德明白，自己无论怎么回答都不会有太好的下场。如果回答议和，那就背负着割地求和的骂名，会遭到世人的唾弃。如果失败了，就是和陈新甲一样的下场。如果回答不和，那就必然要违背崇祯的意愿。面对国家的存亡之秋，一个皇帝的性格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历史走向，不得不说，这是崇祯个人的悲剧，更是大明王朝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