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说——旧时光里的老天津穿衣风尚

说起老天津人的穿衣风格，著名服饰专家何志华先生提到了颇具天津特色的两个词——“红帮裁缝”和“二大棉袄”。在他的详细讲解下，这两个词将近代天津中西交融、贫富相差甚大的穿衣特色体现得淋漓尽致。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特别是流经天津的运河贯通了南北，形成了天津独特的漕运文化。同时，天津又有大片租界，较早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虽然它与北京相距不远，但穿衣习惯却与官气浓厚的北京截然不同。”何志华说，天津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穿衣特色。

据何志华介绍，历朝历代对于穿衣是有“定制”的，如清朝入关后规定“剃发易服”。北京人的着装以满族服饰为主，但从现存的清代天津的很多老照片分析，天津依然保持着以汉族穿戴为主的特点，特别是女人，上面穿袄、下面穿裙，且在脑后盘头，不同于满族女人把头发盘在头顶上，“北京的很多女人已经不缠足了，但天津的女人绝大多数还是‘三寸金莲’。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天津还有不少小脚老太太。”何志华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津人固执地坚守着旧的穿衣传统。

民国时期对于穿衣亦有定制，如规定男人的礼服为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女人的礼服为喇叭袖袄加黑裙子。何志华说，“五四”运动时期的女学生着装，是严格按照定制的。此外，政府还规定了晚礼服等的制式。

然而，天津人并未严格依照这一规定穿衣，在何志华出示的老照片中，记者发现，男人在正式场合的确多穿长袍，但有时配的不是马褂，而是西式的马甲，头上戴的也不是瓜皮帽，而是西式礼帽，甚至，长袍马褂内着西服裤，脚上穿皮鞋，也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除了这种混搭风格之外，在洋行等企业“混洋事儿”的人已经是西服革履，穿着背带裤，戴着巴拿马草帽，一张嘴还能蹦出几句外国话，但在老城里，老天津人依然穿着传统的长袍马褂。

女人也穿起了腰身收紧、袖口缩小，尽显女性线条之美的旗袍——这种服装是在满族妇女旗袍的基础上，吸收了欧美服装特点改造而成的。领口的高低或者有无、开衩的长短、袖子的长短，都曾经随着西式服装的变化而变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方的衣着在整体上不如南方沿海地区时髦，但作为当时的金融和商业大都市，天津在北方服装领域算得上“引领潮流”。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天津利顺德举办了一场“万国服装博览会”，日、德、英、美等国的服装在此争奇斗艳，能容纳千余人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叫好之声不绝于耳，然而，仍旧有不少人因座位有限不能入场，一遍又一遍地呼吁“再来一次”，当时的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一盛况。

天津商业发达，富商大贾很多，他们的衣服按照季节分为棉、皮、夹、单等类别，布料也以讲究的绸缎为主，所以天津不仅本地绸缎庄多，外地绸缎庄也纷纷来此开设分号。这些店的货物仓储基地基本都在老家，需要用船将绸布等运到三岔河口的估衣街。于是，当年可以看到众多悬挂着各个绸缎庄广告标语的大船沿着运河浩浩前行，蔚为壮观。

何志华说，在中西交融的背景下，一些绸缎庄开展了多种经营。他收藏了一个天津元隆绸缎庄的包装盒，上面有“中西服装”的字样。然而，绸缎庄毕竟是以制作传统服装为主，做西服并不是他们的强项。在当时，做西服得去小白楼，“小白楼有很多来自宁波的裁缝师傅，他们专门学习过如何做西服。在天津，这些人被称作‘红帮裁缝’。前些年，宁波服装博物馆到天津探访‘红帮裁缝’的足迹，曾经找过我，并在天津市档案馆查到了不少关于‘红帮裁缝’的记载。”何志华说，天津对于“红帮裁缝”的记载之多，让人惊叹。

“红帮裁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这个名号和以下这些名词联系在一起：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家西服店、第一部西服工艺职业技术教育专著、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据说，当时天津四分之一的西服店是“红帮裁缝”开的，小白楼一度成为“红帮”的代名词。关于“红帮裁缝”这一称呼的来历，有一种说法是，宁波是我国较早与国外通商的口岸城市之一，当地不少裁缝曾经为西洋人制作过服装。西洋人在旧时也被称为“红毛人”，“红帮裁缝”一词由此而来。

就像中西杂糅的服装样式让人惊讶一样，与专为讲究人做西服的“红帮裁缝”相对应的，有一个词叫“缝穷”，“天津虽然商业发达，但穷人也很多。有的人甚至只有一套衣服，破了都买不起新的。于是，‘缝穷’应运而生。从事这一行业的大多是没有职业、家庭生活困难的妇女，她们带着针线，在棚户区等穷人集中的地方帮人缝补破的衣服。一次只挣几分钱，一天不过两三毛。穿着破衣服来缝补的人，有的衣服上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了，缝补时甚至连衣服都不脱下来，就那样草草修补几下。”何志华说，在富人们穿着绫罗绸缎、裘皮大衣追求衣服的款式和带来的风韵时，穷人们唯一的要求就是“穿暖”。

那么，天津的普通人穿衣有什么特色？据何志华说，天津处于底层的百姓，因为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即使经济条件允许，平日里也不可能穿长袍，因为不便于劳动，所以其穿戴以裤、褂为主，材料以粗布为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短打扮”，“冬天时，很多人只穿一件棉袄，外面连褂子都不穿。天津老人儿管这种装扮叫穿着‘二大棉袄’。这棉袄很厚，特别御寒，下面则穿着大裤裆的棉裤，扎着脚带子。”何志华说，传统服饰中没有甩腿裤，必须要扎脚带子，所以即使是街上的乞丐、逃难的灾民，也会扎脚带子。

曾经，火车站的货场旁、码头上，到处都有那些穿着“二大棉袄”的劳动人民的身影。这边厢一卸货，那边厢几乎同样打扮的人群乌泱泱冲过去，扛着一两百斤的麻袋仍旧面不改色，喜笑颜开地盘算着一天的收益。只要有力气、肯吃苦，在天津就不愁没有活路。

天津还有一类人也是短打扮，即商号里的学徒，天津人称之为“学买卖的”，又因为他们长期站在柜台后面，腿部被柜台挡着，又被称为“穿木裙子的”。整个学徒期间，他们都被要求不能穿长袍。如果哪天看到哪个小伙计穿上了长袍，那就得恭喜他——终于出师了。

何志华特别提出，与其他地方相比，天津人更爱穿红色，甚至有一段时间，如果儿媳妇穿着素衣，婆婆是不高兴的，因为这种装扮被看做是对婆婆不利。有人说这和妈祖文化的影响有关，也有人说人们对红色的崇尚源于义和团一个名为“红灯照”的抗击洋人的组织。何志华觉得，这和天津人火爆的性格和对喜庆、红火生活的企盼相关。

（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