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谈蒋介石在禁书时犯的大错误，一语中的

有这样一部历史名著，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之大。毛泽东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营养”，灵活运用于革命理论与实践活动，终使“星星之火”得以“燎原”；蒋介石忽视了这部小说的社会影响力，忽视了其蕴藏在民众中巨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从而导致其“剿匪”越剿越多，最终黯然告别大陆。

这部历史小说，就是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毛泽东一生都喜欢阅读《水浒传》，即使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也从未间断。他与《水浒传》几乎须臾不离：在江西苏区受到排斥、退隐读书时的书单上有《水浒传》；在长征和转战陕北的多次战略转移中，经过再三精简的行装中仍然保留着一套《水浒传》；在延安整风中，《水浒传》是他圈定的阅读书目……他在写文章和讲话以及日常谈话中常常引用《水浒传》中通俗易懂的故事，以之鼓舞与教育广大指战员们。

“八七”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理说须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但他谢绝了这样的安排。他说，我不愿意去住高楼大厦，我愿意上山下湖，去交绿林朋友。可见其受《水浒传》中啸聚山林、纵横江湖的绿林好汉的影响之深。

1939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时称：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是“没法子，被逼上梁山”。毛泽东在谈到梁山第一任领导王伦时说，“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谈到战争的胜利，关键在于明了情况，方法对头时，毛泽东在又举了《水浒传》的例子。他说：“《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藏在敌人营垒里的伏兵，第三次就打了胜仗。”由此导出了侦察敌情、分化瓦解敌人等战术思想。可见，毛泽东从《水浒传》中吸取了不少军事辩证法思想。他还说：“《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打三次？我看宋江这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得学宋江，要谨慎。”

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红军游击队里有些干部不注意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往往离开实际情况去估量政治形势，指导工作，因而出现了许多问题和错误。毛泽东批评这种人是“李逵式的官长”：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2页）《水浒传》中的李逵朴实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头脑简单行事鲁莽。毛泽东将红军中“懵懵懂懂”处事的干部比做“李逵式的官长”，是批评他们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同时也肯定了这些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因而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以林冲打翻洪教头为例，说明战略退却的必要性：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部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3页)“两个拳师放对”，在战场上属于单兵动作，是士兵个体的战斗行为，可是毛泽东却从中发现了战略退却的大问题。用《水浒传》的小故事来说明大道理，显得生动、具体，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战士也一听就懂。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毛泽东将反动派比做吃人的野兽。他告诫人们，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

上世纪60年代，正是亚非拉许多国家的民族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不少国家和政党的领导人来中国“取经”，他们除了向毛泽东请教武装斗争的办法外，还常常问起毛泽东是如何成为战争大师的。毛泽东的回答是四个字：逼上梁山。他进一步解释说，我没有准备打仗，是一个小学教师。干革命后也没想到枪杆子。没有想到蒋介石那么厉害，到处抓人杀人，不要我们活了，一下字把我们打入地下。这七逼八逼，把我们逼上了梁山。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在传统文化为我所用方面就差远了。两人之高下，稍比立见。刘继兴前一段细阅了陈人康口述的《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一书。陈人康在此书中说，父亲陈士榘曾亲口告诉他，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

该书中有这样的话：“谈到这里父亲特意说，如今井冈山在几代人眼里都是和神圣的，因为这里的星星之火燎原了全国革命的熊熊大火。但是，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也的确带有很浓重的农民气息，其实很多参加革命的人都受到了《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影响，因为这样的书宣传的一个宗旨就是‘杀富济贫’。

父亲还笑着说，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因为很多农民根本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你给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读天书。而《水浒传》通俗易懂，情节吸引人，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别符合中国贫富差别大、广大农民仇恨为富不仁的国情。我们很多将军、士兵都是看了《水浒传》才想到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就是对《水浒传》非常熟悉的，他们在山上实施的许多战略乃至江湖义气都来源于《水浒传》。”

上将陈士榘是我军高级领导人，身经百战，对中国革命的认知十分深刻，他对蒋介石的这一评价可谓切中了要害！（文/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