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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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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拉贝曾经说过:“我们可以宽恕,但我们不可以忘却。”2015年12月13日,第二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时,记者采访了正在热播的大型纪录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主创团队,那些当年曾经挺身而出的外国友人、那些勇敢说出真相并真诚忏悔的侵华日军老兵、那些持续追寻真相的日本普通民众和历史学者,他们的记录,揭示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

总编导讲述创作幕后

7个摄制组

遍访外国亲历者后人

10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于12月7日开始在央视科教频道和江苏卫视同步播出。

这是第一部以见证、亲历以及探寻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惨剧的外国人视角来表现的纪录片。该片总编导曹海滨介绍,10集纪录片聚焦10个人物,创作团队分成7个摄制组,奔赴美国、日本、德国、丹麦等国家进行拍摄,遍访当年几位外国亲历者的后人,搜寻第一手史料。约翰·马吉唯一在世的儿子居住在苏格兰,已经91岁,经过多次努力,最终老人同意赶往美国,配合拍摄工作。当年金陵大学鼓楼医院医生罗伯特·威尔逊散居在美国各地的3个子女,也应多次邀请,最终成行来到南京。”

摄制组还分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德国外交部档案馆、日本横滨报纸博物馆和丹麦奥胡斯市州立图书馆等地,获得了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其中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次呈现在电视观众面前。

曹海滨介绍,作为一部努力实现国际表达的作品,创作团队在拍摄中除了强调西方亲历者家人的访谈,更采访了多位国外研究学者,包括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研究员玛莎·史莫莉,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美国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理查德·罗德斯,德国外交部档案馆管理员马丁·克勒格尔,丹麦奥胡斯档案馆前馆长汉悦仁,日本一桥大学近代史教授吉田裕等。

据介绍,《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在海外市场也备受关注,英国、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的播出计划正在洽谈中。

明妮·魏特琳:

明妮·魏特琳

辛德贝格

设难民营保护上万名中国妇女儿童

约翰·拉贝

明妮·魏特琳的塑像矗立在南京师范大学校园之中。塑像的基座上镌刻着4个字:“永生金陵”。在1937年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期间,作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代理校长,她竭尽全力,依托学院里的难民营,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女儿童免受日军蹂躏。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以日记的方式,记述在南京生活的所见所闻。

“1937年12月15日,从早上8时30分到晚上6时,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入校园。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昨天和今天,日本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摧毁学校、杀害难民、强奸妇女……”

“12月19日,我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那里有两个日本兵上了楼。在楼上538房间里,我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强奸一名姑娘。我的出现使他们慌忙逃走。在我内心深处,我真希望自己有力量把他们揍扁。”

即便是在大屠杀最黑暗的日子里,魏特琳也没有流露过一丝放弃或绝望的情绪。但目睹和耳闻的那些残酷和苦难,却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激荡、发酵,渐渐压垮了她的神经。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打开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约翰·马吉:

将镜头对准

蒙受巨大创痛的南京

约翰·马吉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不仅拍摄了画面,还用文字记录下了他所拍摄每一个镜头的详细内容。

加拿大传记作家琳达·格兰菲尔德正在筹备一本关于约翰·马吉的传记,她说:“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之前,他是日本人的朋友。所以当悲剧发生时,他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相信日本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他们的军队理应遵守国际公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但这种幻想很快就被击得粉碎。

教会配给马吉一台摄影机,记录日常工作。在日军破城后的第四天,约翰·马吉冒险拿起摄影机,把镜头对准正在蒙受巨大创痛的南京。

纪录片中有一个个隐藏在窗后晃动不已的镜头,拍摄时间是1937年12月16日。这是约翰·马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的第一组画面:中国妇女下跪请求日本士兵不要杀害她们的儿子和丈夫;成千上万的平民被绳索捆绑起来,驱赶到下关的扬子江边、众多的小池塘和空旷的场地上,在那里遭到日军机关枪扫射、刺刀砍杀、步枪齐射,甚至用手榴弹处决……

马吉的场记单里还详细描述了很多影像的内容:1938年2月20日,胡金宝两兄弟被日军从200码外开枪打伤;3月9日,拒绝陪日军出门找姑娘的王培相,被日军砍断手指;3月10日,蔡盼生被日军刺了10刀,最后被绑在梯子上,头部中枪被毙,蔡夫人头部和背部被刺数刀;3月16日,李高氏的家人头部被日军刺了2刀,同一所房子里的3人被杀死……

约翰·拉贝:

73天不间断记录南京大屠杀现场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是通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当年所写的日记,来了解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后所犯下的暴行,以及国际安全区委员们救助难民的义举。

2015年8月,在德国海德堡,来自南京的摄制组拍摄到了《拉贝日记》原件。这套日记是第一次全面地展现在中国电视观众面前。

拉贝在1937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走一段就会压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12月22日的日记中写着:“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12月24日他记下如下场景:“我到放尸体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烧出来了,整个头部烧焦,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到1938年2月23日离开南京,拉贝日记从未间断。他以莫大的勇气和超常的意志,承受着痛苦与磨难,维护着国际安全区的运行,并忠实地记录下南京大屠杀现场,为历史存证。

二战结束后,南京的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德国友人。1947年,南京市民听说拉贝贫病交加,立即伸出援手。从遥远中国寄过来的现金和食物,对于生活拮据的拉贝一家来说如同雪中送炭。中国政府还提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拉贝对此十分感激。就在人们以为他终于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1950年1月5日,拉贝突然中风,当天晚上不幸离世,享年68岁。

十集电视纪录片

《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辛德贝格:

106天帮助2.2万南京难民

《约翰·马吉:屠城影像记录者》

《明妮·魏特琳:生命孤岛中的守护神》

《乔治·费奇:暴行真相的揭示者》

《约翰·拉贝:南京浩劫的见证者》

《罗伯特·威尔逊:为南京缝合创伤》

《贝德士:为历史作证》

《辛德贝格:在南京的106天》

《东史郎:一个人的忏悔》

《松冈环:与受难者同行》

《笠原十九司:还原历史的人》

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哈利·瑞森中心,收藏着一本特殊相册。相册里共有76张照片,其中一组照片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这些照片的拍摄地点在中国的上海和南京。拍摄时间为1937年8月至1938年3月之间。这本相册的主人,来自丹麦,他的名字叫做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

1937年,辛德贝格跟随德国人卡尔·京特,几经周折抵达江南水泥厂,他们的工作是保护工厂设备不受战争袭扰。但他们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将面对的是炼狱般的景象。穿梭于南京城与江南水泥厂之间,辛德贝格沿途见到的是日军施暴后留下的一幕幕凄惨景象,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在辛德贝格相册的第三部分,拍摄的就是一组南京城外令人惨不忍睹的照片。

辛德贝格为这些照片标注了详细的英文说明:

“这个农民的小孩被枪托打死,因为他没有脱帽。”

“被日本兵故意打死的中国农民。”

“城外小水塘里都是被处决的中国士兵的尸体。日本人曾向他们许诺投降后会得到安全和善待。”

“这个孩子也被故意杀死,他的妈妈被打伤。”

“1938年1月在南京城外,两名和平的中国农民被日本士兵取乐杀死。”

……

1938年3月,辛德贝格接到上海史密斯公司总部的调离命令,要求他立刻离开南京。辛德贝格在南京的106天里,和德国人卡尔·京特一起,共帮助了2.2万南京难民度过了那个最寒冷的冬天。

离开南京的时候,冒着被日军查获的风险,他随身携带着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和搜集的照片。当他从上海登船返回欧洲时,还携带了一份约翰·马吉所拍摄的记录日军南京暴行的影片拷贝。

东史郎:

公开忏悔赢得宽恕和尊重

东史郎是极少数敢于向中国人民公开忏悔的原侵华日军老兵。

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应召入伍,成为日军第16师团步兵20联队上等兵。4个月后,他跟随部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1987年,他整理出版了自己战时所写的《东史郎日记》和《东史郎战地日记》,真实记述了自己和侵华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他曾7次从日本专程来到南京谢罪。他以人性的良知和反省侵略历史的勇气,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宽恕和尊重。

在东史郎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他的分队长西本,在南京市的最高法院门前,将一个中国人装入邮袋点火焚烧,并将手榴弹系在邮袋上,将邮袋抛入水塘。日记中记述的西本是化名,他的真实名字叫桥本光治。1993年4月,桥本光治以东史郎出版的日记记述“不实”、“毁损自己的名誉”为由,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东史郎。毫无防备的东史郎仓促应战,一审败诉。随即,山内小夜子等人成立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帮助东史郎。

在日本拍摄过程中,摄制组发现了95盘录像带,它们记录了东史郎日记案近十年的诉讼之路。他说:“我与日本右翼势力之间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诉讼至今已近十年,耗费了我许多财力和精力,虽然一再败诉,但我绝不后悔,因为公理和良心让我必须这样去做。”

雪上加霜的是,东史郎在85岁时被确诊身患癌症。医生推断他寿命仅剩半年,他硬是撑到了94岁。当代日本社会的沉默与右翼分子的敌视让他绝望,他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并讨回公道。但遗憾的是,他没能等到胜诉的那一天。

在东史郎的葬礼上,陪伴东史郎一路抗争的山内小夜子深深地感到,当今的日本社会,很多人对那段历史选择遗忘,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继承东史郎遗志,对历史负责。

来源: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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