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时代头条 > 正文

气候大会签订了《巴黎协议》,法国人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天命”

【欧洲时报网】“13天的谈判成果让我们每个代表团都能昂着头回去,因为我们承担起了这一巨大的历史责任”,气候大会达成协议后,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流着眼泪说出了这句话。

从1992年各国政府打算防止全球变暖采取措施开始,直到23年后,人类才就气候问题迈出了里程碑一步,这是所有国家的胜利。但同样不该忘记的是,这件事发生在巴黎而非哥本哈根,这是法国外交的大胜。

法国前总理菲永称,“法国和法国的外交为大会的成功而骄傲。”世界顶尖气候经济学家斯特恩(Stern)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东道主让每一方的声音都得到倾听,每一方的利益都得到照顾。这需要非常良好的开放心态、有经验的外交手腕。”

人们可以放心地说,法国在经济上已经没有足够的全球影响力,但人们同样不可以否认,在外交领域,法国人依然有能力捍卫光荣与梦想。

气候大会签订了《巴黎协议》,法国人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天命”

12月12日,在延期超过24小时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后一次全会上,法比尤斯举起带有大会标志的绿色小锤,宣告里程碑式的《巴黎协定》诞生。(图片来源:新华社)

微处:外长为“气候外交”跑断腿

六年前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失败收场后,法国冒着极大风险,接下了承办这一届气候大会这个烫手山芋。

这些事实可以说明法国人为外交成功做出的不懈努力:为做好事先疏通工作,法比尤斯出访中国12次、印度和沙特阿拉伯各4次;大会开幕前几天,他还陆续到印度、巴西、南非展开游说,对促成协议发挥关键作用。法国总统奥朗德也从年初开始了自己的“气候外交”之旅。

气候大会召开的十几天前,巴黎遭受到了恐袭,奥朗德在一些人的质疑之下,坚持气候大会的准时召开。近150为各国元首的出席开幕式显示出全球的团结,以及对恐怖主义的蔑视。

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法新社报道称,法国邀请各国元首出席气候大会开幕礼而不是闭幕礼,确实是明智之举。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上,负责谈判的各国部长碍于国家领导即将到来出席闭幕礼,而在谈判中犹豫不决,不敢做出决定。各国首脑此次出席开幕礼时,已有150国对协议点了头。

法比尤斯在气候大会全程都展现了令人钦佩的外交手腕,美国前副总理戈尔说,这次他见到了最为高超的外交技巧。也许,除了法国,谁也不能促成这一伟大历史。

气候大会签订了《巴黎协议》,法国人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天命”

11月初,奥朗德访问中国。(图片来源:中新网)

全局:为捍卫伟大事业进击行动

气候大会的胜利会让法国获得极高赞誉,但这只是法国外交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其他地方,可以发现更多的法国身影:比如出兵马里和中非共和国、在诺曼底登陆纪念日上斡旋俄欧关系、反恐大旗下为美俄穿针引线……

新华社瞭望智库报道,法比尤斯今年6月在法国《解放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法国,保住自己地位的外交大国》的文章,这名外长称,法国的外交重点为和平与安全、整治与保护世界、振兴和改革欧盟、提升法国的影响力四大方面。

可以看到,气候大会的成功只是整治和保护世界的一环,在这个领域中,法国同样竭尽所能防止埃博拉病毒的扩散。法国人希望看到一个以国际法和多边体系为基础的,同时能够得到监督的世界。

如果没有今年的两次巴黎恐袭,法国依然会在中东加大军事打击力度,它似乎希望填补美国战略后留下的真空。无论是在伊朗核问题上,还是叙利亚的政治过渡问题上,法国的底线和美国一样强硬,如果不是更强硬的话。

法比尤斯明确说出,一旦有安全需要并且符合国际法,就会选择军事干预。巴黎平民的身亡赋予了法国更多的道德力量,它和德国超出了北约范畴,在欧盟军事合作框架下开启了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法国似乎认为,在全球事务上,撤回本国内——正如英国正在做的——并不意味着在保护自己。

在法国人看来,这些行动都有足够的正义性质,而非谋取国家私利。在困难重重且日益危险的国际背景下,法国人展现的是高尚的梦想和无限的光荣,它不断进击的行动是在捍卫伟大事业。

如果我们能考虑到法比尤斯担任的是如今左派政府的外长,而这些行动在左派政府自己看来都有着“危险的右倾特征”时,就更能体会到法国政府的“激进”。法国在多极世界里纵横捭阖,保持传统外交的优势,试图重振高卢雄风。

气候大会签订了《巴黎协议》,法国人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天命”

自由、平等,法国人自认为有责任将这些原则推向世界。(图片来源:网络)

天命:伟大的法国需要伟大的外交

和经济比自身强、在欧盟内逐渐夺取自身核心地位的德国相比,法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次数要多得多。法国继承了戴高乐时代的传统,确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并采取相应行动,“没有屈从某国的要求”。

但“大国外交”需要足够的实力,法国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和死水般的经济显然不能提供支撑。法国人有的是文化传统中的“天命”——他们需要传播自己发现出来的普世价值和理念。

法国学者维诺克曾经指出:“除犹太民族外,没有其他民族像法国人那样如此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无论是中世纪还是大革命之后,法国人都相信自己超凡脱俗,并且负有使命。

署名为马胜利的作者在《国际论坛》期刊曾刊文称,戴高乐十分推崇法兰西的神圣,他说过,“我本能地感觉到上天创造法国,如果不是让她完成圆满的功业,就会让她遭受惩戒性的遭难……唯有丰功伟业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涣散……总之,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为法国。”

“天命”心态具备革命性与侵略性,正如法国人在十字军东征里充当先锋队,也正如1789革命和《人权宣言》,以及1848年开始风起云涌的革命。

法国人认为自己拥有某种责任,这责任便是使低等种族文明化。在殖民时代,非洲殖民地的课本上也写着,“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

法兰西帝国早已烟消云散,但高卢人的光荣与梦想并没有消失。直至如今,法国的一些海外行动是出于奉献和道德的需要,正如深入非洲的各种人道援助。

法比尤斯在上述文章的结尾时说到,法国人需要争取和平行动、为我们的地球而战、推进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捍卫伟大的事业……其中的光荣与使命感丝毫不减。

当然,法国人“好为人师”的态度也逐渐改变,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僵化理念,而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正是相对务实的外交态度让如今法中关系步入最好时代,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关注也是气候大会能达成协议的重要因素。

(编辑:陈思科)

最新文章

取消
扫码支持 支付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