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快读《褚时健传》：一个革命军人与红顶商人背后的当代史

你也许没有听过“褚时健”，但你一定听过“红塔山”。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红塔山是中国烟草市场舍我其谁的霸主，一度占据了全国80%的香烟市场。那个时代，东南沿海的商人流行穿“的确良”衬衫，而左上方衣服口袋里常常会隐隐约约透出一尊红塔带上一抹简笔画的山水——那便是风靡一时的香烟“红塔山”烟盒上的图案。而褚时健，便是这个图案背后所屹立着的“时代巨人”。

作为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无疑是位“巨人”。然而，更有分量的却是“时代”两个字。岁月流转称“时”，世系相继为“代”，而褚时健的人生正是百年中国的时代缩影。当我们用岁月的刻刀将其生命一层层剖开，所看到的一勾一划，正是一个个体所承载的国运年轮。只是，这种史诗般的回首通常被其红塔集团“老总”的身份所神化，又被其锒铛入狱的经历所妖化，以至于一段本应真实、朴实、踏实的故事，最终沦落成火车站上廉价的读物，再没多少人在意那段人生里所埋藏的梦想与伟大。“关于我的传记，已经有了好几本。有的我知道，更多的我并不知情。”多年之后，白发苍苍的褚时健自己也觉得幽默。然而，作为一个在特殊地域（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云南）成长起来、在漫长的时代中（从东北易帜那年到到今天）跌宕起伏的巨人，对其人生的回溯与解读将具有更多的“当代史”意义。通过梳理褚时健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民国的战火硝烟，可以看到建国时期的革命工作，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更以此为基础，思考一下我们的社会究竟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另外一番天地——如果你真的希望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当代史，那倒是可以翻一翻《褚时健传》，或者，跟着小编，通过这本书学习一下打开“当代史”的标准姿势。

殖民地时期的别样起步

褚时健的人生从云南一个叫矣则的小山村开始。《褚时健传》的故事也从这里讲起。

云南自古的荒蛮之地，清朝政府为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多次从外省征调军队及团练驻扎在云南，褚时健的先人就是在这个时代从河南被征兵到云南并扎下根来的。到褚时健的祖父这一代，诸家花钱捐了个“监生”，于是不仅有了地产当上了“地主”，也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法国势力进入云桂后，褚时健的祖父负责当地的治安，在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小山村，褚时健的父亲褚开运还算得上一个小小的“官二代”。

然而褚开运的心思并没有放在当“官”上，倒是成为了一个做运输生意的商人——这就要讲一讲云南当时的历史。云南有“十八怪”，有一怪是“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就是源于云南被法国划为势力范围之后，法国人为了攫取云南的资源，修建了通向其在东南亚殖民地的铁路的背景。

米轨，指轨距小于1435毫米大于1000毫米的铁轨，当初法国人在云南修的就是这种铁轨。从国家利益上来看，米轨是中国耻辱的印记，但它却改变了云南人的出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给了云南人新的思想观念与勇气。褚开运正是通过这窄窄的米轨，开始了倒运木材的运输生意，并过上了比起农民更为富裕的生活。只是，好景不长——40年代，正是日本侵华战争进行得最疯狂的时候，为了切断中国西南运输线，日本人对小滇越铁路进行了轰炸，而不幸的褚开运刚好在车站忙活，就这样被炸成重伤，不久就死了。

这一年，褚时健只有15岁，却不得不背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了。

革命家庭走出的斗士与烈士

父亲的早逝是一场灾难，然而也正是这一场灾难让褚时健的商业能力被激发出来。为了养家糊口，年幼的褚时健开始烤酒——先是泡蒸苞谷，然后放酒曲发酵，再蒸馏接酒。一个孩子，把700多斤的苞谷一袋袋找到酒坊，没日没夜的蒸，还不能出一点错；水一干苞谷一糊，弟弟妹妹就没有学费了。善于观察与总结的褚时健还进行了技术创新，把灶台里烧剩下的柴火装有破铁盆里使环境温度一次性升高，很快他的技术就有了成效：别人家烤一斤酒要三斤苞谷，而他只要二斤半，这让他烤的酒在村子里颇有名气——或许从此时起，褚时健就懂得了“技术”的重要性，而日后的一切只不过是烤酒之路上的一系列更加坚定的步伐而已。

《肖申克的救赎》里说，有些鸟是不会被关住的，因为他们的羽毛太美丽，而褚时健显然如此。1944年，褚时健最终决定去昆明读书，而接受了正规教育的他很快成为了革命学生团体中的一员，与国民党政府展开了学生式的斗争。国共内战爆发后，褚时健和他的几个堂兄弟马上参加了游击队，很快被连长“相中”当了指导员，从此开启了军旅生涯。只是人生总是悲喜交加，在残酷的内战中，褚时健的两个堂兄弟先后牺牲，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褚时健成长得更加坚定。

特殊时代中的修行

如果说烤酒让褚时健洞悉了技术的魅力，那指导员生涯则让他学会了如何与人交往——这个本领使得褚时健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改变：解放后，褚时健由连队指导员变成了征粮组组长。

和收税一样，对于新政府来说，征粮是必须也是难题。老百姓抗拒征粮以至于出现匪患，这是历史教科书不会提及的血腥一幕，褚时健的其中一个弟弟就是牺牲在这些匪患中。1951年，大西南地区征粮工作结束，褚时健本以为自己可以轻松一些，然而时代的脚步实在太快——“减租退押”和“土改”。“减租退押”和“土改”都是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发起重新分配土地权利的强制运动，而一向“听党的话跟党走”的褚时健此时也有了疑惑：“运动这么多？波及面这么大？”不乏同情心的褚时健不像其它同志一样一股脑扑进政治运动中，他常常说：“无论什么时代，基本人性还是要的。”相对柔和的方式让他拯救了不少人，只是在另一个年代，这句话背后的民主精神却让他吃尽了苦头——这里先按下不表。

褚时健后来调到地委工作，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他的妻子马静芬。比起褚时健，马静芬出身富裕得多。当时日本进攻上海时，马静芬一家是乘坐专机逃至昆明的，由此可以看出她家世的不一般。然而马静芬却没有沿着大家闺秀的道路向前走，特立独行的性格使得家人管不了好的，最终她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当了老师，正好在褚时健管辖下的一所学校里任职。两个充满个性的人一见面，没过多久便坠入爱河，他们也渡过了一段相对平稳而美好的家庭生活，并有了一个女儿。

技术狂人的自我小世界

只是又一波浪潮来袭了。1957年，大规模反右运动开始了。依褚时健的性格，自然不适合在政治运动中生存，最早是被扣上“同情右派”的帽子，后来就直接被打成了右派。褚时健被迫与妻子女儿分开并下放到了农场，组织不放心，还特意派了一个叫老白的人来监视他——只是这个老白被褚时健的人格魅力所感动，反倒与他成了好朋友，这却是组织没有想到的。

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但马静芬从来没有舍弃过褚时健。没过多久，她通过“停薪留职”的方式带女儿来找褚时健了。一家人在艰苦的农场里渡过了一段灰暗的生活，直到1961年褚时健被“摘帽”。那时的县委书记是褚时健的好朋友，在他的帮助下，几经波折的褚时健终于被安排到曼蚌糖厂当厂长，而这个转折点又使褚时健开始了从政治人物向商业人物的蜕变。

曼蚌糖厂主要制庶糖，在褚时健来之前一直亏损。因为政治斗争的惯性，厂里的领导之间一直忙于争权夺利，根本没有人花心思在生产上。褚时健到来之后，一方面开始改革制度，一方面开始了他对技术的狂热追求。革新燃料、循环蒸发，增加滚筒……仅仅一年，褚时健就将糖厂扭亏为盈了。

然而，希望大干一场的褚时健终于与全国人民一道，遭遇了文革。褚时健不是热衷于政治的人，于是在动乱中他更加痴迷于技术改造，以一人之力撑起了一个“风平浪静”的工厂。他不“左”也不“右”，并拒绝站队，最后两派的人也放弃了拉拢他。他不谈国事只抓生产，这些苦闷一直憋到文革结束——1978年，《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场大雾终于被风吹散……

没过多久，褚时健因为业绩突出，被调到玉溪卷烟厂当厂长，而这一次调动，最终奠定了他“中国卷烟之王”的称号。

烟王与橙王的涅槃

在褚时健到来之前，玉溪卷烟厂是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而厂领导之间的“文攻型卫”，比当初的曼蚌糖厂有过之而无不及。褚时健“新官目任三把火”，一把火抓制度，一把火抓技术，第三把火开始抓人事。长时间的工作经验让褚时健知道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没过多久他也动用了“关系”“清理”了一个只知斗争不会生产的“实权派”，之后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

应该说褚时健终于等到了一个合适的时代。1979年后，中国国企改革的步伐加快，给企业“松绑”成了时代的大背景，褚时健可以一展身手了。因为是一把手，加这政策的扶持与体系内的关系，褚时健的特色在这一阶段体现了尤为明显：

1、提高员工福利；

2、疯狂追求技术；

3、大范围“串换”联营。

第一个特色凝聚了人心，第二个特色提高了生产力，第三个特色打通了市场节约了成本——然而他也因此差点背上了“投机倒把”的罪名。当然，对于他来说，这些都是非常自然、对国家对职工都有好处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通过十几年的苦恼经营，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阿诗玛、红梅三个品牌位列前三，1994年《经济日报》发布的三大香烟排行榜中，红塔山连中三元，连万宝路、红中华都成了手下败将。

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河南林正志投机倒把案事发，直接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而事情的发展如此迅速，最终使褚时健也陷入了各种调查之中。这其中的过程暂不赘述，结果则是：贪污罪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执行无期徒刑。而在狱中，不服从命运安排的褚时健和《肖申克救赎》中的主角一样，整理起了图书馆……

2002年，年逾古稀的褚时健保外就医，又投入了新的事业——种橙子。又过十年，昔日的“中国烟草大王”又有了一个新的外号，那就是“橙王”……

后来诗人齐哲为褚时健写了一首七绝：

“莫道退休难有成，烟王耋耄再闻名；人生暮岁修行好，落日余晖分外明。”

对于褚时健，一切都已经不那么重要；而对于后来人，褚时健所代表的那些时代，却值得我们再一次思考——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是这样而不是另外一番天地呢？翻开《褚时健传》，也许你能得到答案。

今日头条·獬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