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来最真切的抗战实景图,著名记者作家李蕤笔下的抗战中国

沙林

抗战时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那时的人是如何思想的？

虽然经历者还多在，但遗忘早就开始。遗忘一直是人类的一个通病，几十前的历史如文革已经有多种说法，更何况在抗日神剧天天轰炸扰乱视听、几十年党争掩盖了许多真相的情况下，抗战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或许难窥其真了。

幸好，有一位当时数度出入生死一线、周旋在敌我激战地的青年记者、作家，他以强大的纪实能力，为我们如实描述了那个并不太远的时代，让我们蓦然见识了更纯粹、更勇敢、更理想、更温情的中国人。

好就好在这位记者作家既追求进步是30年代左联中人，又不是真正列入党册的奋斗分子，既目睹了国民党上至将军下至普通士兵对日的悲情鏖战，又有最好的朋友在共产党军队的惨烈战死，因而他无须隐瞒曲解，仅凭着一颗中国人、同时又是战地记者的良心，冒着生命危险去记录历史，因而他所写的无疑是最可信的，这就是他的价值，一位抗战的“文化史官”。

他是我大学同学的父亲，名李蕤。那时中国大地文革寒冬刚过，他甫被平反，任职武汉市任文联副主席。当年的老人还都记得，他是少有不折腾人的正直好官，在那时获得了一片好评，与当下各省文联作协以及评奖出版文化界的种种传闻对比会是很强烈的。我同学是温良学者型人，好长一段时间不知她有一位文化名人的父亲，这种儒雅和低调是家风，有人自民国来，风情难变啊！

历史颠簸砥砺的那八年，那二十多年，他的血脉故乡，文化家园：北平、开封、郑州、洛阳、南阳，永远洇在了他的记忆中。的确，同学的父亲静默悭言了好多年，一辈子见过太多血火泪濯，所能言，所敢言的，已经在过去的时代倾诉完了，不能言的，无足以道了。

1939年12月1日，李蕤在《阵中日报·军人魂》上发表的《论单纯》

同学的父亲李蕤1998年去世，就如一朵小浪花激荡在大河里，他本应被更多的人知道，他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原生态的记录，那个死了4000万中国人的空前大劫难的记录，而且这种记录宝贵在不仅是记录了战火和仇恨，还保存有民风民情和形貌心态，可他就像屠呦呦的获奖终究比不了黄姓明星的亿元婚礼一样，有许多无奈，仅在十几位文化人的注目下，默默告别了这个世界。 　　

谁忍其生死？谁为其呼？就是李蕤

我研读了他的二十多篇纪实文学作品和散文，我最倾心的还不是那些战斗的故事，而是他描写的那个时期的物态人心，善良百姓在大时代的战火中被颠流的悲剧，以及遯火间隙的中原生活，偶尔展露的中原人特有的纯朴人性之花。

我读书有一个习惯，喜欢设身处地感受真环境，读李蕤文篇就如真真走在了80年前中原那种青砖或者泥尘路上了，混杂了我小时候还能看到的民国残留物景，耳畔飘忽着柔亮的豫音，于是故国情怀就缥缈而化不去，一种酸楚，一种惋惜，中原百姓何其简善，战火敌酋何其凶残，一切人间生活的随意和温和都被揉踏在泥土中。

抗战初期和中期，河南简直是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决口黄河的确宕延了日军的追击，但百姓也却在泥水中苦熬，日本人铁了心要拿下河南，以此南下，贯通中国，西逼川陕，直取陪都。于是东截，西堵，北追，南炸，汤恩伯的大军跟日本人缠熬了好多年，但无奈实力不及，虽有许多底层农民士兵的壮烈牺牲，但对峙之后免不了时有溃散。于是大军混流着拖儿带女的百姓，在日军早已编好的铁笼中东奔西突。　

就在这个时候，河南发生了三百万人死于大饥荒的惨剧，像一切烽烟中的百姓一样，河南百姓真如杜诗描述的“生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可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竟然阒寂无声。三百万人啊，就像田野中死了几只老鼠一样无人问津！

谁忍其生死？谁为其呼？就是李蕤了。 　

饥饿，历史上一次次饥荒，深深嵌在了河南人的集体潜意识中。李蕤是河南人，他知道惨、苦，已是河南百姓的代名词，于是在两军狼奔豕突之时，他和大多数作家不一样，以笔藏情地描摹河南百姓凄惶的脸。

饿，这种感觉，现代人怎么能想象？当父母宁愿扔掉如珠玉般珍贵的孩子去饱自己的肚子，我们就知道这种原始生理感觉的厉害了。当孩子被父母扔了、卖了，甚至溺死，成了很普遍的事情时，那这个世界，这个日本侵略带给我们的混乱人间，就相当可怕了。

李蕤在散文《从母爱谈起》写到：

“故乡郑州附近有人来，说东院人家把十岁的孩子卖了几块钱，换了几斤米；谁家刚满三岁的孩子，趁天不明被大人放在城边的大路上；另外有一家，在逃难时孩子因为太大，舍弃不了，于是父母把他绑在了石碑上，独自向天涯逃命。”

在陇海铁路上，他还亲眼看到，绿皮列车开动的时候，车上丢弃了两三个呱呱哭着的婴儿，还有个十岁的姊姊，和四岁的妹妹，这四个孩子同时在上车时找不到他们的父母了。 　　读到这，突然想起几十年前不眠夜中读唐诗的感觉，“长安一片月”，“谁家郎儿哭”？想来天下，郎儿是最无辜的，白居易也曾泣吟过：“迎新弃旧未足悲，悲在君家留两儿”。即便70多年过去了，这么小的孩子从此跟父母陌路天涯了，想来也辛酸。那被弃的两小一大、高高低低的孩子们，今安在？艰难的中国，70年的风雨，老了的孩子如何回忆自己的一生？读了李蕤，我不由地联想到这些，想到了河南。

1943年12月，李蕤在《文锋》上发表《从“母爱”谈起》

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逃难的母子

李蕤的笔是照相机，为我们描摹了同时代侵略者屠杀之外的悲惨，让我们知道，历史上也有一种绝望狠过了刀砍斧剁。请看李蕤描写道：

“今天早上天不明，便听到隔壁的哭声喊声和人们的喧嚷声，我跑过去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头枕着门槛，倒在血泊里。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头也被斧头劈伤，在地上躺着奄奄一息；另一个七岁的男孩，三岁的小姑娘，都还在床上，已经各吃了一斧，血流满床，成了僵尸了。这四条人命，是一个凶手干的。凶手并没有逃走，正直挺挺的躺在井边，浑身水淋淋的，他是已经死去的女人的丈夫，死去的三个孩子的父亲。因为他弄不来东西吃，一天一顿也没有，连树皮树叶也没有，托人把十五岁的闺女卖了，又被这闺女的母舅挖使了钱，没路可走，因而把一家人杀死，自己投井的。他稍稍苏醒以后，便疯子似的第二次又扑到井里。但终于又被人打捞出来，救活，以杀人犯的身份，监禁到法院里。”

总之孩子是最悲惨的！总有这样的孩子，国不能保护他们了，国这样的无能为力，不禁让人想流泪。这种中国军民被驱赶蹂躏、人性变味了的不堪史，自是打日本跟玩一样的电视神剧远不能比的，两种作者，两种人生，塑造了两种抗战史。突然想到前苏联作家柯切托夫说对俄国民族说的，“你到底要什么？”

如果你想要真实的“抗战”，就读读李蕤吧。 　 　

终生怜惜着河南

河南这块地方，被日本人视为囊中庭园，反复耕犁，但还是有星星点点的地方是中国军民守持的。就在这可怜的一点土地上，我们看到文明还在尽力生发，国统区的生活也是可圈可点的，在物质极为匮乏的战乱间隙，精神之花从来没有凋零，李蕤写道：

“鲁山话剧，亦随东风解冻。今春军党部剧社与青年剧社先后演出《祖国在呼唤》、《堕落性瓦斯》两剧，除灯光因无电可用不能控制外，其他各方面均大有进步。最近为‘糖醋溜京腔’问题，曾引起一场笔战，旋告平息，最近召开戏剧界联谊会，交换意见，加强互助力量。”

“三四月间，接连有戏剧节、艺术节、母亲节、妇女节、青年节、儿童节、音乐节等，话剧界有两次公演，教育厅举行两次艺展，青年团发动论文比赛，最近又有歌咏比赛，满城充满新生空气。”

“本年儿童节，鲁山举行盛大庆祝，参加学生万人以上，四日上午举行童子军大检阅，下午举行童子军课程比赛，四日晚放映电影，五日举行歌咏会。商店八折献迎儿童购物，浴业亦欢迎儿童就浴，河南省印书局出版之《新儿童》二卷一期（儿童节专号），亦于是日发行市面，街头标语迎风招展，鼓号声竟日不绝；省府前几日重申敕令，教员不得对儿童体罚————《鲁山鳞爪》发表在《前锋报》。”

这似乎是一个比30年后文革中的河南还要馨香的河南，历史的这种大倒退，让在日本人围攻下都没掩声的李蕤，在文革时段闭嘴了十几年。

李蕤曾经是很爱出声的人，在那血火河山中，人们的思想并没有被禁锢，即如战地记者李蕤，也并不总是铁马金戈吟边塞，他在看展览，也在评文学，当情感和素养比现在这个社会更纯粹的时候，他随时能升起山水田园般的美好情感，作为对比，现在一些打扮得再有款的明星专家或者心灵工程师们，可能稍不留神时就会漏出本色，不再真君子，也抛掉假斯文！ 　　他们，这些抗战中的书生，读书、写诗、用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境，他们崇尚俄罗斯作家笔下的那种革命加爱情的生活情蕴，把人生和真心交给革命和爱人。儒家给他们遗留了一片干净的心土，他们在上面种植有些洋味的现代人生理想。这也是这一百年来几乎每个中国年轻书生的梦影，保尔柯察金的峻酷，牛牤的勇毅，罗亭的英毅，李蕤一代却在真真实行，当他在县城的小车站看到列车消失在岚山间的时候，他的心也随着爱人远去，但他旋即返身投入血火，家国百姓像一个大写的符号，挂在心灵的天空，与爱人一样，让他挂念一辈子。

他因心有百姓，竟然比许多文学大家多了一种理解，你看，在那时候他这样解析冰心和母爱：

“‘天上的星星’，并没有‘骤雨般落在大海上’，‘一切楼房’，也没有‘在地上旋转’，‘万物’并没有‘毁灭’，然而，‘母爱’，这个光明灿烂的词，已经暗淡无光了。‘我的母亲的爱我，你的母亲的爱你，他的母亲的爱他’，长宽高深已经不但不是‘分毫都不差减’，而且有的‘隐’得和没有分不出界线了。”

“冰心说：‘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敢驳我这句话’，这或是的确的，我也不是为了驳倒冰心的话而举出这些事实。我也深切的相信，在人生正常的感情中，“母爱”永远值得歌颂。我要提出的，只是在我们读到这些美丽的文字时，我们应该注视以上另外的事实，体验那些同是父母心，却被灾难、冻饿扭曲得“变”的事实和过程。”———摘自《从母爱谈起》。

李蕤不谈什么抽象的爱，总是记惦着大地，他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平民之爱。实际他终生爱着河南人，可怜河南这片土地。

1944年4月14日，李蕤化名“流萤”，在南阳《前锋报》发表《鲁山鳞爪》

国统区的真实乡居图

李蕤描写了，那种朴实的泥土味，那种没有被不负责任的“革命”和“改革”所污染的清洁，那种没有各种污想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实在，那种妇女的清洁朴实，真真地构成了一幅国统区的真实乡居图。这是一种人过的正常的日子，而不是“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的那个国度。

李蕤告诉我们，日本人进攻的间隙，河南政府还在努力催促百姓发展实业。当时发明了一种“双捻式纺纱机的锭子”，让闲居的妇女能用这种西式的机器生产洋布，养家活口。这种机器“玲珑纤巧，机构却相当复杂，它所以能产出那么好的线子，是抽出织线时利用两端对捻的力量，所以生产效率也大于平常的纺机。”

“双捻式纺纱机的发明人，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佩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任耀峰，既不是远游重洋归来的博士，也没有在国内获得什么高等的学位，据说他连中等教育也没有受得完全。但他对发明制造却具有特殊的兴趣和才能。这双捻机的构图和模型，都是他自己一手设计实验的。最初他完全赤手空拳，很长时间才被张厅长（张仲鲁，河南巩义县人，获密苏里大学矿学院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研究生。1923年回国，曾任河南大学校长、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发现，送他到纺织改进所里。据全所里的人说，他除了静坐深思和动手实验外，几乎什么也不闻不问，仿佛和神经病患者一样，夜里常常对着蜡烛画图凝思，通宵不寐。如果人不三番五次催他，常常会连吃饭都不记得。对人事应酬一窍不通，对个人名利得失又从未想过。发明制造是他的职业、事业，也成为他的嗜好。他已经到了‘忘我’的境界。这些野生野长的科学天才，在适当的土壤上，也许一样可以成为中国的牛顿和爱迪生的，政府应该特别给他以保护和奖掖。”

那时有懂行爱才办实事的厅长，也有不懂关系仅有专注就能生存的天才，人间猫腻在民国似乎并不太多，作者写道：

“机织间的机子很多。许多男女工人，正在专心致志的操作。棉织品中，有印花布、条格布，桌单、床单，花子布，蚊帐布、里子布、军服布、冷布，门窗等等。丝织的有缎、印花绸、漂白小绸等。毛织品里有军毯、毛毯、毛呢、花条毯、藏青毛呢、棕色毛呢等等。花纹、样式，都新颖悦目，并不比千山万水运来的舶来品逊色多少。

“机织间的女工，大半是邻近乡村的妇女，她们因为旱灾蝗灾，在家里无以果腹，到这里学习织布，生活既不成问题，又有工资可赡养家人，等到技术娴熟以后，她们便可以自己购买机子自立经营，这实是很好的以工代赈，又是极有效力的‘推广’办法。

“棉毛丝织物，除了一部分外，大批还须送染色间染色。方法是先画成各式的图案，然后用油纸刻版，施色套版印刷之后，床单、桌布、门窗、被面，都披上了美丽的花纹。那些图案和花纹，有极现代的，也有古色古香的，这图案便标记着它广泛的购买层，同时也标记着中国的社会。

“纺织改进所并不是一个全省纺织物的供应机关，它只是把成品推广开去，供人观摩、仿效、逐次改良。他们设有推广部两个，一个在洛阳，一个便在所内附设。除此之外，他们并在各原料出产地设工作推广站，利用当地的原料和失业的民众，授以纺织技术的训练。已经成立的有鲁山工作推广站，荥阳工作站也在筹设中。

“他们的推广部里，各种存货都不太多。在我们参观那片刻时间中，便有几起拿着钱请求预先订货的顾客，但都被拒绝。听说洛阳的推广部和鲁山的推广部，也都一样，许多要买的人，因为货少，多抱向隅之叹。”

注意，我们从李蕤的文章中还发现很有意思的社会学意义，张厅长发现了那个奇才，请他来推广纺织让广大民间妇女有工作，这告诉我们，首先厅长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不是大老粗，也不是后来混党校学历的或者挂名博士的高官。其次他眼睛向下，主动为老百姓做事，当然我不知道他是否也送礼给省长等，但起码他推荐了一个不能给他任何好处的老百姓到一个好位置上。

曾有一种说法，说旧中国连火柴都不会造，其实这早已被人驳斥，看了李蕤的文章，也会明白，前人一直在辛勤劳作创造着，其实中国人很聪明的，掌握了现代工业后，会做得很好的，只要没有政制的阻碍，只要人们不感到没有希望，怎么也不会比敌人日本人差到哪去。 　　李蕤在《惨淡经营的洛阳铁工厂》中写道：

“钳工房是最后的一个过程，在这里，许多琐碎的不相联系的零件，被有组织的结合起来，完成了高车、镟床、水车、织袜机，……和各种精美的机器。

“在这个厂里，已成的产品，有十马力的蒸汽机二部，六呎镟床六部，织袜机一百部，切面机六十部，虎口钳十二部，丝锥扳手八套，轻便人力运输车四十辆，改良水车十部，水闸机七部，汽车活塞五十套，另外还有其他的机器配件二千八百余件。这是一个巨大的学校，现在的生产力仍在增长。

“记者参观的时候，厂中正设计制造的，有高车，水泵，四开铅印机，纺织机，织布机等，这些都是正为各部门的工矿业所急需，以重价亦无处购觅的东西。”

“我叩问张经理铁工厂今后对于社会的抱负，他们的抱负是很大的，他们准备制造工矿机具，像蒸汽机、高车、水泵、镟床之类；制造手工业机具，如织袜机、切面机、织布机之类；制造交通工具，如轻便运输车，及汽车零件等；制造农业水利的机具，如开渠用的水闸，和改良水车之类；同时制造铅石印刷机，以辅助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些计划，并非徒托空言，每一部门，都已有很大的成功，他们制造的铣床已见销出几部，且正在为龙门煤矿局制造高车，铅印机他们已有一部四开机在制造；他们制造的胶轮架子车，没有内胎，仅靠木轮上敷一层胶，但载重量并不比普通的架子车小，他们制造的水车，因为使用的是进步的机器原理，比较普通农家用的水车，旋转得轻快几倍，附近的农田里，已经有几部装置成功，收获量的增加，使这附近的农民逐次改变了他们对于旧式粗苯水车的信赖。”

1944年1月16日，李蕤以“流萤”的笔名在南阳《前锋报》发表《河南重工业幼芽》

不太敢相信这是战乱中的民国河南，我知道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除了几个外地迁来的大厂和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河南工业基本在敲打铁皮的水平上，而这个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不是来自于长官意志和计划指令的民间工业的蓬勃，民生民享民有的生机，还有河南人的聪明干练——在一些人口中现在仅剩狡猾了，或许好的环境就能生出简单而聪明的人，反之亦然。

旧城记忆，开封和北平

开封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古老沉静，北宋是她挥之不去的千年丽景和伤痕，开封又是日子的渊薮，清明河上图的繁茂，淹没了所有的历史悲苦，于是，亦悲亦喜亦淡然的日子流淌着。有人说过，只要待过开封，心里就有了一个情结，像旧日子、老书本一样，你远离她的时候，永远悄悄思念。偶尔一个夏夜或秋雨中，突然听到久已不闻的远远竹笛，这时，铁塔和黄河，还有线装《水浒》，倏忽浮现，你一下子觉得还是年少风华时，与故友谈笑奔跑在风景间，蓦然醒悟早已白头，物是人非。纵然你曾志向霄汉，但见过英雄遗恨和风雨潇潇后，也只能叹京华旧梦一去不返，不知何时能与故人再相见。

李蕤的老家荥阳似离开封不远，自1932年考入开封一师，再到河南大学，抗战前他在开封旅居5年，早就“直把杭州做汴州”。像一切河南的孩子一样，李蕤小时最喜欢的故事肯定不是岳飞传就是杨家将，中原的潜意识就这样传承。当河南最好的地界被敌人占着，百姓却在黄河故道中挣扎，他就恨不能驱顽酋，恢复汴州，深深的开封情仇化在他的笔尖中。 　　敌酋占下的开封是什么样子，他非常牵挂，不能亲采，却能转述。这又是一篇灵活毕肖的记叙，这样的文字比现在那些硬梆梆的“新闻消息”更吸引人，所以很多人说，学中文的搞新闻，笔从大处来。

“但我是怀念着开封的，我关心着那里的一草一木。 　　“我逢到一个人，他刚从开封回来。

“他在开封一家小卷烟工厂里，他不是主人，只是账房。敌军进城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逃出，原因是掌柜的吩咐，叫他好好看守铺子。单单这一项，就可以看出他奴隶性的深度。 　　“‘开封现在的情况怎样？’

“他挤了挤红烂的双眼，干咳了一声，说：‘嘿嘿，太平了，也就算太平了。’

“‘日本兵纪律好么？’

“他露出麻木的神情，卑屈地笑着说：‘反正他高兴怎样就怎样，咱老是一个赔笑脸，他们高兴了也很和气哩。’

“随后，他絮絮地说起‘太平’的开封来。

“‘往开封的人，一进堤圈，便是搜，不论男女，浑身哪里都摸一遍。你带的中国法币，他强迫换成他们的钞票。不过有时候带钱多了也会送命，他说你要搞活动。’

“‘进城要给他们敬礼是真的么？’

“‘呃，那是他们老日规定的礼节。弯下腰，屈下腿，右手摸住膝盖以下……要看他高兴不高兴，高兴了他就马马虎虎，不高兴了就罚你跪在那里或用藤条敲你的脑袋。’ 　　“‘买东西呢？钱照给么？’

“‘这得碰运气。只要他高兴，有时候价也不还；不高兴就坏了，不管值多少钱，掷下一块钱就走。’

“‘你们不争议么？’

“‘谁敢？只好白瞪瞪眼。’

“随后，他滔滔不绝地说了：

“‘譬如在街上走路吧，你和老日碰着头，你要是赶紧给他躲路，那就糟了，他说你故意躲避他，是不亲善，有二心。有几个人都是这样被杀头的。’

“‘深夜里，顶好是不在街上走，这时候老日喝醉酒，谁也管不住，高兴用刺刀刺谁就刺谁！’

“‘龙亭湖那一片，都是日本窑子，穿着木屐，满湖旁都是夸塔夸塔的声音。街上的太平缸里，老日们随便在洗澡，不管有女人没女人，他们都一丝不挂。他们用一块白布裹住下部，在街上骑着自行车乱窜。’

“‘有学校么？’

“‘人都跑光了，学生是强迫按街缴纳……’

“‘他们不占民房么？’

“‘日军过境，商民得腾出临街的房子来欢迎，院里屋里，地下都铺着棉被。’

“够了，我扬起手，不愿再听他对于这‘太平’的描绘。

“自此以后，我再想到开封的时候，那龙亭、湖堤、铁塔、月夜，便都蒙上一块更暗污的黑帕，使我的忆念化为压在心深层的愤怒。”

1940年10月，李蕤在《黄河》发表《怀念开封》

《未死的北平》是李蕤写的另一篇城市记忆。李蕤曾经有多次机会亲赴北平，但一直没成行。北平是比开封更大的伤口，只可惜国内这么多作家也没有好好写写，我所知道的只有两篇，老舍的《四世同堂》和李蕤的新闻纪实，写了那个圈封的日子。后者远没有前者出名，但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早早鼓舞了中国读者，鼓舞了游击区的人民。

这是一幅没有一点虚夸的反抗者的素描，也是民国政府做着无力但也悲壮的反抗的记录，后来我们知道许多的故事都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

李蕤写这篇时内心一定非常激荡。卢沟桥事变，北平城头变幻大王旗时，李蕤和爱人正被战火隔离，他遥望和苦想爱人宋映雪，内心充满复杂的心绪。那一年是怎么过去的，每个中国人都被战火考问，李蕤和爱人真真地在心里与这个民族共生死了，这是历来书生最好的走向，“达则兼济天下”，可他们是达与不达都牵挂着祖国。这种经历和心历，足以让现在的年轻人感受一场信念的洗礼。

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被占后，李蕤离开了在读的河南大学，到郑州《大刚报》当了一名战地记者，1938年春，他从徐州战场突围出来，又和爱人相聚会在战火之中。 　　1938年9月，他们在南阳简单举办了婚礼。他们在结婚纪念册上写下：“在祖国遭受着空前的苦难，全民族和敌人作殊死决斗的现在，我们把相爱5年的心，结上了牢牢的结子。现在，迎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满地的鲜花，而是残破的河山；交织在我们心中的不是鸟语虫声，而是拍天怒浪。光明与丑恶、耻辱与自由，我们正置身在分水的激流中。”

国难中的爱情给人苦甜之时，李蕤写下了《未死的北平》：

我们的特务工作人员，在北平的是不可数计，敌伪奸佞，常常神不知鬼不觉的倒在血泊里，因为这种缘故，敌人的检查，特别严格，有时便毫无原因的关了城门，断了行人，停了电车，搜查起来。

有一次，一辆电车正在运行，日本宪兵命令停下来，检查上面的旅人，命令这些人一齐跳下电车受检。这电车里面，恰好便是两个特务人员，身上带有手枪，怎么办？他们真算大胆，随手把手枪抽出，塞到剪票员的怀里，跳下车来听日本宪兵检查，结果当然什么也检查不出来，检查完后，他们又安然上车，从剪票员怀里取出枪来。

我们一定会问，剪票员是和他们同谋么？并不，那么，剪票员为什么不喊呢？原因是，在北平，我们的特工人员潜伏的非常多，剪票员如果喊了出来，随时他们的性命便会完结。同时，他们都是中国人，是日本的雇员，他们还有良心。在心里他们是同情着这些秘密工作者。

西直门虽然站着守卫的伪军，但对于他们的便衣侦探，向来是特别宽大的，他们向腰间一摸，摸到手枪，问声：“伙计，几个？”他们随便回答一下，只要数目不是太多，便放行了。

教育界有识之士，有志之士，都不替敌人工作，每年大学招生，学生们总是先投燕京、辅仁这些教会学校，投考北大、师大的寥寥无几。前河南大学校长杨丙辰宁愿赋闲，不往北大教书，诗人俞平伯留在那里蛰居经营，不肯接受周作人的聘请，虽然和周作人他们过去是莫逆之交。

叛逆的文化人，他们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极受一般人的憎恨，同时也极受敌人的轻视。因之，他们的生命毫无保障，随时有被击毙的可能。所以他们每日都生活在战战兢兢中。 　　有一个伪中学校长陈某，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坐着黄包车，经西单牌楼，到一个小巷口，逢到一个青年，腰间掏出手枪，对准他的脑袋，他吓得举起手来，那青年说：“你不值一颗子弹，你好好反省好了。”说后扬长而去了。

第二天，这位老家伙便上了辞呈。

　 1942年5月16日，李蕤在南阳《前锋报》上发表《未死的北平》

《未死的北平》发表在1942年的《前锋报》上，是李蕤少有的一篇格调比较喜气的纪实。纵观他抗战八年、十年的为文，阅历了太多的流血和死亡，总的格调是沉郁的、悲凉的。纵然他的本性不是慷慨悲歌之士，也实在写不出柔润的田园来。 　　

为死者代言

《代死者发言》，是他很沉痛的一篇，也是很畅快淋漓一篇，把作者的一片良心表露无疑，虽发表在1946年，但从不把卑微的死者忘却和归于无，一切都如良心进入了作者的记忆，这正是文学的魂灵。

作者的第一个血的印记，是郑州的第一次大轰炸。郑州附近的大街小巷，到处尸体横陈，其中有一个，被炸落的头，倒嵌在屋椽之间，双目尚启。以后，在徐州、在武汉、洛阳、南阳，当然又经历过百次以上敌人的血洗，又盖上无数的血影，但那一个双椽间倒嵌的人头，却永远在记忆中泅泳，不能拂去。

李蕤写道：徐州会战的时候，他以记者的身份，见到了更多的鲜血，有两次印象最深。一次是在汽车中，看到攀进车门的一只血拳，那是一个伤兵的。因为押车的人不准他乘坐，他便“跨”在车门外面，一只手在里面死也不放。这只血拳，肿胀得和升子一般大，血肉模糊。因为他下车去的时候车子未停，所以始终不曾看到他的面貌。这只血拳便在心里生了根，不能忘记。

作者写的另一段血的记事给我印象很深，我觉得真像《辛德勒名单》里一段凄美的音乐，是一种别样的无奈，别样的生死离别，把李蕤百转千回的爱怜弱者、痛惜百姓的人道心性表达得很充分：

“徐州失守的前夜，我们突围西行，那时敌人的飞机日夜轮番轰炸，车站一带形同鬼窟，而天快黎明，机声已经轧轧的时候，车站月台上还横三竖四地躺着几百个重伤兵。他们的命运是可以猜想到的。那几百伤兵的影子，以后便成了脑子中的化石，永远不能遗忘。”

我也老在想那几百个重伤兵，他们的灵魂今在何方？当日本人涌来的时候他们遭遇了什么？他们的亲人知道他们的境遇吗？他们的家乡在哪里，他们都是谁家的农人子弟…… 　　逝者长已矣，生者永悲戚。这个民族积了太多的悲凉泪水，苦难俯拾皆是，抗战不仅仅是我们后来所津津乐道的五大会战，美国的原子弹，也是这个民族性格和心灵的磨难，与我们后来又爆发的各种灾难暗通款曲。就像李蕤写的，“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灾，河南有三百万人尽完他们的国民义务，然后饿干、死掉。这中间，人吃树皮、吃草根、吃观音土、吃雁粪，一直到杀食亲生儿女的事成为惯常。人死如同秋日霜后的落叶，使人无法再有鲜明的记忆。然而仍有几个印象，特别鲜明：偃师西公路的边缘，一个刚埋的女尸，因为埋得太浅，地面上还留着披覆的长发，随风飘动；临颍的路上，看到一条完整的手臂，在奔犬的口中左摇右摆；另外还有一个，便是灾后的第二年，从上蔡经过，上蔡的北门边刚僵死一个农夫，身上还背着蓝布钱褡，里面还装着八亩半的地契。

“够了！够了！这一类的记忆，这一类的材料，并不是新鲜的。八年的抗战，把每个人的生命精萃尽消三分之一，每个人都不知多少次出生入死，这一类的记忆，谁都会叙述两天三夜的。

“上面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既没有领过胜利勋章，任何史册上将也不会记载他们，他们是千万人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

然而，也惟其如此，所以我们觉得对于这些尸体，这些鲜血，更不能忘怀。我常常痛苦地思索，抗战胜利后的国家，将以什么报答他们？

“我们不能让无情的时光，把这些人的血平白冲刷下去。我们必须把它埋在心里，深深思索，并且替他们发言！

“我们是胜利了，但才只一年，死的人尸骨未寒，活的人还饥寒交迫，无衣无食，到处是一片废墟，建设还毫无踪影。海外的华侨，胜利后被轴心国附庸屠杀，现在连日本人也又开始屠杀起他们来……在这情形下，内战却又如火如荼地大规模展开，这是如何令人悲愤的事！为抗战而死的人，是绝不瞑目的！

“血不能白流！有良心有正义感的每一位国民，应该自己发言，并代替千千万万死难军民发言。我们要坚决反对少数蝎蛇啮食尽胜利之果，并再把人民推进内战的血泊之中！”

一捧简素的良心

李蕤最令我酸楚文章是《无花果树》。在抗战纪实文学中，甚至抗战文学中，我还没见过这么朴实、这么真情、这么个人化的文字，李蕤的意义被大大低估了，我曾放言，咱们的文坛因为他没有去过延安就低估他的意义，一篇一篇硬碰硬比比吧，其实许多文学大家没有他用“心”和人性，他的意义在于我们有了一种真正的悲美抒情，与许多大刀阔斧的抗战文字相映成趣。

他从不咬牙切齿，如果说有仇恨的话，他已上升到一种人性的高度，用透明流利的平明态度告诉我们，八十年前的事情。

请用心体会这篇《无花果树》的片断：

八年前，抗战的第二年夏天，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和一个绘画的朋友近邻。一有空暇，我们常到他那里去谈天。

每次往朋友家去的时候，总须穿过一条颇长的过厅弄堂，我经常碰到一个穿着月白色短衫的女人，在那里理炊。她大约有三十岁左右，身边时常缠绕着不高不低的三个孩子。孩子们大的有五六岁，小的两三岁，都很活泼可爱。据绘画的朋友说，她是河北定县人，她的丈夫是邮局的职员，在火车过潼关闯关时被日本的炮打穿了胸膛，她便流落异乡，景况很凄苦。这个女人每天要到某小学去教书，回来还要自己炊饭，自己照顾孩子。

“在抗战中，中国的妇女可算是经过了一个大锤炼，杰出的妇女真不少哩！”朋友在叙述后赞叹着说。

日子久了，大家也都成了熟人，见面也打招呼。特别是一群孩子和我们最要好，常常跑到我们那里看画报，听故事。他们都会唱很多的歌子，据说这都是他们的妈妈教他们的。 　　有一天，刚刚下过雨，天特别晴和，她的最小的儿子小明，在我们的院子里玩，我们买了些花生米给他吃，他一边吃，一边给我们唱“向前走，别退后”。忽然，一声凄厉的警报响了，它说明敌机已经逼近上空。于是，我不假思索，便抱上小明往城外跑，小明也乖得一声不响，紧紧搂着我的脖子。

我们还没有跑出城，带着红膏药的飞机已经到了上空，并且开始投弹了。我们跑到一个较为荒僻的菜园里，胸口贴着地伏在菜园中。远远近近的爆炸声沉重地传过来，有时震撼得人都要离开地面。

一阵冰雹的爆炸后，全城都笼罩在浓烟火雾之中，日本的飞机飞得很低，不仅太阳徽看得清清楚楚，连驾驶员也看得非常清楚。他们自然非常放心，这里没有一架可以起来和他们作战的飞机，也没有高射炮的设备。他们轮番轰炸，轰炸之后又扫射，扫射之后又照像，然后才逍遥自在地飞去了。

进了城，城里到处是哭声、喊声，许多房屋，还正冒着熊熊火焰，残砖碎瓦，焦梁断柱，到处一片凄凉。多少在半点钟之前还是温暖的家，现在却什么都没有了。

街上的尸体，横三竖四地躺在血泊里。一个孕妇，肚子被炸破，胞胎已经一团模糊，但她却还没有死，两只手向空中抓着；一个挑水夫，大约是轰炸时靠着小巷的墙立着，头被整个炸成酱，粘在墙上，一边还静静地放着他一点钟前打好的一担水；有一家，人已经都炸死了，两只山羊，却还活在废墟中，偎依做一团，索索地抖个不住……有的地方，人在呼天抢地号哭着，有些地方，人们两眼发直地在砖瓦中深掘着亲属的遗体，电话兵在忙碌地整理残断的线，防护团在穿梭般往来寻抬死人。

为了怕小明的妈妈操心他，我不敢多看，抱着小明穿过拥挤的人丛，往他的家里走。我想：他的妈妈也许正在东奔西走地找他呢。

走到他的门口，见有许多人出出进进，有些人还用手巾掩着嘴，脸色很难看，我便赶快闯进去。

天啊，那个长长的过厅，什么也看不见了，那里变成了一个几丈深的大坑，放在那过厅的小明家的锅灶，已没有一点痕迹，再看小明他们住的屋，也变成了大瓦砾堆。许多人环立着，有些人在叹气，有些人在瓦砾堆中向下面挖掘。

第一个映入眼睛的，是一个女人的上半段的尸身，因为尘土已经蒙得很厚，面目已不好辨认。但从月白色的衣衫片和头上的双辫，立刻可以辨出是小明的妈。另一边是小明哥哥的尸体，只看见童子军服装，头部已血肉模糊，另一边是小明的六岁的姊姊，尸体很完整，大约是撼震死的。

他们住的院子中间，有一株两人合抱的老榆，没有炸倒，但皮已大半削去，枝条都成了焦黑色。当大家举目上望的时候，发现榆树的顶端，挂着一缕月白色的衣衫破片，一条血淋淋的大腿，在树梢的杈上悬挂着。

画画的朋友看到我，拉我一把，我们便赶快把小明抱出去，交给我的家人，然后又回去帮助料理那些不幸者的尸体。

小明便由我们寄养着，最先用谎话欺骗他，不久便把他送到一个“孩子剧团”里。

这事发生后，那女人的面貌、笑音、衣服，便时时浮上我们的脑际，常常使我们失眠。 　　四五天后，我们的院子里常常嗅到一种奇特的气味，一阵风吹过，送入鼻管，便想作呕。什么东西呢？却一点想不出。

后来，无花果树的下面，常常有喜鹊在边飞边叫，我们想，也许这树里有蛇吧，便用竹竿打了几下，忽然，“扑嗒”一声，一个东西落下来了，原来是一只女人的胳膊。

肉已经腐烂，但那上面却还残存着月白色的布衫旧片。呀，原来这是小明妈妈的胳膊，隔着一个院子，被炸弹扔到这个院子的无花果树上的。

……

现在，我又到了这小城，又住到这院落，又看了这棵无花果树。

我又想起了那只胳膊，那个女人，她的一群孩子，她的因为跑火车而死了的丈夫。 　　小明已经长大，听那朋友说他已经做了工人，半工半读。但究竟现在是什么模样，却不知道。 　　这样一个家，如果不粉碎的话，是相当幸福的。但他们在抗战中死掉了，而且如此惨，无花果树便是证人。

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报偿呢？小明将得到什么报偿？

我望着那个老证人——无花果树，不禁沉默起来。

青年李蕤

记叙弱者，记叙无名者，记叙逝者，这是李蕤在长长的战争通道中跋涉时所做的，他也几乎一无所有了，一身伤痕，他也在人海荒原中苦苦挣扎，但他从不因自己的苦难而吝啬施与别人多了一点良心，像他的朋友、美国的记者作家、米勒氏报总编鲍威尔说形容他的，“记者的责任”。为了秉笔直书，几乎把命丢了。为了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他在生命还没充分成熟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现在的文学家更需要一个良心，文学和新闻从来都是良心的基座，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但现在，已经复杂变形得无以复加了。

读了李蕤的抗日画卷，我们除了全面感知了一个丰富真实的抗日中国，也感受到了一捧简素的良心，在历史的幽卷中闪烁着晶莹的光。这可能是李蕤最大的意义，我觉得。

作者简介：沙林，自幼在河南新乡长大。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任北京《中海油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