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劝退师”到底该不该存在？你怎么看

作者：宋利彩　　来源：中国妇女报

“小三”，本是通过互联网流行起来的一个词，是对插足已婚家庭的“第三者”的一种轻蔑贬称，且通常为女性。

然而，这样一种具有明显歧视意味的称呼，正在“成就”一种新的热门“职业”——“小三劝退师”。在搜索引擎输入“小三劝退师”，相关链接近八万条，地域也覆盖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安徽等多地。

今年10月，“第二届中国婚姻家庭咨询服务行业高峰论坛”在上海举办，论坛期间，论坛主办单位“维情国际婚姻医院情感诊所”（以下简称“维情集团”）制定并推出专门针对“小三劝退”服务的“中国婚姻家庭咨询服务行业公约”，开通了全国“小三劝退”服务质量投诉热线，并开设“小三劝退”实操培训，学费更是高达令人咋舌的30万元。

“小三劝退师”遂成坊间热点。

“‘小三’劝退并不是今年才开始做的，我们公司从成立以来一直都在做‘小三’劝退的咨询和服务工作。”维情集团总裁舒心说，他成立公司的动机，就是因为看到了婚姻当中的“商机”——那些发现丈夫出轨又想保护婚姻的妻子常常求助无门。

舒心是中国最早一批拿到“婚姻家庭咨询师”证书从事婚姻家庭咨询的人。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嗅觉灵敏的商人。当商人发现了社会婚姻家庭中潜藏的“商机”，并尽可能地利用他所掌握的各种资源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时，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质疑。

如何“劝退”“小三”

28岁的康纳是深圳一家“破镜重圆公司”的老板。从2012年起，这家公司就开始做夫妻或者恋人之间“破镜重圆”的服务工作，即劝退第三者。

在康纳的劝退工作中，一种方法是“移情法”——通过为第三者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圈，一旦有更好的潜在对象，第三者就很容易放弃充当别人婚姻中不太光彩的角色。

无独有偶。在成都从事婚姻挽回工作的罗荣，在劝退第三者的过程中，会安排不同的人与第三者接触，交朋友，甚至派出“高富帅”来“挖墙脚”，离间计、苦肉计……36计都可能用到，“但绝不会采用跟踪、偷拍、威胁等违法手段来赶走‘小三’。”罗荣对采访的记者说。

与此同时，一些“调查公司”“侦探公司”以及“咨询公司”等长期游离于国家法律和监管的边缘地带的企业，趁势改行，转型成为“小三劝退公司”。

而在“小三”劝退这一领域，被媒体密集报道的，还是维情集团的舒心和他的首席咨询师明丽。

据明丽透露，自公司创办15年来，他们的团队成功挽救婚姻5136对，劝阻婚外情5859对，分离“小三”6270个。有记者算账，假设全年无休，他们平均每天至少能让1.65对男女复婚，拯救3.65个家庭，挽救1对婚姻，分离1.5个“小三”。

据介绍，他们劝退“小三”常用的有四种手段：一是帮助“小三”找到更好的男性；二是帮她安排工作、生意，让她离开本地；三是通过她的长辈、朋友来说服她；四是让“小三”发现男方的缺点以及男方隐瞒的事实。

为此，他们常常需要出动一个团队进行工作，少则3人，多则七八人，成员风格不同，背景迥异，负责在不同环节扮演不同角色，通过劝服、施压、催眠、离间、利诱等不同手段帮助原配劝退“小三”。

完成一套繁复的劝退工作流程，通常需要6～8个月，收费30～60万元。公司会为团队里的每一个“演员”精心设计剧本、场景、台词、表演风格。“这也是我们开价如此之高的原因，因为不怕麻烦、舍得投入，才能实现最好效果。”明丽对记者说。

在明丽和这家公司的劝退师们看来，每个委托的最佳结局，莫过于先做通“小三”工作，再由“先生”支付数额不等的补偿费用，最后满足“太太”的要求，然后三方皆大欢喜，他们获得高额的委托费用，又成功挽救了一个家庭。“然后我们会再撮合匹配的男人和‘小三’相识、结婚。我们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弘扬正能量。”她总结道。

饱受争议的“小三”劝退师

明丽也经常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一些受到帮助的委托人对她充满感激的信息，然而，这种在她看来“构建和谐社会、弘扬社会正能量”的工作，事实上却饱受争议。

刘伟民是广东省婚姻家庭咨询师协会会长，他也应邀出席了旨在为“小三”劝退制定行业标准的“第二届中国婚姻家庭咨询服务行业高峰论坛”。事实上，他却非常反对所谓的“小三劝退师”，认为这“简直是胡闹、笑话”。

在刘伟民看来，“小三劝退师”的这种称谓是对妇女特别不严肃的称谓，是对女性的歧视。并且，在法律上对第三者的界定是十分严谨的，必须有相关的证据，如果仅仅根据委托人的一面之词认定某人为“小三”，在法律上有诽谤的嫌疑。而且，在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到目前为止没有所谓“小三劝退师”的执业资格证书。

明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小三劝退师”实际上是立足于婚姻家庭咨询师基础上的专业细化，工作其实多为咨询师兼任。而婚姻家庭咨询师有入行门槛，就是必须持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婚姻家庭咨询师证书”，但仅有证书，没有经验，并不能直接做咨询师。

著名婚恋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一筠教授是舒心的老师，两人私交甚好。即便如此，陈一筠也旗帜鲜明地表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目前没有“小三劝退师”这一职业，婚姻家庭咨询师不是“小三劝退师”，“小三劝退师”不是名正言顺的职业，而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永远不可能出台这样的职业

“‘小三劝退师’是媒体炒作出来的概念，在我们企业内部就是从事‘小三’劝退工作较多的婚姻家庭咨询师。”舒心日前在接受中国妇女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他看来，不管是“小三”还是“情妇”，只是对第三者的叫法不同而已，都是插足别人家庭，可以“人人喊打”，只要具备劝退“小三”的能力，完全不需要什么资格证书。

其次，刘伟民说，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劝退“小三”的操作手法有涉嫌违法和违背社会道德和公序良俗的嫌疑。在他看来，劝退“小三”经常采用的所谓的“移情法”就是找一个帅哥，引诱“小三”，让“小三”出轨，拿到证据之后进行离间，从而达到“小三”劝退的目的。

“这一过程涉嫌侵犯第三者隐私权。”长期从事婚姻法学研究的刘伟民说，“从民法通则来讲，职业行为要遵守法律秩序和公序良俗，而用扮演角色、隐瞒自己真实身份的方式，属于民事的欺诈行为，是无效的，不为法律认可的。这个过程干预到第三者正常的生活。不管是在法律上，还是从心理学和道德上，‘小三劝退师’的提法和操作，我们业界是坚决不认可的。”

对此，舒心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在民事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而衡量一个企业的行为是否被认可通常有三个标准：第一，消费者协会有没有人投诉；第二，在法院有没有被起诉；第三，有没有110经常上门处理纠纷和冲突。他的企业从未被投诉或者起诉，也从来没有麻烦过警察。

刘伟民认为，劝退“小三”收取高额的费用，动辄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在普通婚姻家庭咨询师收入并不高的情况下，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市场秩序也损害了行业行规，甚至有将婚姻家庭咨询行业带入歧途的危险。

陈一筠也认为，在媒体的宣传上，“小三劝退师”俨然成为暴利行业，一个小三劝退师的培训要30万元学费，在付出高额成本之后必然追求暴利的目的下，所谓的“小三劝退”就很难做到公平合理合法，为达目的，势必就会使用一些不合法的手段甚至进行诈骗。

同样的，舒心对此也有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一个劝退团队每天的费用支出是各种各样的，包括工作人员的工资、工作期间的吃喝差旅等活动费等，企业的利润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么高。并且，既然委托者肯拿出这么多钱解决问题，说明他们觉得这个钱花得值，“周瑜打黄盖”，外人也不必太过置喙。而高额的培训费，是为挡住一部分没有诚意的人涉足这一行业。

陈一筠说，在一段婚姻关系中，第三者可能是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也可能是婚姻关系破裂的结果，过错方并不一定全在第三者，婚姻家庭咨询师在处理婚外情问题时不加具体分析地一味劝退“小三”，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而且，陈一筠说，我国的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要相互忠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的是婚姻关系内的夫妻双方，而没有禁止单身者与他人同居的自由。“‘小三’劝退单把第三者当出头鸟来打，不公平，要劝退的应该是有配偶的一方，或者说有配偶而出轨的一方才是我们婚姻家庭工作者要帮助的重点。”陈一筠说。

“不管是婚姻法还是婚姻家庭咨询服务，所调整和服务的都是家庭内部的关系，并不涵盖家庭之外的其他关系人，当然也不包括‘小三’。”陈一筠说。

舒心在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并不是什么客户都接。他拒绝“三无”客户。三无，即“无性无爱无利”的家庭，没有爱的基础，男人对家庭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和帮助，即使腰缠万贯也不花一分钱给家里的。一旦接单签合同，舒心和他的团队有九成的把握成功。舒心给出的数据中，劝退“小三”并修复夫妻感情的成功率为98％。

但是，舒心日前在接受中国妇女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劝退师劝退‘小三’，就像律师接案子、医生接病人一样，律师明明知道这个案子赢不了，医生也明明知道病人得的是不治之症，但如果当事人非要打官司，病人坚持治疗，律师能不接案子，医生能拒绝治疗？”

劝退第三者是否“对症下药”

“‘小三’劝退师之所以为业内特别关注，是因为在婚姻家庭咨询工作中处理的外遇问题确实很多，不说百分之百，10个有问题的家庭，至少8个和外遇有关。”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婚姻家庭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北京维爱婚姻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说。

王军的名片上，列举了公司的五大业务范畴，其中包括婚姻挽救、劝退“小三”、修复婚姻、外遇矫治等。

但王军在处理“小三”问题时，倾向于在咨询室内解决问题，只有在委托人无法把配偶带到咨询室的情况下，王军才会采取通过场景设计，正面或者侧面与委托人配偶见面、交朋友的方法进行迂回，其目的还是把出轨者一方带到咨询室进行具体的帮助、疏导、疗愈。

“只要双方都愿意回到解决问题的层面，愿意一同面对问题，问题就不成之问题，就都可以解决。”王军说，通常，夫妻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之后才会出现外遇，因此，解决“小三”问题的重点在于夫妻关系的调整和重建，夫妻关系没有问题，“小三”问题通常就可迎刃而解。至于其他的劝退方法，王军坦承，“我不具备那样的能力。”

“婚姻家庭咨询师是一个‘走心’的行业。”王军强调，就像医生治病一样，婚姻家庭咨询师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疾病的预防上，而不是专治“小三”这样下游的工作，等于婚姻得了“癌症”之后再进行干预，这样即使“治愈”了，家庭也会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她说，现代人不能再做“自然人”，在进入婚姻之前，除了在婚庆、婚纱照、房子等上面进行投资，还应该对婚姻本身进行投资，学习提升爱的能力和经营婚姻的能力。

“业内已经形成的共识是，任何婚外情的产生都是源于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由于双方长期不沟通或者沟通不畅，导致双方内心的真实诉求得不到满足，一方就可能在某种时刻在外面寻求补偿，这种补偿可能是心理的也可能是身体的。”刘伟民说，所以，婚外情的疗愈，首先要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构建新的夫妻相处模式，如果夫妻内部的问题不能解决，即使劝退了一个“小三”，还可能有第二个、第三个……

刘伟民说，婚外情的疗愈，业内有很多详细的辅导、帮助的技巧技术以及很丰富的成功个案经验，很多篇专业文章也谈到了如何应对婚外情。“这些都是婚姻家庭咨询师处理婚外情问题的可操作准则、方式和技术，都是现成的，而不要另外炒作一套什么标准。”刘伟民说。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中华女子学院婚姻家庭咨询中心主任罗慧兰说，婚姻家庭咨询包括婚外情咨询，但是有一套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目前“小三”劝退师所运用的手段不是运用咨询的手段，不符合我们的职业道德和规范，很容易触碰法律的底线。所以，“我个人不认同所谓‘小三劝退师’和婚姻家庭咨询这一职业有任何相关的地方，对于促进婚姻家庭和谐也没有实际意义。”罗慧兰说。

虽然如此，刘伟民说，“小三劝退师”的商业炒作对中国的婚姻咨询行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很多求助者把“小三劝退师”等同为婚姻家庭咨询师。实际上，“小三”劝退工作就是婚外情的矫治，是婚姻家庭咨询当中的一个点。用一个点涵盖了婚姻咨询师所服务的范围，对这一职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小三劝退师的炒作也对民众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好像生活中全是“小三”，婚姻家庭咨询行业全在做“小三”的工作，其实不然。

事实上，刘伟民说，婚姻家庭咨询行业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公益性和社会性，其次才是市场。公益性和市场相结合才是婚姻家庭咨询行业的出路和发展方向。“婚姻家庭咨询的初衷和使命是要用爱心帮助有困难的家庭走出困惑，构建和谐幸福的婚姻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和谐，这种使命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刘伟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