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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迷笛人今天说点儿“电视上不让播的”

标题这句词儿的版权是郭德纲的,“电视上不让播”这件事儿在上周以前基本上只属于小剧场相声,但在上周六后,中国摇滚乐也终于享受到了同等待遇。

这不是说以前电视上让播滚乐,而是摇滚乐这事儿,电视媒体压根儿就没拿正眼儿瞧过你——你连“不让播”的资格都没有过。

老迷笛人今天说点儿“电视上不让播的”

崔健把“痛仰乐队”带上了东方卫视《中国之星》的舞台。

“痛仰乐队”在节目上露面儿的全过程是这样儿的——“下面我们有请痛仰乐队!”“感谢痛仰乐队精彩的演出!”——演出在哪儿呢大哥?我以为我们家电视卡了呢,大哥!

事实上“痛仰”演唱了一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是恩格斯的原创,被列宁毛泽东和“痛仰”等大V竞相转发,但周六节目播出的时候,东方卫视没敢转——他们一字不留地给掐了。

“痛仰”最终拿下了一个奇低的票数,并且在后面的节目中被主持人屡屡强调目前得票最低的是“痛仰乐队”。仿佛始终没能合上群儿的摇滚乐,躺倒在大众娱乐脚下,被反复鞭尸。

又仿佛十几年前,初到心中的摇滚圣地北京朝圣的小镇文艺青年,在政治中心天安门、经济中心CBD、时尚中心朝阳路、科技中心中关村、约炮中心三里屯、宇宙中心五道口的繁华街巷中迷失自我,被孤独反复鞭尸。

他回到二环路边某个地下一层半地狱般终日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听着这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时那个乐队叫做痛苦的信仰。

那几年的迷笛音乐节,是痛苦地坚守着信仰的人们的聚会。每年的五月一日,他们从这个城市各个脏乱不堪的角落地下爬出来,破土而出,脸上挂满兴奋和期待。

他们从各个方向汇聚到迷笛音乐学校的礼堂里,后来是香山雕塑公园,再后来是海淀公园。见面之后,他们坐在草地上,从各自的背包里掏出笔记本,纸的那种,抄写彼此这一年来写下的诗。

老迷笛人今天说点儿“电视上不让播的”

那时候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不太合群儿的一帮人,看上去奇装异服、行为古怪、大多数时候没什么表情,基本上还特穷。在那个年代里,路上的行人会默默绕过他们,甚至在背后指指点点,关心他们的人,只有片儿警和城中村里的房东老太太,他们是这个城市里的异类。

他在出版社里做着一份月薪800的实习工作,被发配到库房里扛书,并且美其名曰“体验一线生活”。每天带着一身掸都掸不干净的土回到地下室,绕过悬挂在走廊里的内衣和内裤,他在诗里写下的,全是欲望、愤怒和“总有一天,我要住到这上面去”。

那时候摇滚乐队扎堆儿的树村里,一到饭点儿人们就开始饿着肚子挨家挨户地串门儿,每天都有人在丢东西,丢掉一盘儿磁带可以让人难过上一个礼拜,而丢了一个效果器,那几乎宣告了一个年轻人理想就此破灭,他再也凑不出一点点钱来继续自己的音乐梦想,只能乖乖地回到家里,像斗输了的野鸡,在父母面前垂头丧气。

那时候蓝旗营几乎每个晚上都在打架,五道口每个以“摇滚青年”自居的年轻人,在没有迷笛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在心里把这世界操上一万遍。那时候世界对我们越凶,我们对世界越凶。

在树村里诞生的许多,像《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样的歌儿,成为一拨儿人不服不忿的青春写照。这些歌儿里满载着鸡血,却不含防腐剂,所以这首十五年前的歌儿在电视观众面前得到的反应基本上是“不可理喻”。也难怪,十五年了,别说是鸡血,就算做成血豆腐,也早就难以下咽了。

别说是电视观众,若不是惦念青春,恐怕连我们自己都咽不下去。那些愤怒早已渐行渐远。

有个他非常喜欢的乐队遇到了歌词上的障碍,想跟他聊聊天找找灵感。他没敢接。他怕两个老男人相遇,两张坛子脸相对,什么“酒杯碰在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实在是太矫情了,在他的概念里,只有郭敬明团伙儿那帮磨了皮的锥子脸才有资格矫情,坛子脸有什么资格矫情。

老迷笛人今天说点儿“电视上不让播的”

再愤怒下去,热血下去,肉麻下去。嘿,还真对不起咱这张脸——难免显得有点儿装腔作势。

十几年过去,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迷笛音乐学校被海淀网友举报,遇到了一点点麻烦,这么多年过去了,对这群人保持关心的,除了片儿警和房东老太太之外,又增加了海淀网友。

只是我们和世界相处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张帆校长在事出之后彬彬有礼地配合媒体和警方的工作,然后心平气和地把学生叫到一起,耐心安慰,循循善诱。

在音乐节上,我们不再对警察和保安针锋相对、竖起中指,而是把保安举过头顶,让他们感受摇滚乐特有的“跳水”,而是和警察一起将人群中的小偷绳之以法,而是在音乐节结束的晚上列好队,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明年见。

这世界对我们越凶,我们对世界越宽容。

老迷笛人今天说点儿“电视上不让播的”

他早已经搬出了地下室,他的朋友们也正在去往中产的路上,他们订好了机票,准备月底飞向深圳迷笛。其实迷笛上早已不再有人互相抄录诗集,越来越多时髦的男女和春游的当地居民也不再能接受所有古怪的脾气,但当我们看到一个一脸严肃的中年人举着那面“夕阳红迷笛敬老院”的旗帜的时候,心中知道这些年来我们依然并肩成长,并初心未亡。于是他在公司16层的健身房跑步机上,动了写下这些东西的念头。

偶尔他站在地下室那栋楼的20层窗前,北望城市,一个念头会冒出来——如果整治一下小区里的地下室,环境会更好一些吧。但立刻他会杀死这个念头,因为在他的心中,无论我们身居何处,无论我们站上了哪个舞台——我们来自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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