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云烟丽梦

晚明末世，社稷飘摇。唯江南鱼米富庶，可勉称小康，身处世局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淡看前程似云烟，闲情偶寄以慰藉平生。

“南华”者，江南之繁华也。《南华录》熔史事、逸闻、文心、诗意于一炉，作者或精心考证，或信手拈来，徐徐展开江南繁华图景，既还原前朝生活，又以后人视角，将晚明士人生活史与国家社会发展史有机结合，深入剖析，图文并茂，使得读者得以浸淫其中，感受明人的真实生活。

读《南华录》，其中显现许多富商身影，当时有名的大收藏家项元汴、翁安国等人都出身富商。巨商汪然明更堪比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为朋友常常一掷千金，且细心呵护落难中的柳如是等人，为自己博得了一个“黄衫客”的名头。中国社会向来重农抑商，到了16、17世纪，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江南地区许多人开始经商，赚了很多钱，过去社会不放在眼里的生意人变成了有钱人。人有钱之后最想要什么呢？那就是有文化。真正代表一个人地位和品位的不是金钱的堆砌，而是书法、名画、文玩、奇石和花卉虫鱼这些和日常生活无甚关联的雅物。

商业化带来了社会的多元化，读书人的思想也变了，唐寅、徐渭、李渔、张岱……他们都曾心怀凌云之志，想要把己身卖与帝王家，然而理想之舟尚未远航便已碎裂，唯有长歌当哭、癫狂放纵，解脱了宦途的束缚，而一径奔向更真切的俗世。晚明文艺生活的内容显然与传统的目标追求，有了性质上的重大差异。对世像百态的津津乐道，对荣华富贵的渴望……尽管其中或许掺杂了小市民的庸俗低级，浅薄无聊，但它们是个人意识的苏醒，犹如《十日谈》之类的作品出现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一样，它们也是对中国长期的儒学正统的质疑和破坏。

本书谈到了柳敬亭，一个说书人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爱戴？汤显祖、李渔等人对戏剧、话本创作又为何如此痴迷？他们的作品“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他们所呈现给大众的，不再是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而是以描述生活的真实供世人消闲取悦。其中杰出的作品，如《牡丹亭》，更是有意地把“情”与“理”对立了起来。本书“终为水云心”一章剖析汤显祖的情幻世界，深刻地折射出当时整个社会要求变易的时代心声。市民文艺的粗俗根苗，终于在《牡丹亭》等作品中上升为典雅的浪漫之花，它们以不同形式反映了晚明时期的社会动向、氛围和意绪。

这是一个好的变化，也是一个坏的变化。亭台楼阁、画舫花船、夜宴歌舞、市井小曲、古玩名器，茶道花艺，在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中，上至王公贵胄、士大夫，下至市井小民，都安于闲逸散漫，寻求红尘乐趣，追逐物质满足，潇洒自在而弃绝忧患之想。中国人向来有以物寄情的传统，然而鲜少有晚明士人这样如痴如狂，而且仿佛得了集体性癔症。祁彪佳一边忏悔“营建藻翰，溺志歌舞”，一边倾力打造“寓园”，那是1642年，满清铁骑虎视眈眈，而江南的名士们仍然纵情声色，可见时代精神之堕落不堪。

晚明江南的尚奢之风，其实是某种程度的“绝望审美”。桃花扇底，南朝已逝，风流云散。后人如你我，唯有在《南华录》的泛黄故纸里，尚能寻得一丝繁华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