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眷村子弟要含泪投国民党？

本文来源：“你不知道的台湾”（readtaiwan）微信公众号转载自“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作者：杨庸一

看到王如玄（注：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眷村改建军宅购买案，爆出种种内幕，让我回忆起1966年离家来台北读书的一段往事。

我有半年多和北医的朋友租住在北医旁边的克勤新村，房东是四四兵工厂厂长退休。他把加盖多出的二间平房隔间小房租给我们，每间约有三、四坪。因与房东出入是分开，除了交房租时会交谈几句，很少有机会和他们聊天。只记得半夜时，常会听到冉肖玲唱着歌走回家的声音，这是我对眷村的第一印象。

后来，从报章、杂志中，才看到了「蓝蚂蚁」这个名词。对一个刚从乡下来的学生，我实在不了解它的意思，也无特别偏见。只直觉的认为也许这些穿蓝色制服的眷村兵工厂员工，在特定封闭的范围内，每天生活、工作、言行、举止规律划一，就像工蚁一样，才会有此不恰当的称呼。唯一让我感受到的是，这些人对外界似乎带有强烈的防卫心，对党国的任何批评，反应亦出人意料的激烈，如此而已。

直到1978年我到爱丁堡进修时，才首次知道眷村的状况。当时医院的院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苏格兰老医师。在他知道我太太和一个三个月大的小孩将要来同住后，破例的给我一间有小花园、庭院的医师宿舍。我的指导教授还告诉我，他把家中的一个房间分租给一对台湾来的留学生家庭（条件是他们有事出去时，他太太必须留在家里，因为他们有三个未满13岁的小孩，一定要有大人在家），还热心的介绍我们认识。

这位朋友是外省第二代，太太是本省人，小婴儿则因出生地而有外国籍。由于当时台湾去的留学生很少，两家的小婴儿又年龄相似，二位太太就开始熟起来，常常推着婴儿车出去。假日时，也常在我们家中聚餐、聊天。

在熟悉后，他慢慢告诉我他的一些背景、看法。他父亲是老士官长退伍，住在眷村，生活艰苦。1971年退出联合国后，家人开始非常紧张，因为被「恐吓」一旦台湾人起来后，会将他们赶到台湾海峡，而无立锥之地（这笑话是丑恶歴史的悲剧，相信在眷村成长，目前五、六十歳以上的人应多少仍有记忆）。

于是，家人竭尽所能，希望小孩能出国（到美国）。由于他是老大，成绩也还不错，考上南部国立大学工学院。这个重任，就落到他身上。大学期间，他因不太会讲台语，甚少与本省同学来往，生活圈也相对狭隘。毕业后，为了要较快速累积出国费用，就到中央山脉去插台电的电线杆（到深山做配电工程，辛苦但高薪）。晚上，就和工人一起喝酒、聊天，并睡在工地。

他试着学习台语，并慢慢的觉得台湾人并没有那么「可怕」。他在休假回家时，多次告诉弟弟要学台语，外面并不可怕，且工作较多、较有发展，但家人一直不相信，坚持在兵工厂做工。

随后，为赚取高薪，他又随荣工处到沙乌地辛苦的去盖道路等工程，等存到足够的钱后，他就到加拿大留学并结婚。由于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已改，学生签证改居留身份不易，因此，在生完小孩后，就改到英国读书，希望读完后改到美国。讲到这段漫长的艰辛奋斗过程，他告诉我，他才真正了解和体验到做为眷村荣民子女的悲哀。

他对两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和愤恨不平：

一、为什么国民党对这些追随它出生入死的老兵和他们的子女那么残酷？让他们在眷村的围墙内，只能过着几乎与外隔离的穷困生活。此种封闭，注定让无背景的人和他们的后代，只能终身依附在兵工厂做工、考士校或当低阶士、官、兵。

二、他气他的弟弟和眷村的后代，为什么不尝试走出围墙，去找寻和开创自己的未来？这是我首次听到和了解到眷村内辛酸的一面。

1979年，美、中建交和美、台断交，台湾陷入恐慌，申请美国留学签证的人大增，却因财力证明很严，很少人通过。他虽已申请到美国长春藤名校，却担心台湾护照的审核可能很严，加上财力证明有困难，可能无法获准。于是我就把存款暂时汇给他，在拿到存款证明后，我陪他去美国领事馆面试申请留学生及携带家眷的签证。

我在车内等了不到二十分钟，看他面无表情的走来，我以为完蛋了，没想到他坐下来后，吐了一口大气告诉我，移民官看了他的入学许可和财力等证明后，就跟他恭喜，并在他的签证和太太、小孩的签证直接盖上五年和多次入境后就结束了。他面无表情，是因他预想了一大堆说词、理由，准备为面临被拒绝的的审问奋战，没想到却完全没用上，使他几乎呆掉了。稍后，我们回台，他们全家也顺利赴美了。

在我的印象中，只依稀记得，当老旧眷村附近开始发展后，往往就被迁村到另外较偏远的地方，重头开始。外界也甚少注意到此种现象。后来，我才慢慢发现，让一群人维持孤立、吃不饱、饿不死且难以脱困，是控制这个团体的最有效方法，因为，除了死心踏地跟你走外，他们还能怎么样？

这差不多已接近「习得性失助」理论（learned helplessness theory）的具体呈现。尤其，人为的应用在任何个人或团体上，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皆是一个不道德、不人道和相当残忍的方式。也让我真正了解了那位眷村朋友的悲哀和愤怒。

当初的克勤新村，相信已经消失了，因为四四兵工厂、靶场，如今已高楼林立而成为台北地价最贵的地区了。只是不知道，当初那些眷村荣民、子弟、兵工厂的员工，是否仍有幸住在东区，或者，早已四处奔波而自寻生路了，已不得而知。

眷村的血、泪，就像二二八的悲剧一样，是扭曲政治下的牺牲品，也已成为台湾历史无法分割的一部份。军宅、眷宅风波，让我想起了那位眷村朋友。他虽然生长在封闭的眷村，却勇敢的开放自己，并将血、汗流在台湾美丽的高山上。我们已近四十年不见了，以他的能力、刻苦，相信在美国的成就应无问题，小孩应也已事有所成。

不管是否已落根美国，他都是值得骄傲的台湾子弟。唯一让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即令已遭受超过一甲子的不公平待遇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孤独的荣民和底层的眷村子弟，在统帅已逝、精神已失下，依然还在高喊含涙、含血、含恨票投中国国民党？